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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賀年片的命運

當初要花錢委託印刷廠或者照相館印製,後來可以用家中的個人電腦和印表機了。如今大家寄來的賀年片,大多都是印刷好的。 當初要花錢委託印刷廠或者照相館印製,後來可以用家中的個人電腦和印表機了。如今大家寄來的賀年片,大多都是印刷好的。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我是大概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寫「年賀狀」,也就是賀年明信片。從小學到中學,每年都寫了幾十張;那些年也每年都收到了同樣張數的回信。

當初的賀年片,是從廚房拿顆番薯來,用美術課使用的雕刻刀,自己刻成圖章後,在白白的明信片上蓋出圖案。花樣是該年干支的動物。刻得不好時,總很想回廚房去再取一顆番薯來,但凡事節約的母親當然不允許那種浪費。結果,幾乎每年都得寄出自己不那麼滿意的作品,或者偷偷地處理掉給人丟臉的「芋版(薯章)」,拿彩色鉛筆來畫個花樣搪塞過去。總之,對能刻出「傑作」的同學真是羨慕不已。

在海外留學、工作時期,入鄉隨俗寄過幾年聖誕卡。千禧年前回日本,發現大家如今寄來的賀年片,大多都是印刷好的。當初要花錢委託印刷廠或者照相館印製,後來可以用家中的個人電腦和印表機了。印刷好的不僅是當年蓋「薯章」的一面,連收信人地址姓名都能夠列印出來,自己拿筆加寫一行字就了事。這樣子,準備50張賀年片所需要的時間,從薯章時代的兩三天,縮短為兩三個小時了。

網路時代的賀年片

我每年寄出賀年片的對象,有中學、大學時候的老師和老同學,過去和現在的長官和同事,還有親戚等。一部分人是平時常見面的,其他人是很多年沒見面的,一年復一年彼此都在賀年片上寫:今年一定找機會再見面聊吧。結果,又一年在忙碌中過去。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也曾寄賀年片給他們朋友的家長,小兒科醫院的大夫等,帶孩子的日子裡時常需要請求幫忙的重要各位。

隨著世界深入網絡時代,工作上新認識的人,雖然知道電郵地址、手機號碼以及社交網路帳號,但是根本不知道家裡的地址和固定電話號碼,為寫賀年片而特地詢問,都覺得好像不太合適。所以,寄賀年卡的名單上,舊識佔的比率越來越高。 孩子都上了大學甚至出了社會,他們兒時朋友的家長,做父母的已經很多年都沒有見面,以後恐怕也沒有機會了。那麼,從名單上刪掉也可以嗎?一般來講,雙方的感覺是一致的,自己先停還是對方先停,事情過後並不重要。從前以為給老師寫賀年片是遵守禮法。可是,這些年也有個別老師主動提出:因為年紀大了,交換賀年片的事宜希望就到今年為止吧!

今年的賀年明信片,我準備了45張,實際寄出了35張,收到的有32張。我自己本來就想以後交換賀年片的範圍可以越來越小。長年沒有見面的人,不僅以後都大概不再有機會見到,而且彼此之間還算不算認識都很難說了。尤其在疫情之下,面對面的接觸不被鼓勵,上班、上課都搬到線上去,老師發課業資料、學生交作業都換成電子檔案形式。只有賀年片要保持上世紀留下來的實體形式,似乎不大合適了。

疫情下,老朋友是否安好?

不過,我估計有些較私人的,而且較負面的信息,即使賀年片上不會印出來,自己拿起筆來卻會向老朋友們報告的。今年,給我寄賀年片來的32人當中,過去一年裡退休的有3個人。其中一個老同學,大學一畢業就任職於新宿一家大飯店,前後工作了38年之久,去年的賀年片上已經說過工作上受疫情影響非常大,但是我萬萬沒想到她會在短短一年之內就離職。另外一個是中型出版社的編輯,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將近30年,去年的賀年片都沒說什麼不尋常的,但是今年已變為自由接案者了。

儘管日本很多公司定退休年齡為60歲,過去幾年政府鼓勵各家企業讓員工工作到70歲,以減緩政府支付年金的負擔,可是,在長期持續的疫情下,顯然不少企業反而鼓勵員工「早點離開」。我另一位在去年退休的朋友,是在紐約受聘於日本大銀行的,她說在線上工作期間內,就被告知解雇了。三個退休的老同學,不謀而合都是女性。

工作經歷不短的朋友們,相信領到了滿額的退休金,暫時不必為生活發愁。但是,今天的60歲跟以前的40、50歲差不多,平均壽命還有30年。以後的日子到底怎麼過好呢? 這狀況讓我覺得,還是繼續寫賀年片給老同學們好,以便知道自己的同代人在社會上,正面對什麼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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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現為明治大學教授。早年留學北京、廣州、多倫多,並旅居香港。在台灣、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中文媒體開過專欄。近作有日文《台灣物語》、中文《再見!平成時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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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現為明治大學教授。早年留學北京、廣州、多倫多,並旅居香港。在台灣、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中文媒體開過專欄。近作有日文《台灣物語》、中文《再見!平成時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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