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女作家一邊帶孩子一邊創作，日本文壇上有一張畫面，簡直像神話故事一般廣泛被認知：當母親埋頭寫作時，年小的孩子老從後邊爬上她後背呀，用力拉頭髮呀，總之不停地打攪母親的工作。最後，不耐煩的母親終於站起來，用一條腰帶把孩子綁在同一房間裡的衣櫃把手上，他無論如何哭鬧，不理他就是不理他。
這幅畫面裡的母親，是小說家岡本加乃子（本名かの子，又譯可能子，1889～1939），哭鬧的小孩，則是後來成為20世紀日本最著名前衛藝術家的岡本太郎（1911～1996），即大阪萬國博覽會象徵、今天仍屹立於萬博公園內的巨大塑像《太陽之塔》的作者。
沒有自己房間的女小說家
在同一個房間裡，有埋頭寫作的母親和大聲哭鬧的孩子，那場面跟和加乃子約屬同一世代的英國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膾炙人口的一句話多麼不一樣。英國女作家說，「擁有自己的金錢和屬於自己的房間是女性寫小說最起碼的前提。」可在當年20世紀初的日本社會，女性擁有自己的房間談何容易，何況有了愛哭鬧的孩子？
我成長的過程中，在不同日本作家寫的不同文章裡，常讀到那幅神話一般的畫面，好比它代表缺乏母愛的女作家，重視自己的事業多於愛護寶貝兒子的原罪。但是，世人怎麼會知道別人家裡發生的事情呢？那幅畫面的出處究竟是哪裡？
我好奇去搜索，而驚訝地發現：原來，是那位被綁起來的兒子太郎，從法國留學回來當職業藝術家以後，在回憶父母的文章裡，一而再再而三地親自寫下這個場景。他甚至提供目擊過該場面的證人名字：畫家中川一政。難道，這是兒子對自我中心的母親的深沉怨恨？
一封封家書，是他對母親的深沉懷念
也不是這樣。太郎雖然把小時候的遭遇寫得清清楚楚，也公然記下他的弟弟妹妹都才2歲左右就去世，是因為母親把小娃娃照顧得不夠周到，但是他對加乃子的愛，顯然遠遠超過一般人想念母親的水平。其中一個因素是1939年，當加乃子49歲因腦溢血病逝的時候，兒子太郎還在巴黎留學，沒能參加母親的葬禮。第二年，希特勒的軍隊佔領了巴黎，太郎覺得不想生活在納粹統治下的城市，於是離開住了10年的巴黎。
回到母親已經不在世的日本，30歲的岡本太郎問世的第一本書，便是《母親的信件》。書中收錄了長達10年的留學期間裡，父母親和兒子之間交換的家書；有太郎寫的，也有父親岡本一平寫的。但書名就是《母親的信件》，因為那是太郎送給已故母親加乃子的信物，也就是愛的紀念品。
日本並不流行把家信編成書公開發表，但是太郎似乎有預感：除非化成藝術品而獲得永遠的生命，一切物體都會有一天消滅。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已過30歲的太郎被徵兵去前線，日本戰敗後回到東京，就發現原先在青山的家宅，包括那些貴重的家書和巴黎時期畫的作品，都在美軍轟炸中化為灰燼。
兒子與年輕的戀人
光是看《母親的信件》裡的一些信，就能知道岡本家三口子之間有濃厚的感情以及思想交流。雖然太郎還小的時候，加乃子不哄他、也不陪他玩兒，但是卻把他當作未來的藝術家，絕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不點，不停告訴他：藝術無比重要，長大以後一定要做個藝術家。
太郎一個人在巴黎留學的1937年，母親加乃子在日本發表了中篇作品《母子敘情》，是幾乎根據現實而寫的小說。作品中的女作家想念遠在巴黎的兒子，她在東京上街走路，雙眼都自動尋找像太郎的年輕人。有一天看到年齡長相彷彿兒子的小伙子，加乃子不能控制自己的慾望，禁不住追蹤，非得認識他不可。後來搭起話來，開始約會。兩個人的年齡相差跟母子一樣大，但是兩個人去郊外武藏野散步時，彼此談話的內容和語氣，與其說像母子之間的對話，倒不如說像戀愛中的兩人，愛撫和傷害很難分別。
小說中女主角的行為，恐怕不是虛構，因為加乃子和年輕男性交往，其實從幼小的太郎還被拴在衣櫃把手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加乃子在丈夫的默許下把年輕戀人帶進家裡來寄宿，結果在太郎和母親之間，始終有第三者、第四者甚至第五者。他父親岡本一平（時事漫畫家）因公去歐洲時，不僅帶同妻小，而且把兩個小白臉都帶去了。一行5個人過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瀨戶內寂聽在岡本太郎協助下完成的評傳小說《加乃子繚亂》寫得很生動，我認為是人瑞作家的最高傑作；希望翻譯成中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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