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C決議中天新聞台不予換照，我身邊朋友意見兩極。其中一派強烈反對，認為政府機關不應以換照為手段，握有關閉電視媒體的權限，此例一開，將創下政治控制新聞言論的前例；另一派強烈贊成，認為新聞媒體有其專業倫理底線，失格的經營者應該被淘汰，才能刺激良性競爭，以免惡質內容霸佔頻道資源。
兩種意見看似水火不容，究其根柢，來自兩種理想主義的碰撞。
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根基，攤開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全球新聞自由地圖，幾乎就能畫出民主vs.極權、開放vs.封閉的版圖疆界。尤其，台灣歷經威權控制媒體的陰影，擔心言論管制的幽靈復活，確實有其歷史脈絡。
另一方面，電視頻道屬於稀有資源，由國家特許分配，NCC因而負有監管責任，換照就是監管手段之一。中天6年前險些無法通過換照，事後不但未依約改善，近年報導偏頗錯誤的情況更加嚴重，不予換照是維護市場秩序、保障閱聽大眾權益的最後手段。
上述兩種意見，一是維護新聞自由、一是改革媒體品質，並非毫無交集。微妙的是，兩種理想主義者過去曾並駕齊肩，甚至在街頭戰鬥，希望台灣擁有更獨立、更開放、更多元的媒體環境。
所以，矛盾在哪裡？
社會對新聞的「信任感土石流」
我的淺見是，無論哪一種理想主義，終究要回到現實土壤裡檢驗。現實是，除了廣電媒體需受監管，台灣擁有不受政府干預的出版自由，少有人質疑「台灣新聞自由不足」；相反的，對於新聞媒體整體表現，民間厭惡、不耐、失望、棄絕的情緒越來越強烈。
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院每年的全球媒體調查中，台灣社會的媒體信任度日益萎縮：2019年，信任新聞媒體的受訪者只有28%，較前一年衰退4%；2020年又掉了4%，僅剩24%，在40個受測國家中，名列倒數第三。
因此，「信任感土石流」才是台灣新聞自由的最大敵人。當一般民眾對於新聞媒體的厭惡感遠超出新聞自由被壓縮的威脅感，媒體從業者就失去爭取報導空間的立足基石。
正因如此，第二種理想主義者試圖以決絕手段，砍向惡名最盛、出格最明顯、傷害社會信任最深的新聞頻道。但是，他們確實很難回答一個問題：台灣的電視台監理機制，為何先前作為幾乎無效，必須拖到最後一刻，以「不予換照」這種耗費經濟成本、政治成本、情緒成本的極端手段，才能有效制裁破壞專業倫理的新聞機構？
他們也很難回答：形同解散一家新聞機構之後，如何應對背後的社會心理效應？包括緩解第一種理想主義者對於政治可能找到迂迴路徑，控制媒體言論的憂心？
當我們轉換角度，同樣的，第一種理想主義者很難否認，中天新聞的荒謬演出，尤其最近兩次選舉間的表現，正是台灣媒體惡質行徑的業力總爆發，也是媒體老闆任意扭曲新聞專業的全面升級版。對照香港現況：盡職的新聞記者被羅織逮捕、反對派媒體老闆遭任意長期拘禁、獲獎無數的調查新聞節目被粗暴拔除……；對比之下，台灣媒體像是坐擁金銀寶山、卻任意揮霍財務自由的幼稚敗家子。
台灣新聞如何走到這一步？
有位曾經高度支持新聞媒體的朋友，語帶不屑告訴我：解嚴至今，台灣社會給了新聞媒體30年時間，給了新聞從業者少有政治干擾的空間，結果，我這輩回報的是一個自利、失序、缺乏清醒自制、充滿偏見謬誤的媒體環境。
這位友人說，如今，他再也不相信任何台灣媒體。
他的憤怒並非少數意見，當媒體人走出同溫層，尤其走進網路，恐怕更能感受深刻寒意。年輕世代對於新聞媒體的敵意，充分展現在中天關台風波裡，不只中天，「記者是社會亂源」「所有媒體都去死一死」的情緒，往往在PTT、Dcard等社群平台贏得高度共鳴。
這是時代的孽緣，報紙、電視陸續開放以來，民間曾有幾波媒體改革運動，雖收獲有限戰果，大多功敗垂成，無數理想者的理想埋葬其中。「市場論」與「自律說」驗證失敗，其中固然有數位生態轉型、科技平台獨大的經濟因素，也有媒體從業者故步自封、山頭主義與利己主義作祟的組織文化後果。
我輩新聞人辜負了一個時代，如今，若無法嚴格自我檢視、自我批判，爭取社會支持將日益艱難；未來，若無法刺激產業集體自清自律、虛心接受外部監督，籲求空白授權的新聞自由更如緣木求魚。萬一有天，新聞自由遭受毀滅性威脅，面對冷漠、虛無、事不關己的公眾反應，媒體人只能像刺蝟一樣抱團取暖，這不只是新聞行業的悲劇，更是民主社會的悲劇。
