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2 日清晨，我在台北車站等車。一位將近 90 歲拄著助行器的阿伯，拿出車票問我月台在哪裡？
「誠歹勢！我袂曉講國語，一路攏問無。」他臉帶歉意低頭顫抖的說。
我瞬間心中有份刺痛與不捨，在台灣這片土地，一個只會說台語的人，竟然問不到路？找不到去處？
月台上的「誠歹勢」：說母語，為何要道歉？
我看了他的車票，目的地是員林，但得等上一個半小時。由於時間尚早，月台資訊還沒顯示，我趕緊先帶他去第 9 節車廂的月台邊，找了座位讓他先坐下，眼看我的火車即將進站，他比我還緊張，連連揮手示意我快上車：「歹勢歹勢，你的車要緊，我閣再家己想辦法。」
我就近問一對中年夫婦是否會說台語，稍微說明狀況後，拜託他們照顧阿伯，然後趕緊安撫阿伯說一切都沒問題，然後上了火車，卻仍不放心地探出頭，再次請託這對夫婦務必幫忙，直到快發車前看到站務人員，趕緊交代他們全力協助阿伯。
「足毋甘！」生平第一次感到被剝奪母語的切膚之痛。1970 年出生的我，雖然在黨國體制的華語政策中被迫學習，但我至少具備了雙語切換的能力。然而我從未深思，像阿伯這一代人，在 1945 年政權更迭時早已成年，根本缺乏管道去學習那套陌生的「國語」。他們被奪走的，豈止是廣播戲曲、電影娛樂？更殘忍的是他們熟習的語言被驟然汙名化，讓講母語的人顯得低人一等，硬是將這群世代邊緣化，並剝奪他們的生存空間。這群在台灣土地上揮汗一輩子的長者，竟然變成了「問無路來」的異鄉人。明明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卻被迫困在失聲的孤島，滿腹恐懼與心酸。
他在月台上低頭說「誠歹勢」的那一幕，讓我久久無法釋懷。他的愧疚與歉意，究竟從何而來？在自己的土地上說自己的母語，為什麼要道歉？
「請說國語！」一段車程，看見被內化的國家暴力
不到一個小時後，火車抵達新竹，我坐上計程車用台語交待司機待會記得開收據，沒想到他瞬間粗暴大聲地打斷我：「小姐，你要說國語！」
我瞬間愕然，對他說：「台語嘛是國家的語言……」
司機高分貝回我：「台語不是國語，只是方言！你不要說方言！」
我告訴他，根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3 條，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都是「國語」。並非只有「華語」才是「國語」。
「什麼國家語言發展法，都是民進黨惡搞出來的，台語不是國語！」
我也生氣了，「民進黨是人民選出來的，代表民意制訂規章，所以《國家語言發展法》符合民意！」
他開始憤怒地搬出血統論，聲稱台灣人都是從唐山來的，一律是中國人，當然只能說國語。他擺出一副「戰狼」姿態，大聲教訓我：「我都交代孩子們不能忘本，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
一個早上，我從「足毋甘」到「傷受氣」，被迫揭開粗暴黨國語言下的傷口。阿伯的失語與司機的暴怒，看似毫不相干，實則都是國家暴力的受害者。阿伯是直接受害者：一個在自己土地上勞動一輩子的人，被剝奪了用母語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而那位司機，則是完全內化了國家暴力的邏輯，異化為加害人。
被消音的母語：從威權壓迫到世界復振
回溯 1945 年政權更迭後，1946 年「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之初，尚有去日語化的歷史脈絡可循，然而隨後戰敗逃亡到台灣的國民政府，將語言轉化為鞏固統治合法性的工具。從 1951 年國民學校集會強制使用國語，到 1956 年全面推行「說國語運動」，甚至讓學生在校說母語須「掛狗牌」、罰款。這種系統性的壓迫，在 1970 年代達到高峰。當時台語布袋戲被迫停播，1980 年時任新聞局長宋楚瑜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宣示要減少方言節目，直至消失為止。
這場國家暴力最「狼毒」（lông-to̍k）之處，在於透過教育製造出「國語等於文明、方言等於落後」的汙名化標籤，讓父母為了保護孩子不被歧視，主動在家庭中切斷母語傳承。
語言從來不只是溝通工具，它是自我與族群認知的框架，更是文化記憶的容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多次強調，母語的喪失等同於族群認同的滅絕，而語言承載的土地記憶與生存智慧，也蕩然無存。
