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日本參議院選舉，由右派政黨勝出。其中「日本人優先」的政黨選舉口號，讓人聯想到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國優先」，媒體上連日出現的「外國人濫用國民健康保險」、「外國人濫拿生活保護費」、「外國人炒作不動產」、「外國人不用付遺產稅」、「外國人犯罪增加」等訊息也讓人注目。
友人問我，「為什麼日本社會與企業明明需要移民工的勞動力，卻又在投票時支持反移民的右派政黨？」
我想起我的日本學生在課堂上說的，「擔心外國人增加會導致犯罪增加，而且外國人犯罪也不被起訴，感覺外國人被優待，很不公平。」另一位非常照顧我的日本學術界前輩則在選舉前跟我說，「跟有教養的妳不一樣，現在不懂規範的外國人太多，尤其是觀光客……日本人現在由於物價上漲，生活辛苦。妳知道嗎，外國人在日本居住3個月，就可以用國民健康保險，用的是妳支付的稅金耶！日本媒體都不報導，所以社群網站上才會有這麼大量的訊息！」
這位前輩的一番話，正道出了這次選舉的背景：「失落的30年」的沉淪感、對外籍勞工與居民增加的複雜情結、以及社群媒體上資訊氾濫的問題。
日本人「失落的30年」
19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就長期低迷。加上2008年金融風暴對世界的經濟衝擊、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電事故的社會衝擊、2020年開始新冠疫情導致的世界停擺等，讓日本從「失落的10年」延展到現在變成「失落的30年」。曾經稱霸世界的日本家電與3C產品，在資本主義的「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下榮光不再，被稱為「軟實力」（Soft Power）的日本流行樂、偶像、動畫、遊戲等文化內容，也在韓流崛起、中國擴張與網路發達下，難以再如過往一枝獨秀。電動車的出現，讓日本強勢的汽車產業開始洗牌。曾是亞洲第一的經濟強國，現在頗有「盛世已過」之感。日本社會全體仍清楚記得數十年前的光輝燦爛，但也同時感受到世界時勢的變化，對模糊的未來覺得不安。
而少子高齡化的急遽進展，不僅讓日本國內市場發展受限，人手不足的情況也愈發嚴苛。為了補足勞動人力，政府鼓勵高齡者與家庭主婦進入就業市場。終身雇用慣例瓦解、服務產業增加、派遣法修訂等背景下，現今日本的非正規就業率高達近4成。整體上日本雖仍是生活環境相對舒適的先進國家，但貧富差距感愈來愈大，對未來不安的人愈來愈多。近來日幣大幅貶值與物價上升，更讓日本大眾感到生活拮据。厚生勞動省的2024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指出：日本有6成以上家庭的收入低於平均。「大眾的貧困化」讓中產階級對自民黨的長期執政感到不滿，而幾次為期不長的政黨輪替並沒有帶來比較好的結果，也讓民眾對其他大型政黨缺乏信心。
另一方面，日本在2007年施行「觀光立國推進基本法」，2015年時，首相安倍更將「觀光立國」作為促進地方經濟與活力戰略的主軸之一，設定目標要在2030年讓每年訪日的外籍旅客超過3,000萬人。結果，訪日旅客在2018年就衝破了3,000萬。新冠疫情雖讓全世界的跨國移動沉寂，但疫情後外籍旅客又在國境重啟及日幣貶值下蜂擁而至，2024年再度衝破3,000萬人次。觀光立國政策看似全面成功，但很多地區沒能做好準備，消化不了大量外籍旅客，產生了不少觀光公害。
被疫情限制下幾年無法正常營業的旅館及商家，在物價提升及需求大增的情況下紛紛提高價格，東京等城市的商務旅館甚至是膠囊旅館都價格騰貴，不少日本人自己要出差旅遊，卻因為預算不足，只能安排一日來回的「彈丸行程」，或是利用較平價的夜間長途巴士節省經費。這造成一些國際知名的觀光勝地擠滿外國人，日本人自己反而去不了。電視播映外籍旅客一邊吃著普通日本人少能負擔的高價壽司或和牛，一邊稱讚「不貴啊！在日本吃比在我們國家便宜好多！」看著報導中享受海外旅遊時光的外籍旅客，一般日本大眾更感覺自己像是被擠壓到社會邊緣的弱勢族群。
外籍勞工與居民增加
