對於全球新聞業，2023年是個歹年冬。以美國為例，垂直數位媒體集團Vox Media、G/O Media紛紛裁員；影音媒體Vice、CNBC都縮減營運規模。讓人訝異的是，近年勵精圖治的《華盛頓郵報》，未犯大錯，但三年驟減50萬名訂戶，2023年虧損約1億美元，因而宣布優離方案，預計縮編240人。
揮別焦慮的2023，展望2024，無論歐美或台灣，必修趨勢關鍵字有兩個：A（人工智慧 AI ）與I（網紅Influencer）。
人工智慧：夢遊仙境的兔子洞
毫無懸念，儘管OpenAI的商戰肥皂劇風波起起落落，並不妨礙全球媒體像是賽道上的電池兔子，爭相研發人工智慧的應用潛力。觀賽重點有幾個：
1. AI如何優化新聞產線；
2. 專業倫理的警戒區；
3. 版權小偷與訴訟比賽。
正面來看，人工智慧是近年媒體圈最重要的創新應用，不過，根據《金融時報》與Google News Initiative共同研究，只有百分之四的公司已擬定明確AI戰略。《金融時報》策略部門提議，建立AI戰略有4大步驟：
1.了解機會
首先，媒體應該探索AI最能發揮功效的環節，究竟是生產新內容？預測訂戶需求與續訂傾向？或是編輯流程自動化？每一媒體的體質與需求不同，必須找到優先組合。
2.測試和學習
設定需求後，必須歷經嘗試與失敗，才能找出使用AI工具的最佳方法。因此，新聞機構需要擁抱實驗精神。
3.結構藍圖與策略
媒體組織應該確立AI應用的治理流程，並制定相關規則，明列「應該」與「不該」的界線。此外，人工智慧與整體營運策略的關聯應盡量明確，讓資源得以分配到正確領域，並設定合理目標，避免不必要期望。
4.建立能力
最後，發展人員、流程、技術和數據資源等能力基礎，當上述結構藍圖建立後，再提高工作者的權力與技能，更能增加信心，避免失控。
《金融時報》提醒，「人工智慧不能創造新的東西，只能重新創造已存在的東西。」因此，新聞工作者的任務是開創新故事，並運用AI加以優化。
結論是，除了運用AI創造高品質的報導，不同新聞業者應該找出「讀者上門的理由」，努力滿足這些需求，並建立直接關係，包括使用第一方數據，或是記者個人品牌。
當然，AI對於新聞業的陰影面積，也是現在進行式的關注焦點。《金融時報》策略部門在另一場研討會上提醒，「目前正處於生成式AI炒作周期的巔峰」。
雖然，多語文、多版本的技術發展，讓新聞媒體可以為不同國家、不同閱讀需求的網路讀者，快速生產客製化內容，甚至讓訂戶與自家資料庫對話，產出強大的互動服務；然而，如何兼顧「訊息可靠性」與「知識產權管理」，將是媒體組織趨吉避凶的紅圈重點。
在此同時，缺乏管理規範的誤用，不斷在媒體中發生。ESPN最近被批評，將NBA球星里拉德（Damian Lillard）在拓荒者隊時期的受訪資料影片，以AI修改為目前公鹿隊的球衣，再發送到社交媒體，誤導觀眾是最新影片，藉此收割流量。
無獨有偶，《運動畫刊》也被逮到利用AI生成內容，不但未揭露，而且杜撰一個假作者身分，網頁上還有虛構的頭像與個人資料。事件曝光後，該刊刪除所有AI文章，並推給外部合作單位。
媒體產業對「誤用AI」的隱憂，當然也針對科技巨頭。代表2200多家媒體的新聞媒體聯盟（News Media Alliance），指控OpenAI等機構訓練人工智慧時，大量使用新聞報導，甚至直接複製媒體內容。除了向法院控訴違反著作權法，《紐約時報》等媒體開始封鎖人工智慧的內容訪問權。
相對而言，美聯社與OpenAI簽署兩年協議，共享新聞內容與技術，藉此制定生成式AI的行業標準。
展望2024，競合，訴訟，創新實驗，我們可望看到新聞業與人工智慧的更多新聞。
網紅：愛與不愛都為難
近幾年，YouTube、Instagram、TikTok生態系各自成熟，讓「網紅Influencer」成為檯面上的傳播現象，Finfluencers（財經網紅）、Fitness Influencer（健身網紅）、FinTok 或BookTok（以財經或書籍為主題的抖音帳號）等新字應運而生。
2023年六月，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中心的「數位新聞年度報告」調查發現，超過半數TikTok、Snapchat、Instagram使用者的新聞來源是「網紅」或「名人」，在這些平台上，只有33-42%使用者的新聞來源是主流媒體或記者。
傳播權力的板塊正悄悄移動，無論是傳統媒體《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或是數位媒體The Verge、Axios，紛紛討論此一趨勢，以及新聞產業的因應之道。
《華盛頓郵報》舉例，一位畢業於羅格斯（Rutgers）大學新聞系的25歲穆斯林，並未進入媒體工作，反而自創個人品牌，題材從以巴戰爭最新消息，到清真約會APP的功能，三年來，在IG擁有530萬追蹤者、TikTok則有200萬粉絲。
另一個例子是Vox Media前記者哈里斯（Johnny Harris），目前獨立經營YouTube頻道，報導全球新聞和地緣政治衝突，並擁有400萬多粉絲。據估計，他每年廣告收入可能超過90萬美元。
不過，哈里斯與紐約大學新聞系副教授羅森（Jay Rosen）都承認，網紅文化讓年輕世代更容易理解時事，但有時經常被誤導。
如今，「記者網紅Journalist-Influencer」成為另一個新詞彙，越來越多專業工作者獨立門戶，經營YouTube、IG或新聞信。
科技網站The Verge分析，當前新聞來源的數量超級爆炸，Z世代消費者往往只會依賴一個主要來源，過濾、詮釋時事，通常是他們認同、價值觀相似、視角平行的線上人物，加上年輕世代對媒體機構普遍缺乏信任，在此生態下，網紅的資訊中介角色應運而生。
因此，媒體組織也重新思考與網紅文化的關係，《華盛頓郵報》早就聘用網站影音編輯David Jorgenson，經營官方TikTok帳號，成功打造一個160萬粉絲的年輕社群；《洛杉磯時報》最近也與網紅V Spehar合作，協助開發該報TikTok帳號。
英國最大商業媒體集團Reach（旗下擁有鏡報、快報、星報等報刊）更加激進，執行長公開聲稱，「著手引進一些自帶流量的人，讓他們經過正規訓練，確保以正確方式報導、編輯，而且不會惹上麻煩」。
他的宣示引發軒然大波，由於Reach集團近年經歷幾波裁員，因而被解讀為「以網紅取代記者」，內部員工強烈抗議。
無論是否喜歡，網紅（或自媒體）文化崛起是難以忽視的現實。展望未來，新聞媒體如何定位自身與網紅生態的關係？如何避免過度媚俗，破壞原有品牌與讀者連結？如何讓網紅為自家內容加值，但不會對編輯室文化產生負面衝擊？凡此種種，都將是一堂新鮮且矛盾複雜的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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