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台北101的確保繩: 從「風險規避」到「流量獵奇」的商業變形

我們錯以為全世界真的「看見」了台灣,卻沒發現, 在跨國資本的全球劇本中,台灣地標被簡化為一座充滿奇觀性的布景,而那些忙著「蹭」流量的行政官僚、圍觀群眾與網民,則是不自覺地成為了這場商演的臨時演員。 我們錯以為全世界真的「看見」了台灣,卻沒發現, 在跨國資本的全球劇本中,台灣地標被簡化為一座充滿奇觀性的布景,而那些忙著「蹭」流量的行政官僚、圍觀群眾與網民,則是不自覺地成為了這場商演的臨時演員。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赤手獨攀台北101:直播》劇照

2026年1月25日,美國攀岩家霍諾德(Alex Honnold)以「徒手獨攀」的方式在1小時31分鐘內登頂台北101。隨後,媒體轉載了「法國蜘蛛人」羅伯特(Alain Robert)的IG祝賀。在行銷語言中,這被包裝成傳奇的傳承;但在商業本質上,這是一場關於「風險定價」的權力更迭。

作為2004年羅伯特的隨行翻譯,我瀏覽著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標題,以及臉書上近乎狂熱的轉發,目光所及,皆是被「讓世界看見台灣」這類激情淹沒的敘事。然而,在那些關於勇氣解放的讚嘆聲中,我卻讀出了一種更深層的主體失語。我看著螢幕,思緒穿過那些沸騰的流量與濾鏡,回到了22年前,那條垂掛在 101 鋼骨間、真實且安全的「確保繩」。

在這一場由跨國資本主導的華麗敘事裡,我們看見的或許不是勇氣的解放,而是台灣在收割外國人榮耀的同時,那份對自身專業與形象詮釋權的失守。

確保繩的商業邏輯

2004年12月,在冬末微雨的傍晚,我與羅伯特手腳並用爬上垂直的消防梯,最終站上當時世界最高樓的尖頂。夕陽正隱沒在觀音山後,360度的全景撲面而來。而在那個物理與心理的極限點上,大弟所屬的安全確保團隊在下方同步勘景──架主繩索,標記每段玻璃節點,測量風速,模擬雨中滑落的路徑。

我站在僅能旋身的尖頂,看著大弟團隊精確計算摩擦係數與繩索扣環。那條確保繩,實質上是 101 管理層與保險公司對『資產價值』的管轄權,背後更疊加了台北行政單位層層簽核的官僚憂慮。那時,101 是台灣剛打造好、捧在手心的玻璃工藝品,在各機關的行政邏輯裡,任何「非預期意外」都不是冒險的代價,而是品牌商譽的沉沒成本,更是政治責任的未爆彈。繩子的存在,是為了守護體制的忐忑,而非僅是守護羅伯特的生命。

羅伯特原想無繩攀爬,但從89樓到尖頂的「惡夢段」數據顯示風險太高。最終,羅伯特用繩子花了4小時登頂,媒體記住了「蜘蛛人壯舉」,而台灣的專業團隊卻隱身於幕後,消失在閃光燈之外。

當 Netflix 願意為這場「死亡機率」支付高額溢價,並透過「延時直播」技術控管潛在的品牌災難時,風險便從一種行政負擔,轉化為一種可定價的商品。

確保繩的消失:風險如何被重新定價

22年後,霍諾德捨棄了繩子,僅花了一個半小時便登頂 101。這道跨越時空的鮮明對比,在台灣媒體的敘事中,被歌頌為管理階層的「決斷英明」與行政單位的「開明包容」。

然而,若我們穿透這些溢美或自誇的公關修辭,會發現這並非台灣社會對「冒險」的本質理解發生了躍遷,而是「風險的獲利模式」發生了質變。

2004 年,風險是體制必須規避的「成本」(Insurance Logic)。當時 101 是承載台灣形象的玻璃工藝品,任何非預期的墜落都是品牌商譽無法承受的沉沒成本。因此,那條繩子是官僚、保險與行政單位共同交織出的安全網,守護的是體制的忐忑。

但在 2026 年,風險成了可以用來變現的「流量」(Netflix Logic)。這場合作的本質,是 101 管理階層將其「場景權」租借給跨國串流平台。當 Netflix 願意為這場「死亡機率」支付高額溢價,並透過「延時直播」技術控管潛在的品牌災難時,風險便從一種行政負擔,轉化為一種可定價的商品。

所謂的「英明」與「開明」,本質上是一次極其冷靜的風險轉讓與責任外包。當跨國平台帶著嚴密的法律保險與全球品牌背書介入時,行政部門的風險被降到了最低,而預期的行銷紅利則被推到了最高。這種從「規避風險」到「流量獵奇」的轉向,讓體制得以在無需承擔真實代價的情況下,自吹自擂地收割國際能見度。