而日本從1990年代起，外國人居留人數除了新冠時期外都是年年攀升。1990年約有100萬人，到2010年超過200萬人，2022年更超過了300萬人。1990年代初不僅是泡沫經濟崩潰後的社會轉折點，也是日本政府引進外籍勞工的重要轉折點。日本在1980年代後期，就有一些難以招募人力的產業開始聘雇外國人。由於當時仍無正式的外籍勞工引進政策，來工作的多半是用觀光簽證赴日的外籍人士，導致非法勞工大幅成長，一度將近有30萬人。
為消解人力課題，日本政府於1990年實施了新的《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通稱「90年入管法」。堅持「只引進專業外籍勞工、不引進低技能外籍勞工」的原則，法律新設「定住者」簽證，讓巴西及祕魯為主的南美日裔人成為外籍勞工主力。這些外籍「定住者」沒有任何工作限制，也可以攜家帶眷，多以契約工或派遣工等非正規雇用身分，在日本的汽車、電機、電子業工廠工作，並在附近城市居住。
巴西日裔人及其家屬在2008年時一度超過31萬人，祕魯也有將近6萬人。但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衝擊世界經濟，這些非正規雇用的南美日裔人大量失業，日本政府也支援他們歸國，因而人數大幅下降，現今約有21萬巴西人與5萬祕魯人住在日本。
外國人在留人數及佔日本總人口比率的變化。資料來源：出入國在管理庁《2024年版「出入国在留管理」日本語版》。
1993年，日本開始了現在的「技能實習制度」，名義上是為其他國家培育人才，實際則成為另一種開「側門」引進外籍勞工的方式。至2024年底，共有來自18個國家、45.6萬的外籍技能實習生，在各種人力不足產業現場勞動。早期的技能實習生以中國籍為主，但在中國經濟發展後人數減少，來自越南者則是大增，近幾年印尼、緬甸人也顯著增加。
技能實習生原則上不能轉換技能實習（工作）單位，也不能攜家帶眷，最多只能在日本待5年。但是2019年的「特定技能」簽證開始後，外籍技能實習生可在實習3年結束後轉換簽證繼續工作。
「特定技能」簽證是引進有一定技能的外籍勞工到人手不足的產業，被稱為是日本正式開始以「正門」引進外籍勞工的轉折。「特定技能」簽證分為2種，1號簽證最多能在日本工作5年、不能攜家帶眷；2號則無年數限制，並且可以將家人接到日本同住。為因應人手不足產業的增加，日本政府也增加了可引進「特定技能」外籍勞工的產業。至2024年底，日本共有來自72個國家及地區的「特定技能」外籍勞工，其中1號簽證有28.3萬人，2號簽證有832人。日本政府希望能在5年內，將人數增加人數到最多82萬人。
此外，1980年代起日本就開始擴大招攬留學生，從1983年的「留學生10萬人計畫」、2008年的「留學生30萬人計畫」到2023年的「留學生40萬人計畫」，期待留學生畢業後可留在日本，改善日本人力不足的課題。留學生人數在1990年約4萬人，疫情前的2019年則已突破30萬人。他們的簽證雖是「留學」，但也可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來打工。2024年10月底，有31萬人留學生以「資格外活動許可」在各產業工作。
若將打工的留學生及外國人家屬都計入，外籍勞工總人數從2008年的48.6萬增加到2024年的230.2萬人，國籍也從南美日裔人及中國技能實習生轉變為更加多元。越南、尼泊爾、印尼、緬甸等東南亞籍勞工急遽增加，但隨著東南亞國家經濟成長，這些年輕人赴日的意願也開始減低。日本政府正積極開拓南亞及中亞作為勞工引進國。與日本人相貌不同、文化習慣也越來越遠的外籍勞工，現在正年年增加。
「無移民政策」下的外籍居民生活課題與地方社會疲憊
早在1990年以「定住者」簽證來到日本的南美日裔人及其家屬，就有語言及其母國生活文化與習慣的不同的適應課題，其子女的教育問題也受到關注。他們雖是日本移民後代，但由於母國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排日現象、或是家庭選擇等，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擅長日語，更多看不懂日文。而由於父母忙於工作，又不理解日本教育體系，小孩在學習上也易有困難。
然而，日本中央政府一直堅持日本沒有移民，將這些南美日裔人的生活課題全部交由各地方政府獨力對應。在資源有限、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外籍居民的問題長期都沒能妥善解決。
