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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者在理解自身社會經驗時,因為已經有足夠的理解資源,所以很輕鬆就可以搞懂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經驗。而沒有權力者,有可能是透過一層玻璃,隱約發現自己的某些社會經驗,並在設法清楚表達這些經驗時,充其量只能利用不夠貼切的意義。

檢視女權運動的歷史,我們看到透過「說出來」的舉動以提升意識的方法,她們所分享出來的東西,常是未能清楚理解、幾乎難以聽懂的經驗。這顯示身為孤獨的個體,女性的諸多經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無法表達。對於孤立的個人來說,分享這些尚未完全成型的理解過程,喚醒了迄今仍舊蟄伏的社會意義資源,而後者帶來了清晰的思路與認知層面的自信,並增加了溝通能力。

如果應用當時引介的相關用語,我們可以說,女性能夠集體克服既有的常規社會詮釋習慣,並對某些之前封閉的經歷作出不同尋常的詮釋;她們合力把仍然隱藏在當時社會活動中的理解資源開創出來。在我們擁有相對富庶的詮釋資源的處境下,人們幾乎忘記這種認知成就如何令人訝異,並造足以造成改變生命的影響。

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回憶錄中談到一個例子,讓我們審視:我們今日能夠以「性騷擾」命名的這些事件,是怎麼被認清的?

她們面對不舒服的對待,卻沒有詞彙可以稱呼

有一天下午,一位大學前雇員求見琳.法利(Lin Farlry)尋求幫助。44歲的嘉蜜塔.伍德(Carmita Wood)在卡尤加湖(Lake Cayuga)的蘋果園地區出生長大,獨立撫養兩個孩子。她在康乃爾大學的核能物理系工作了8年,從實驗室助理升遷到處理行政事務的文書工作。伍德不知道為什麼她被挑上,或者她是否真的被挑上,但是有位傑出教授似乎無法將他的雙手從她身上移開。

伍德的敘述中提到,這個學識出眾的男人會站在她桌旁閱讀信件並晃動他的胯部,或者在伸手拿取文件時故意掃過她的胸部。有天晚上,當實驗室員工離開年度聖誕派對時,他在電梯裡困住她並強吻她。後來伍德特別改走實驗室大樓的樓梯,避免再度遇到這種事情,但是在面對暗中騷擾帶來的壓力、努力與科學家保持距離的同時,她還是得與對方討人喜歡的太太做好朋友,她的身體因而產生許多症狀,包括慢性背部和頸部疼痛,她的右手拇指也發疼而變得麻木。她要求轉調到另一個部門,在遭到回絕後,她決定辭職。她踏出辦公室大門,前往佛羅里達休息調養。回來後她申請失業保險,但當保險調查員詢問她為什麼要離開工作8年的崗位時,她無法描述這些令人厭惡的片段。她感到羞愧和尷尬。在對方敦促填寫表格上的必要欄位時,她回答離職的理由是出自個人因素。結果,她提出失業救濟金的申請遭到拒絕。

「琳的學生們在她的專題課堂上持續談到在暑假工作時遇到討厭的性挑逗,」索維涅(Sauvigne)說。 「然後嘉蜜塔.伍德進來告訴琳她的故事。我們意識到,你知道的,對於一個人來說,無論是我們當中的女性工作人員、嘉蜜塔還是學生,在某些時候都有過類似的經歷。而我們都未曾開口告訴過任何人。這是那種『啊哈!』頓時豁然開朗的時刻,一種深刻的啟示。」

女人有她們的議題要處理。梅耶(Meyer)在雪城(Syracuse)找了兩位女性主義律師蘇珊.虹(Susan Horn)和妙麗.韓絲(Maurie Heins)接手嘉蜜塔.伍德的失業保險上訴案件。然後……,」索維涅報告,「我們決定也要開口打破對這類事件的沉默。」

她們要打破沉默的「這類事件」還沒有名稱。「我們8個人坐在人事部門辦公室內,」索維涅回憶道,「腦力激盪我們要在鼓勵開口的海報上寫下什麼。我們把它稱為「性恐嚇」、「性脅迫」、「工作中的性剝削」。這些名稱似乎都不對。我們想要能把一系列隱含和明顯持續性行為都包括在內。有人想出了「騷擾」。「性騷擾!」我們立刻同意了。這個名稱就是這樣出現的。

當你不瞭解自己發生了什麼,又要如何向人訴說?

這個故事顯示,既有的集體詮釋資源有個缺口,而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經驗命名可以填滿那個缺口。如同故事所描述的,我們可以看到像嘉蜜塔.伍德這樣的女性,因集體詮釋資源的缺口而蒙受嚴重的認知劣勢。

但是這種敘述方式並沒有完整捕捉到全貌。因為如果嘉蜜塔.伍德遭遇到的認知錯待僅是單純的認知劣勢造成的,就無能釐清何以只有她而非騷擾者也同樣蒙受認知錯待。無法正確理解女性的性騷擾經驗,這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承受的集體劣勢。根據假設來看,在何謂性騷擾的集體理解浮現之前,男性這般對待女性的作為,普遍來說並未獲得正確的理解。在當前的例子中,騷擾者和被騷擾者雙方都沒有正確理解到他對待她的作為,但騷擾者的認知障礙對他來說並不是一項重大的缺點。實際上,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作為符合他的目的──或者至少符合他的立即目的,可以使他的行為不受質疑。

相比之下,被騷擾者的認知障礙對她來說是極為不利的。認知障礙使她無法理解自身經驗的一項重要環節。這項經驗與她切身相關,她迫切地想要瞭解,因為不瞭解會讓她深感困擾、困惑和孤立,更不用說容易受到持續的騷擾。但是她在詮釋上所處的劣勢,使她無法理解自己被持續錯待的狀況,而這反過來又阻止她去抗議,更不用說採取有效措施去阻止。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類似的嚴重詮釋劣勢,卻可能不會引發任何知識的不正義。例如,如果某人在某個歷史時刻罹患某種影響其社會行為的疾病,而這種病狀在當時仍被誤解,並且多半未能診斷出來,那麼病患就可能會遭受對他們危害特別深的集體詮釋劣勢。他們無法透過指涉自身患有疾病的想法促成他人理解其經歷,以致不僅他們自身無能知曉,還可能因為他人不理解狀況而承受嚴重的負面後果。但他們並未蒙受詮釋不正義;更確切地說,這是間接認知的壞運氣之慘痛案例。

為了找到更深層次的直覺來源,幫出我們看出布朗米勒舉例中的知識不正義,我們應該關注催生出相關詮釋空白的社會條件背景。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的女性地位與男性相較仍明顯處於社會弱勢;並且權力的不平等關係特別有礙女性與男性平等參與生產集體社會意義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最明顯的是那些由新聞、政治、學術和法律等職業所進行的活動—布朗米勒的回憶錄詳述在這些專業領域及機構內外發生眾多開創性的女性主義活動並非偶然。女性沒有權力,意味著她們的社會地位不能平等地參與詮釋,而這種不平等為詮釋不正義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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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知識的不正義
作者: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
譯者:黃珮玲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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