這並非冒險的解放,而是風險被重新定價後的商業變形。當風險能被技術化地鎖在保險契約中,那條實體的繩子自然可以消失,因為體制的焦慮已經在流量的溢價中得到了安撫。

當風險能被技術化地鎖在保險契約中,那條實體的繩子自然可以消失,因為體制的焦慮已經在流量的溢價中得到了安撫。

語言框限了眼前的真實

這種商業本質的移轉,在台灣的敘事語言中被徹底掩蓋了。

身處海德堡的雪雨中,我瀏覽德國媒體的報導──德語邏輯對這類行為有一種近乎「去神聖化」的冷靜。《南德意志報》不用「征服」,而用「計畫的精確執行」;《明鏡周刊》強調「無任何確保」的「死亡風險情境」;《奧地利皇冠報》更直言這種直播「在倫理上不可接受」。媒體專家Thomas Horky質疑:讓全球觀眾凝視一個置身於死亡邊緣的人,這是推廣極限運動,還是滿足窺淫癖?

當我們為台灣行銷成功歡呼時,他們在質問:將生命風險轉化為娛樂秀,這是否符合倫理?

對照之下,台灣媒體沉溺於「壯舉」、「見證歷史」、「讓世界看見台灣」這種激情語彙。這背後揭示了某種認知的結構性盲點:當我們慣於使用高度感性的敘事,我們也被自己的語言所框限,遮蔽了看見真實的可能。 因為缺乏理性的專業語彙去拆解結構、評估風險,我們最終只能退縮到「英雄崇拜」的劇本裡,用集體的感動來填補商業精算後留下的理智空白。

當激情成為唯一的聲音,風險倫理、專業技術、物理數據分析這些面向就被壓縮了。甚至,我們在語言的自我催眠中,產生了一種集體自戀的幻覺:我們錯以為全世界真的「看見」了台灣,卻沒發現, 在跨國資本的全球劇本中,台灣地標被簡化為一座充滿奇觀性的布景,而那些忙著「蹭」流量的行政官僚、圍觀群眾與網民,則是不自覺地成為了這場商演的臨時演員。

我們被困在自己編織的英雄辭令裡,在專業語彙集體缺席的情況下,被動地完成了一次沒有主體發聲、僅供全球消費的視覺奇觀,卻陷入一種錯誤的幸福感──我們「外包」了冒險,卻以為贏得了世界的目光。我們收割霍諾德的勇氣,卻沒自覺到台灣在跨國資本的劇本中,被簡化為一座奇觀性的布景。這背後揭露了核心的缺失:我們對「台灣如何被看見、被看見了什麼」,缺乏根本的自覺。

兩條隱形而未斷的繩子

回想起22年前,與羅伯特並肩站在 101 尖頂看著夕陽沉入觀音山後的冬日傍晚。22年過去了,物理的確保繩雖然消失,但有兩條隱形的繩子,至今依然牢牢束縛著我們:

一條是產業路徑的缺口:我們有場地,也有在各個關鍵環節默默精進的專業者,卻缺乏完整的職業路徑與賽事體制。這導致台灣的高手即便具備實力登頂,卻站不上挑戰的舞台。當本土人才無法在自己的主場發聲,專業就永遠只能是別人劇本裡的跑龍套。

一條是多元敘事語言的匱乏:因為過度依賴跨國平台來證明台灣的價值,我們受限於商業行銷的激情與誇大語言。在這種單一的覆述中,我們窄化了對自我與台灣形象的認知。

台灣的高手,何時能從專業的幕後,變成掌握敘事主權的主角?真正的強大,不是來自國際傳奇的「認證」,而是我們能否發展出自己的專業判斷,並建立起一套不被行銷詞彙左右、能評量冒險重量的多元語言。地標的高度,是由鋼骨建構的;國際形象的能見度,則是由台灣人自身的專業能力所支撐;至於文化的深度,更是由我們對敘事語言的自省所定義。

當我們從「英雄崇拜」的商業語言陷阱中覺醒,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將不再是外借的奇觀流量,而是由本土人才與專業體系主導活動,並建立獨立的風險評估體系與多元敘事。到那時,「徒手登頂」的勇氣與榮耀才真正屬於台灣。當我們不再需要外借的濾鏡來確認價值,那,才是台灣從「被消費的地標」蛻變為「定義自身高度」的起點──這才是隱形繩索斷裂後,真正屬於台灣人的自由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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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住遊世界各地,是城市光榮感極強的府城女兒,研究日治台南仕紳史與台語古典詩,並以台文撰寫舞台劇本獲獎,熱愛榮格學說並於生活中搬演童話,目前旅居德國海德堡。著作《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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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住遊世界各地,是城市光榮感極強的府城女兒,研究日治台南仕紳史與台語古典詩,並以台文撰寫舞台劇本獲獎,熱愛榮格學說並於生活中搬演童話,目前旅居德國海德堡。著作《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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