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22年3月yes123求職網公布的調查顯示，台灣高達70.7%的女性勞工指出曾經遭遇職場性騷擾，但僅50.7%「當場抗議」或「表達不滿」，其餘均被迫「隱忍」或「沉默」。而在德國，也有超過67%的女性遭遇「職場性騷擾」， 更有高達89%的女性，一生中曾遭受不同程度的性騷擾。
德國「時間校園」（Zeit Campus）於近日以「他是老闆，她是實習生」為主題，向讀者發出呼籲與邀集，希望受害者能陳述自身在職場所遭遇的性騷擾經歷，結果400多名女性主動聯繫，而記者則對其中11人進行訪談，並將她們的故事如實呈現，在報導最後特別以星號標註：「報導中的男子姓名雖已更改，但編輯們都知道你們是誰！」
涉及權力的性暴力，還有「我沒報案」的原因
諸多研究顯示，性騷擾與性暴力犯罪，不僅未報告案件的數量非常多，定罪率更低，顯示司法與援助過程漫長且不濟，甚至加害人還寡廉鮮恥地對外聲稱自己是「守法」的公民，繼續掌握豐富的政經資源與人脈，無異是以國家機器對受害者進行二度傷害，強迫他們永遠噤聲。
早在2006年，美國女權運動者伯克（Tarana Burke）就已發起一項「用同理心實現賦權」（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的運動，並率先使用「我也是」（Me Too）這一口號，鼓勵被性侵的有色人種與底層女性勇敢發聲。2012年，德國則發起了一項「我沒報案」（#ichhabnichtangezeigt）的社交媒體活動，這是繼英格蘭「#ididnotreport」及法國「#jenaipasportéplainte」之後的串連行動，邀請被害者在推特或臉書寫下遭受性暴力的經歷，除了提高公眾對性暴力的認識之外，更澄清社會長久以來將之視為個人私領域與情慾問題的迷思，直指這已是陳疴痼疾的社會結構性犯罪。
加害人透過自身的權力優勢，以騷擾、侵害的形式，對處於權力弱勢的受害者施加或展現權力，蔑視與否認女性身體與人格的完整性。他們犯罪時往往非常清楚兩者之間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但仍以「你是我的」來遂行身心羞辱、剝奪與傷害。
「權力」作為問題核心，具有兩層意義。首先是集體男性的性別權力優於女性，其次則是揭露社會如何透過「性」來合理化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為此，性騷擾不只是「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還有以性作為升遷賄賂或畢業與否的脅迫手段，甚而塑造長期且全面的威脅氛圍，致使被騷擾者感到內疚、羞恥、孤立、恐懼與自恨，甚而對其工作、教育、日常生活造成負面影響，乃至在高壓下產生憂鬱，摧毀個人在人際關係中可以「身為自己」的信念。更嚴重的是，受害者被綁架於創傷第一現場的時空，導致過去與未來都像截斷的「無時間性」脈流，成為一灘死水。
德國為期兩個月的「我沒報案」活動，最後共收到1,105份報告。分析受害者噤聲的原因，除了對救援組織的缺乏了解、周圍朋友的冷漠回應、對警察與司法機構缺乏信任之外，還有與加害人的關係網絡重疊，害怕曝光後帶來人際孤立，以及擔心肇事者被定罪的機會渺茫，恐懼刑事訴訟或公開辯論過程再次受到傷害。
事實上，「我沒報案」活動給予公眾的省思更是在於「沒有一種絕對正確的回應方式」，因為事發第一現場往往讓受害者震驚到身心凍結，特別當加害人為至親或熟人時則更嚴重，所以毋須苛責受害者。重要的是，受害者若能於事後（最好是當天）寫下日誌，清楚註明日期、時間、地點，以及發生的經過，這已是日後起訴最有力的證據。
在創傷敘事中，成為彼此的見證者
關鍵的是，整體社會尤其是男性對性暴力的反應至關重要。例如澳洲曾於2019年播放一支宣傳影片「尊重女性：積極旁觀者大聲說！」（Respect women:call it out–active bystander），片中一位加害人對女性進行性騷擾，作為旁觀者的男性在幾次自我無聲否認與對話之後，決定挺身而出並阻止。
另外，有鑑於公平正義與創傷療癒緊密關聯，但偏偏司法體系在懲治性騷擾與性暴力加害人罪刑成效不彰，澳洲許多受害者支持團體以「敘事實踐」（Narrative Practice）為指導方針，自社區培力開始，訓練善於傾聽與支持的人員，幫助受害者跨越擔心自己「異於常人」的孤絕困境，在開放安全的空間自由地談論經歷，並感到被認真聆聽與對待，從而在團體、友誼的支持，以及全新的人際關係中積極展開對話。
從單一故事的創傷敘事，進化成雙重故事的見證，受害者不僅能將問題外化，亦能在司法不彰的局限下打破禁忌、與社群創建敘事正義，從而實踐另一種公平正義的自我增能賦權，將這份社區動能累積成社會集體對抗性騷擾與暴力的永續資本。