譬如，由於憲法只保障「國民」教育義務及權利，這些外籍兒童的學習支援全仰賴地方政府及學校應對。日本教育現場本就有工作過多、教師過勞等問題，現在又要支援外籍兒童，引發許多困擾。無法順利度過求學階段的孩子，有的乾脆國中畢業就跟父母一樣到工廠做契約工或派遣工，難以升學。30年來，南美日裔人的問題在累積應對知識與人脈後終於漸漸改善，但現在更多不同文化的外籍人士加入，也令人擔心往事重演。
日本中央、地方政府與各種人手不足產業為了維持營運，持續積極引進外籍勞工，但沒有正式的移民政策，各地又缺乏經費、人力設計並執行外籍居民融入地區社會的整體計畫。而長期的經濟低迷與高齡少子化社會帶來的社會沉滯現象，更讓日本民眾對應外籍居民的餘力日漸減少，不安有增無減。
對「外國人都被優待」的迷思
文章開頭那位日本學術前輩說的沒錯，外國人在日本居住3個月以上，確實就可以用國民健康保險。但前提是：日本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也要求居住3個月以上的外國人必須加入、付保險費，否則就無法使用保險接受醫療。有報導指出， 2024年底時外國人的國民健康保險費繳納率為63%，比全體的93%繳納率低很多，這可能是因為許多地方政府機關無法完全掌握外國人最新的居留現狀，當然也不清楚他們是否繳了保險費。
網路上還有傳聞，說外國人未繳的國民健康保險費一年有4,000億日圓。厚生勞動省則出面澄清，2022年度包括日本國民在內的總未繳保險費其實只有1,457億日圓。且2019年的厚生勞動省調查顯示，外國人占國民健康保險者總數的3.4%，但外國人的醫療費僅占總醫療費的0.99%、高額療養費也僅佔總高額療養費的0.82％。也就是說，實際上外國人使用醫療保險費的比例，其實根本不高。
至於這些人會來日本大肆利用社會福利嗎？事實上，能申請生活保護費（類似台灣低收入戶補助）的外國人簽證，僅限於永住簽證、特別永住簽證（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從殖民地移住日本的舊殖民地子孫）、定住者簽證（日裔人）、日本人配偶簽證、難民簽證等，拿工作簽證赴日的人根本不能申請。而有資格申請者，審查也與日本國民一樣嚴苛。網路傳言說外籍家庭有3分之1都拿生活保護費度日，但厚生勞動省澄清，2023年度拿到生活保護費的外國人家庭，僅占總給付家庭的2.9%而已。
至於不動產炒作這件事，不分國籍都在發生。國稅局也澄清外國人也有義務支付遺產稅。此外，外國人數在這20年間增加將近2倍，但外國人犯罪減少了3成，且外國人的刑法起訴率比日本人高，並沒有「被優待」這回事。
網路上的種種質疑，許多是日本社會本來就存在的問題，但外籍人士的案例卻屢屢受到強調甚至扭曲，或是加上錯誤數據，成為「都是外國人造成的問題」，並在選舉口號下成為日本這次選戰焦點。
必須提起的是，日本學者、律師、NPO組織、外國人民間團體、各式媒體、甚至是日本政府、政黨，都以實際數據來澄清外國人並沒有「被優待」，也有電視媒體特地做了檢視「外國人問題」真實性的特別報導，提醒選民需要「冷靜並好好確認資訊的正確性」。但這幾十年間日本社會的低迷，讓大眾充滿不安，外國人增加更強化了民眾的擔憂。「日本人優先」口號於是成為不安情緒的宣洩口。
回頭省思、抱持希望
必須反省的是，只看見片面資訊的並非只有支持「日本人優先」政黨口號的民眾，也包括不支持「日本人優先」口號的我們。
沒有選舉權的我在日本住了30年，第一次對日本的選舉活動與社會反應感到不安，又因置身於移民難民生活與工作課題研究，較容易接觸到「外國人並沒有被優待」的資訊與想法，而自己的喜好加上AI的資訊自動判別，都讓我很容易避開與自己相異的論調，也沒特別想深入去了解這類聲音，直到寫這篇文章，才認真地思考了這件事。
在這日漸渾沌的世界局勢裡，立場不同、視角不同的人們各自抱持的不安越來越大，印象與標籤下的距離也容易越來越遠。該如何做？對於我來說，平息情緒冷靜思考、努力不關閉心門、設法排除印象與標籤，站在對方的立場與視角想像、持續做自己可以做的交流與工作、不放棄「我們」的希望與未來，或許就是現在的答案。
（作者為宇都宮大學國際學博士、千葉大學特任研究員、相模女子大學‧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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