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煙波一葉身，衣衫遍染九州塵。祇今交趾依然在，不見當年貢雉人。
──〈入交趾〉，黃欣（1885－1947），《臺南新報》1924年1月16日第5版「詩壇」欄；又載《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4月7日第3版「南瀛詩壇」欄；《臺灣詩薈》1924年5月第4號「詩鈔」欄
1945年8月15日，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場結束。終戰80周年紀念日這一天我參與了《我們與小娘惹的距離：台灣與馬來世界》系列講座的第3場，講題是〈東南亞視角的二戰與台灣人〉。
會中政大歷史系藍適齊副教授特別講述一名日治時期的台灣小提琴家楊樹木，來到檳城娶了當地人後安家立命，任職於檳城市立樂隊。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楊樹木因日籍身份被英國當局視為敵國人民而遭強制拘留；12月27日日軍攻下檳城後，他又緊接著被強制徵用擔任憲兵隊通譯，即使他多次表達希望退出仍未能如願。二戰結束，楊樹木的妻子堅持要他逃回台灣，但他因捨不得家人而留下。之後由英國主持的法庭中，列出26名台籍戰犯，最終6人遭處決，楊樹木正是3位被處決的憲兵隊成員之一。
藍教授提問：為何戰時被軍事佔領的南洋諸國，人民對台灣人的痛恨，更甚對日本侵略者？
日治時期，台灣人「身不由己」的歷史宿命
殖民體系強加的結構性命運下，台灣人在二戰期間，既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被壓迫者，亦被迫扮演殖民協力者的角色。南洋人民對台灣人仇恨更深的現象，源於三個層面的心理機制。
首先是直接接觸的痛苦：台灣人作為通譯、憲兵、行政人員，是南洋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直接面對的壓迫執行者。其次是文化背景帶來的欺騙感：台灣人與南洋華人擁有相似的文化根源，這種「自己人」的背叛感讓痛苦加倍──期待同情卻遭受壓迫的失望，比被陌生敵人傷害更令人憤恨。最後是殖民體系的權力結構設計：日本統治者位於高層，台灣協力者承擔中層執行角色，南洋被統治者處於底層受害地位，這種階層化設計，讓真正的加害者能夠置身事外。
楊樹木的悲劇不僅是個人命運，更反映了台灣人在二戰期間面臨的結構暴力與根本性歷史困境。殖民過程中，文化認同被撕裂、重組，產生新的「混雜身份」（Hybridity）──台灣島內的「皇民」、「台灣人」，在南洋卻被視為「日本人」，讓他們置身歷史的灰色地帶，並產生後殖民理論家Homi Bhabha所謂的「矛盾性」（ambivalence）──對殖民者同時仿效與抗拒，所以難以分化為純粹的「加害者」、「受害者」或善、惡二元對立，更難把戰時的所有台灣人單一概化。
終戰80年後回望，台灣人這種被迫「身不由己」的歷史宿命，其實早在1923年就被一位台南詩人預示出來。
1923年的〈入交趾〉：一場南洋考察的省思
義大利史學家Carlo Ginzburg 和 Giovanni Levi 提出微觀史學（microhistory），以個體的生命故事，猶如顯微鏡而非望遠鏡去審視歷史，更能深度挖掘、揭示社會結構的運作，進而理解歷史複雜且多元的面貌。
黃欣（1885-1947）這位身兼50多個職位的斜槓詩人，正是被中華民國政府給刻意抹消，卻又能深刻揭示殖民現代性複雜機制的關鍵人物。他去南洋經濟考察所做的〈入交趾〉這首詩，不僅體現台灣知識分子對殖民體制下弱弱相殘的深刻反思，更展現了超越時代的預見能力與文化創造力。儘管他個人仍抵擋不過被局勢輾壓的厄運，但他透過詩作為後世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證與精神資源。
1923年4月20日中午東宮皇太子裕仁抵達台南，僅僅停留24小時。當時，作為法學專家與總督府評議員的黃欣與22歲的裕仁單獨會談，共進午餐與茶點，緊接著年底就被總督府囑託，前往華南、南洋考察經濟。
他自基隆搭乘北上輪船，繞經鷺門（福建廈門）、鼓浪嶼，再轉羊城（廣州）、行經黃花崗與香港，而後抵達越南北部的海防，由此穿越阿迷州（雲南省與貴州省一帶少數民族地區），再回到海防，至周邊交趾、徐家渡考察，然後自海路經過越南中部的順化，繼續南行至西貢（胡志明市）。之後又前往星加坡、爪哇、三寶壟，由星加坡前往檳榔嶼（馬來西亞檳城）及暹羅（泰國）的盤谷（曼谷），歷時2個多月才返回台灣。
