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過「老高與小茉」,是一位在中學任教的友人,抱怨學生寧可相信YouTube影片的錯誤科學知識,反而質疑老師的課堂教學。當時,我只是「喔喔」兩聲,表示不妙。
然而,現實不只「喔喔」而已。今年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中心的《數位新聞報告》中,彙整台灣在內46個國家的數位趨勢,發現「年輕族群更依賴社群平台,更願意透過網紅、名人獲取新聞資訊,更少依賴新聞記者與專業媒體。」
新聞媒體影響力下降,舉世皆然,另一個危機是:網紅文化的崛起,與專業的缺席。
網路亂象叢生,專業之死還遠嗎?
最近,Netflix有部韓劇《絕世網紅》,尖銳刻畫「網紅產業」的現實心機,雖然劇情浮誇詭譎,但機巧點出IG、YouTube光鮮畫面下,以私人利益為主軸的血腥鬥爭。
台灣書市剛出版一本《底層網紅》,則是真槍實彈的非虛構記事,作者希米恩.布朗(Symeon Brown)是英國公共電視Channel 4的資深記者,他深入調查網紅生態圈的造假、詐欺、歧視、仇恨,還有產業鏈上下游的人氣灌水、網軍圍事、剝削弱勢,與《絕世網紅》描繪的蠻荒世界所去不遠。
曾經,所謂「社群」,是一群擁有共同興趣或資訊需求的陌生人,各自在帳號與頭像背後,共同打造虛擬社區,偶有酸民論爭,一旦離線,各自回歸現實生活。
然而,智慧手機殺掉「離線」兩字,我們醒著的每一刻,幾乎都在網路裡;同一時間,推特、臉書先後崛起,我們的網路身份,既與消費喜好、意見立場綁在一起,也跟中學畢業紀念冊、工作通訊錄的人脈資料綁在一起,連同朋友的朋友、親戚的親戚,全部放進名為「演算法」的蔬果調理機,打成一團糊泥。
此後,每一則網路貼文,都像是公開演說;每一張照片,都像是沙龍宣傳照。我們不由自主,在網路上經營「人設」,慈愛的,耽美的,熱血的,好鬥的,我們刻意展示某些生活面向,隱藏另一些。
十幾年來,我們沈浸在高度共振的社群土壤裡,一起發笑、一起憤怒、一起遺忘,演算法則獎勵那些最尖銳的聲音。於是,「網路風向」與「聲量」變成公眾輿論的代名詞,「炎上事件」與「取消文化」則是公關危機的最新顯學,近例是,北科大少數學生的白飯事件,竟然變成主流媒體連篇累牘、網路激烈交鋒的校譽保衛戰。
至於「網紅」或「KOL」(關鍵意見領袖),取代舊日報紙評論版面的專家學者,成為社群時代的公共知識份子。美國學者湯姆.尼可斯(Tom Nichols)甘冒「菁英主義」的政治不正確,花了一本書的篇幅,形容這種「專家與公民關係瓦解」的現象,意味著一種《專業之死》。

焦慮捲入網路世界
我們活在一個越熱鬧越孤獨、越親近越誤解、越嘈雜越無知的社群時代。社群媒體固然降低人類聯繫與溝通成本,讓弱勢者得以集結發聲,例如MeToo;但也打造一個追逐名氣、追逐金錢、追逐虛榮數字、追逐話語權力的世界,一個偶爾讓人興奮感動,但多數時刻磨耗心力的世界。
在這種環境下,「社交媒體疲勞」(Social Media Fatigue)成為心理健康的新興詞彙,疫情期間尤為明顯,當人際接觸大幅隔絕,幾乎只透過網路交流,導致社交媒體倦怠感,兒少是最敏感、最容易受傷害的一群。於是,「社群媒體排毒」(Social Media Detox)像是尋求身心靈平衡的數位禪修。
去年底,《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報導,紐約有群青少年厭倦了社群文化,組織一個「盧德少年俱樂部」。盧德主義(Luddism)發源自19世紀,如今引申為「反省科技負面影響的思潮」,這群青少年聚會時,約定不拿出手機,而是讀書、畫畫、聊天,其中有些孩子乾脆棄用智慧手機,改用不能上網的翻蓋手機。
問題是,人類渴求肯定、追逐名聲、崇拜光環的集體心理,終究讓我們摩肩接踵擠在一起,像是逛夜市,總是被人潮最多的攤位吸引,因而滿懷焦慮加入每一個社群網站,每天打開APP,機械性向下捲動,按讚,未看先轉,然後關上,再打開另一個。
到頭來,「老高與小茉」就像是超大號工蟻,不斷搬弄著網路上的內容,可信的、不可信的二手資訊。
至於我,像是沒有酬勞的底層工蟻,安靜,勤快,偶爾碎念抱怨,與迎面而來另一隻工蟻磨擦觸鬚,分開,繼續在網路上無聲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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