敘事實踐的重要基地──德威中心（Dulwich Centre），多年來在澳、美、英、墨西哥、挪威、巴西、香港與非洲國家推動支持性暴力受害者的專案。其中澳洲塔斯馬尼亞州的霍巴特（Hobart）更於1995年為7名14至24歲的性侵受害者成立封閉式團體，以連續12週，每週2小時的團體談話，再加上一次週末夏令營，進行名為「生命旅程」（The journey of a lifetime）的敘事療癒。
她們在規劃旅程中，以隱喻具體顯化旅程前行的方向與現實中遇到的困難，例如「禁止迴轉」、「快到家了」的標誌，自我提醒永遠不要放棄愛與被愛的可能；將周遭負面雜音彙編成一本「詭計、謊言和鬼話」書，辨識自己的身心如何被影響與行為制約，以及努力掙脫、一一破解的關鍵；被迫保密的「包袱」裡頭放了哪些羞恥、罪惡與孤立，而最後自己沒被壓到喘不過氣或失聲，勇敢說出後的自由與輕鬆感覺如何？在自我困惑與質疑的「欺妄森林」裡，該如何擺脫魔咒、走出鬼打牆的局面？團員們通力合作，逐一核對現實，並且認證彼此堅持不懈的嘗試與勇敢。
還有，面對「罪惡盜匪」的哄弄，團員分組討論如何辨識出加害人侈言自身守法、要妻子或別人來背書，以逃脫性暴力罪行的「標準作業流程」，甚至看穿共犯結構的嘴臉與手法，以及他們時常大放厥詞與出沒的所在，嚴加追蹤，也提醒他人避免再次受到傷害。另外，即時揪住自心的「內疚匪徒」，不落入自我罪咎，更強化自己要比匪徒們活得更堅強與身心健壯的信念，作為長期對抗的底氣。
同樣的，腳踩在自我憎恨的「流沙」中、誤入恐懼的「迷霧」裡，團員們一一從自己的身心症狀檢驗受影響的程度，分享如何反制、乃至肯定自己的能力與看見亮點。最後，他們成為彼此的見證者，認證走過每一段困局與艱辛的里程碑，給自己一份正向與榮耀的全新自我認知。在象徵性地領到了護照與車票之後，隨即展開新的生命旅程。整個團體的敘事實踐，在重說故事中，將「受害者」全然翻轉為「帶著傷的療癒者」，甚至更進一步成為「別人生命中的幫助者」。
讓耳朵聽見心的故事，療癒力量從「恥」開始
2012年，我自己也曾在一個新書發表會中，應邀說出自己做為性騷擾受害者的故事，希望顛覆刻板印象中的「受害者」，並非只能蒼白無助。翌日，我收到許多陌生朋友的臉書私訊，他們坦承鬱結多年的羞恥：被陌生人侵犯的身心疼痛、孩子被親密愛人強暴的殘酷、從小被長輩侵犯卻被至親要求噤聲的身心解離與認知撕裂……。閱讀的當下，滾燙的淚水裡有更多的心疼與感謝，因為這些朋友不僅為大家先走過一段艱辛，更願意在與我的緊緊一面之緣下，裸露出生命最脆弱的部份，讓我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守護別人說出羞恥的空間。
後來我參與敘事療癒工作坊，一位從未謀面的學員走到我面前，大方地擁抱住我，並在我耳邊低聲說：「謝謝你讓我願意走出來，參加這個工作坊！」原來她是透過朋友知道我會參加這個工作坊，幾經逃避、掙扎，才讓自己走出來。楞了一下的我，看見她靦腆的微笑，彷彿也看見了某種靈魂印記。
她是美麗與勇敢的，在工作坊中第一次將被性侵的生命創傷給揭露出來，不僅在淚水中娓娓陳述近40年沉默無聲的羞恥，也勇敢地在重說故事裡讓自己重回事發現場，嘶吼出性侵當下喊不出的痛苦。她堅定地對著空氣，向加害人訴說這些年她的傷痛、誰都奪不走她的美好特質，甚至勇敢承諾要處理充滿性虐與暴力的婚姻關係，以及舉發家族間男性對外傭的性侵罪行。
當下，我被她的勇敢震懾住了，那是來自推己及人、願意挺身護衛別人身心免於被侵犯的勇氣。
當她再度走過來擁抱我，在幾秒鐘的無聲裡，生命深邃地連結著，那是以苦難相接的同體共命。我無聲說出：「如果是因為生命歷來的痛苦與傷害，讓我以此為印記，認出你來並與你成為朋友，那麼我此刻要對著發生在我身上最難堪的生命事件說：『我願意！』」
讓耳朵聽見心的故事，而療癒的力量正是從「恥」開始。面對與訴說羞恥的勇氣不是天生的，卻是眾人善意的促成；只有生命能走向生命，也唯有訴說可以承接訴說。特別當受害者願意組成見證者團隊，忍耐著疼痛，在重說故事中盤點自身資源與能力，乃至發現自己因一念慈悲，不忍此去後來的更多女子受苦，而願意說出羞恥，既警示任何人切勿存僥倖與犯行，也守護了更多人的身心自主與平安。
如同李維倫教授曾言：「唯有與新的人際關係遭逢，轉變的契機才會出現。一個『新生』的空間／時間，將有機會接上主流的空間／時間，意謂療癒的可能。」發聲的意義，是讓受害者們透過同理共感而生命深度連結，脫離孤立狀態，從而一起為性暴力防治積極貢獻，並實踐司法之外的即時公平正義，最終，以自身故事鼓勵更多人透過敘事修復失落經驗與創傷，讓不完美的生命從而完整。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7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