然而，面對國家暴力進行的語言壓制，國際上不乏成功的復振案例。例如英國威爾斯語曾因英語主導的教育政策而瀕臨滅絕，但 1993 年《威爾斯語言法案》賦予其與英語平等的地位，隨後政府推動全方位的威爾斯語中等教育，2025 年新的法案，更確保每位完成義務教育的學生都能自信地使用母語。
同樣的，紐西蘭的毛利語（te reo Māori）復甦，是透過「語言巢穴」（Language Nest）模式，從幼稚園開始進行全母語的沉浸式教育，成功使母語重回主流公共生活。而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語雖在佛朗哥獨裁政權期間遭受嚴厲壓制，但於民主化之後，該政府以教育為核心推動復甦，今日年輕世代的母語使用率甚至超越了年長者。
然而，最振奮人心的則是烏克蘭語的復振。儘管在沙俄與蘇聯時期長期遭受邊緣化與「小俄羅斯化」的打壓，被貶低為粗鄙的農民語言，但是歷經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與 2022 年俄羅斯全面入侵後，母語成為了烏克蘭人最重要的生存武器。許多原本以俄語為母語的烏克蘭公民，主動發起「轉向烏克蘭語」運動，因為他們深刻意識到：語言是辨識敵我、保衛主體性的最後一道防線。他們的例子向世人證明，語言不只是溝通，更是國防，可謂抵禦外國侵略的精神堡壘。
面對國家的傷口，把台語「抾轉來」
反觀台灣，語言學者已預測本土語言的消亡順序：原住民族語最先，客語次之，台語第三。《台語憲章》的倡議者賴一心更指出，全台已剩不到 1,000 戶台語家庭，2045 年全台將有 99.5% 的人口不以台語為生活用語。在台灣通行幾百年的語言，正在以我們這一代為存亡關鍵，走向滅絕。
癥結在於：2019年《國家語言發展法》賦予台語「國家語言」地位，卻未賦予其「法定官方語言」的強制效力。「國家語言」是文化平權的宣示，「官方語言」才是政府必須以台語提供公共服務、落實司法與教育的法律義務。這道落差，讓復振淪為宣示，而非具體行動。
而當新竹的計程車司機粗暴命令我「你要說國語」並貶低台語為方言時，我看到的不是個人的惡意，而是長達 70 年系統性洗腦留下的黨國遺緒與國家暴力，還在持續施虐，更凸顯《國家語言發展法》必須積極制定出更有效的應對方案，以官方語言地位的強制力，從幼兒教育、公共服務到媒體空間，全面重建母語的尊嚴與使用率。
在全球化時代，堅持母語並非情感包袱，而是增強認知彈性與主體性的資產。研究指出，多語能力能增強大腦的創造力，例如以威爾斯語為母語的學生，其英語表現並不遜色。我講台語能走遍全世界，同時也以英語和德語在國際間自在溝通，證明了語言從來不是零和遊戲。正如在德國機場通關時，官員總客氣先以英語詢問「會說德語嗎？」若不行則隨時切換英語進行溝通，顯見文明的高度，取決於空間對多元語言的包容程度，而非強迫他人抹除主體性。
「愈在地，愈國際」不是口號，而是認識論的真相。若威爾斯、紐西蘭與烏克蘭都能讓瀕危或受壓抑的語言重回認同的核心，台語也具備同樣的可能。這需要我們在計程車裡、演講台上、孩子面前，做出疼惜且堅決的選擇。
足毋甘，讓我們在承受國家暴力的 70 年之後，直面集體的傷口，並帶著傷彎腰將母語「抾轉來」；傷受氣，則是不再失聲，將憤怒轉化為捍衛「用母語說在地故事能力」的集體行動。
我們講台語，是因為我們選擇做一個「實腹」（tsa̍t-pak）的台灣人。只有守住母語，台灣人的靈魂才不會在面對中國霸權叫囂、威脅時氣虛，進而失聲；唯有開口說故事，我們才能傳續族群的生存智慧與勇氣，並且在國際文明的舞台上，真正被看見價值。
讓母語不再需要道歉，我們還要走多遠？
3 月 12 日那天，我在清大的演講中，語重心長地分享了自己從台北到新竹短短1小時，心情從「足毋甘」到「傷受氣」的轉折。我誠懇地請求現場的年輕學子，「如果你能多說一句母語，就能讓被國家暴力傷害的上一代，少一點自卑與恐懼，多一些在土地上行走的自由。」
每每想起那位在台北月台低頭說「誠歹勢」的阿伯，我仍心裡抽痛，因為他從來不欠任何人一句道歉。
只有當每一個在台灣說母語的人，都不再需要道歉的那天，這場國家暴力下的母語創傷與療癒，才算真正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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