這不只是一次單純的總督府囑託考察，而是與其他被殖民者、異文化與自我的深層相互照見。黃欣在旅程中寫下52首記錄當地實景、民族誌文化觀察，與殖民反思的漢詩。其中〈入交趾〉詩中引用出自於《嶺南摭怪》的 覬覦、期待收編的經濟果實；而黃欣本人既是經濟調查者，也是被驅使的另一位「越裳氏」，他帶回的「白雉」──調查成果與觀察筆記，正是殖民帝國南進所需的資訊。
對自己既是被殖民者又是殖民協力者的矛盾身份自覺，使他的生命故事更顯後殖民的矛盾性：在帝國裡透過漢詩的隱喻發聲，卻無法真正自主；反思與覺醒，反而成為懷璧之罪。
從厄運到集體說故事以抵抗霸權
黃欣在〈入交趾〉中的深刻反思，彷彿預見了自己往後20多年的命運軌跡。1928年日本推動「南進政策」，鼓勵台灣資本往南洋、華南發展，黃欣在汕頭集資成立的「大東製冰廠」卻遭到日本駐汕頭領事別府雄吉的勒索，強硬插股。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隔年又有一二八事變，排日運動下，「大東製冰廠」幾乎被中國股東強佔，台灣人面對多重霸權與身分認同，被迫在夾縫中找尋生路。
1929年，黃欣到東京奔走，希望能夠籌設專門給台灣子弟念的台陽中學校，特別拜會時任朝日新聞社副社長的下村宏。這位下村宏曾於1915～1921年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民政長官、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與黃欣以詩友相稱，由於留學過比利時，思想開明，其任內推行台灣教育令、市區改正、日月潭發電等計劃，烏山頭水庫別稱「珊瑚潭」，正是由其命名。除此之外，他還廢除諸如鞭刑、本島人不得就讀高等學校等陋規。可惜台陽中學校最後仍遭總督府否決，扼殺台灣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翌日，家人聚集在收音機前狂呼「日本萬歲」，黃欣卻直斥日軍自掘墳墓，必死無疑！他因抗議總督府徵召「台灣特別志願兵」而被列在憲兵隊的追捕名單上，只能遠走中國。戰後即使得知在台灣的妻子過世，但人在交通幾乎癱瘓的華北，被視為日本人或漢奸的他，不僅得東躲西藏、放棄辛苦經營的「南州洋行」與家產，再付出數倍的黑市價格，才得以搭上載滿難民的貨車、擁擠的貨船，從天津到澳門，期間還得躲過中、日兩方的情報人員。
1946年冬，他踏上久違的故土，回到台南，但家園已是斷壁殘垣。1947年黃欣在台南病逝，就如他詩中的「一葉身」，終究無法抵擋歷史結構性的「萬里煙波」。
黃欣的故事提醒我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日治時代台灣人的真實面貌，早已成為中華民國政府政治操作的工具。戰後的歷史舞台只容許特定角色登場，台灣人不是被塑造成「可憐」的被殖民者，就是「可惡」的皇民。那些在殖民體制下努力協商、爭取空間的知識分子，往往被排除在主流記憶之外。我們的記憶被格式化，我們的英雄被推下歷史舞台，甚至被抹黑、刪除。
幸運的是，黃欣留下653首詩作，如同詩史般鮮活銘刻下當時的人事物。他既不是激烈抗日的英雄，也不是一味迎合的「走狗」，而是身處台灣歷史的灰色地帶，巧妙地在權力與反抗之間尋找自主空間。正因不符國民政府「光復台灣」的單一敘事框架，他在戰後被徹底抹除。
台灣更需要看清自己的歷史
二戰終戰80年，在質問東南亞與世界各國如何看待台灣之前，我們必須先看清自己的面容，特別是被中華民國政府所扭曲與抹消的部分。微觀史學的價值正在於此：它讓我們超越加害者／被害者的二元對立，看見歷史的複雜性與人性的多面。
今天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如果只用「非黑即白」的框架，我們可能重蹈覆轍，把某些人標籤為「忠」或「奸」，而忽視了背後的結構性困境。挖掘更多日治與戰時台灣人的故事，即是微觀史學所謂的培養「歷史想像力」，不僅能擺脫簡化的二元思維，更有助於建立更成熟與全觀的歷史記憶、增強公民社會的同理心與族群韌性，從而避免讓外部勢力操弄，並阻止台灣內部繼續撕裂。
當今面對中國侵略威脅，我們必須藉由探尋更多故事，還原那個被國民政府扭曲抹去的日治台灣現場，重現每一張台灣人的臉孔，從而連結他們走過殖民時期的智慧與韌性，這才是集體抵禦外侮的能量。
真正的國族危機不是炮火，而是我們還以為自己能置身事外。台灣要避免再次「身不由己」，就必須提前部署、主動爭取明確認同與自我、族群論述，這才是二戰留給我們的最深啟示：不是等待命運的安排，而是自主書寫自己與在地的故事，成為歷史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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