當年的高度理想，卻成了如今的痛苦包袱
就這樣，兩種理想主義的憂焚情緒，在2020年底相愛相殺，為這不平凡、不寧靜的一年寫下歷史句點。
歷史經常是連續事件的後果，我們往往在上一世代交接遺產裡被迫選擇，你可以說，中天的命運，早在2002年就決定了，那年，余建新的榮麗投資從象山集團手中，買下中天電視，風光成立「中時媒體集團」，卻未能發揮想像中的經營綜效；你也可以說，2008金融風暴決定了中天命運，當時，財務早已吃緊的余建新，因投資連動債賠累嚴重，不得不將媒體資產打包賣給蔡衍明。
若從更大歷史角度來看，台灣走過戒嚴報禁的痛苦時期，開放有線頻道申請時，朝野政治人物及傳播學者大多主張降低門檻，造就全球密度最高的全時新聞頻道市場；在此生態架構下，廣告過度競爭，且進入及退出門檻都太高，唯一退場機制就是賣給財團富商，而非專業新聞經營者，除了中天與中視，TVBS、八大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為避免政治侵害新聞自由，監管機構及法令迎合新自由主義潮流，盡可能「去管制化」，期待行業自清自律，卻讓電視新聞頻道相互綁架，即使其中不乏具社會理念的工作者，但難以擺脫收視率的緊箍咒。換言之，台灣打造一個高度自由的電視產業環境，期待市場競爭、自我修正，遺憾的是，循規蹈矩的新聞人經常被收視率懲罰，完全相信市場運作的後果，像是養蠱煉毒。
同樣遺憾的是，由於經營者荒腔走板，中天基層員工可能失去工作權。並非每一個職場抗爭無力者，都具備開除老闆的現實條件，正如2001年，《中國時報》中部、南部編輯部自救失敗的悲壯事件；或是2008年，余家為了便於脫手，中時編輯部大刀揮砍的600人，他們都是錯誤決策與失敗經營下的犧牲者。
未來的台灣新聞將會走向何方？
我不知新聞史將如何評價中天一案，但不禁好奇，且不論司法訴訟結果，中天關台之後的歷史連續事件為何？
我的目光短淺，大概只能預見幾個方向：
如果中天新聞確定關台，那種鋪天蓋地的狂熱黨派宣傳，及其留下的收視市場，是否會被其他媒體接收？就像福斯新聞與川普漸行漸遠後，原本邊緣小眾的極右派頻道Newsmax一夕壯大。那些歇斯底里風格的政治狙擊，是否轉進網路三不管地帶，更不負責地放送陰謀論、假資訊、迷因圖？旺中集團的旗下媒體，會不會扮演明助暗攻的角色？
其次，此事將成為NCC與執政黨的沈重包袱。例如在民進黨內日益壯大的三立「海董」林崑海，必須面對嚴格檢視：在「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社會共識下，他是否意圖以媒體影響力收割政治資源？或利用政治影響力關說媒體利益？未來，三立集團所有換照或移頻申請，NCC勢必受到更龐大的輿論壓力；執政黨傳聞中的「海派立委」，必須在相關議題或法案中劃清界線，否則將坐實「中天關台是政治雙標」的論調，萬一如此，林崑海將是下一個蔡衍明，點燃另波政治與媒體爭議。
最壞情況是，上述兩種趨勢一旦交匯，台灣社會將面臨另一波泥沙俱下的資訊攻擊，我們的民主體制能否抵禦？現有的新聞查核機制是否足夠強大？台灣民眾對新聞的倦怠感與棄絕感，會不會益發嚴重？這對台灣未來前途有何影響？
最好情況是，中天關台事件雖付出社會成本，但轉化為媒體改革的契機。從此，電視台老闆知道手中執照不是自動續約的無限黑卡，更願意謹慎保留分寸；NCC為避免下一次關台爭議，更積極、更嚴格約束新聞台濫用權力，要求經營者尊重專業自主；NCC委員能夠獨立行使職權，峻拒政商滲透影響，甚至引入外部制衡力量，建立公信力與威望。
至於台灣社會，是否可能擺脫特定媒體的情緒操控，轉而認真思考：如何打破新聞媒體相互綁架的囚徒困境，如何促成一個正向的新聞生態循環。
或許是我一廂情願，但有沒有可能，這是扭轉台灣媒體民間形象的奇異點，兩種理想主義者體認社會信任流失的癥結，找到共同奮鬥的改革支點？有沒有可能，媒體信任感終於追上新聞自由度，新聞產業不再是恥辱印記，不再被視為社會亂源？唯有如此，高度認同媒體功能的公民社會，才會是捍衛新聞自由的堅強同盟。
歷史經常是連續事件的後果，我們正為下一世代的媒體面貌作出選擇。我始終相信，與亞洲其他國家，尤其中國或香港相較，台灣社會值得一個更負責，更謙卑，更開放的新聞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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