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當台灣社會還因陌生而對「外籍新娘」、「新台灣之子」充滿偏見與歧視時，一群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女性，共同成立了全國性民間團體「南洋台灣姊妹會」。姊妹會與跨海來台的各國新移民女性相互陪伴，她們開辦識字班、共組劇團，一步步從共同面臨的生活困境中發展出倡議議題。她們參與「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遊說立委、爭取《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等修正，保障受暴姊妹及移民人權。
20歲的姊妹會，至今仍透過演講、劇團演出、開發桌遊、錄製Podcast，持續與社會溝通，在多項移民、移工議題上扮演組織培力、權益倡議的角色。
在姊妹會20周年的 2023年，過去和姊妹會一起相伴前行的夥伴──政治大學廖元豪教授、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前理事長劉茜、南洋台灣姊妹會常務監事李佩香、新二代留聲機的主編之一劉千萍、差事劇團創辦人及詩人鍾喬、南洋姊妹劇團前團長洪金枝、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兼主任管中祥，以及詞曲創作者、同時也是姊妹會的志工林冠婷，分別從移盟20年的修法歷程及姊妹們的文化行動，談姊妹會的20年的軌跡和透過回顧移民議題的發展，展望未來。
我們要修法！拒絕專案救援 ，自下而上喊出訴求
回想姊妹會成立之初，新移民面對族群、國籍、性別多重歧視，移盟顧問、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廖元豪不禁感慨，有這麼多歧視，姊妹會就和不同團體串聯，「你搞種族歧視，我們就和人權團體連接；你欺負女人，我們和婦女團體連接；你說我們窮，我們和工會連接。我們從沒停止努力，不只是『我的孩子來了就好』、『我拿到身分證就好』！」
早年移民姊妹一旦離婚，不論起因是伴侶通姦或家暴，只要沒有身分證，除了離境別無選擇。廖元豪坦言，法律條文簡明，簽證原因消失，居留原因消失，就要離開。「邏輯很簡單，現實生活不簡單，沒有聽她們說，我想都沒想過這會是個問題。」
廖元豪說，自己過去所想像的修法，多由專家與公民團體討論，或由學者代言提案、協商，移盟卻讓他看見「自下而上」的強大力量。2003年政院版《入出國及移民法草案》賦予公部門警察權、準司法權於一身，例如不需要搜索票，就可以在短時間內進入新住民家中搜查。最初的法規充滿防堵與管制思維，移盟逆向主張，《移民法》為什麼不能轉為保障移民人權呢？
2004年，姊妹會與移盟夥伴每週聚會，一個接一個練習講出「為什麼我覺得制度有問題」，再集思廣益：有財力證明限制怎麼辦？離婚就要離境怎麼辦？每個人由生活經驗想出解方，廖元豪再將討論成果寫成條文，交由姊妹們每週反覆讀、修、再讀，儼然「讀經班」。一年後，匯整出厚厚一本民間版修法草案。
2007年11月，《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終於三讀，民團版雖然只有幾條通過，但其中的家庭團聚權、防家暴條款等，確確實實讓一些恐懼遭到驅逐的姊妹有機會留在台灣。
移盟幫助我的孩子，我想用我的故事幫助更多小孩
過去許多陸配無法將孩子接來台灣，曾任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理事長的劉茜也是一員。「我的往事可以說是不堪回首……」2003年，劉茜從中國大陸嫁來台灣，從偷偷打工到拿到工作證，有了基本收入後，想將在大陸被親友「互踢皮球」的兒子接來台灣，但她只有長期居留證，不符資格。算算即便幾年後拿到身分證，小孩也超過入境未滿12歲的年齡限制，這條路走不通。
劉茜無奈請台灣伴侶收養小孩，兩人耗時大半年往返兩岸辦手續，卻在回台灣後得知台灣法院不承認大陸收養。2008年，孩子即將滿12歲，白辦一場的劉茜「整個人都崩潰了！」她求助姊妹會與移盟，修法會議中「他們在談法，我在旁邊一個勁就哭。」後在移盟協助下，7月終於以特別條例申請將孩子接來台灣。
劉茜的腳步並未停下，2009年，她就此前遭拒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65條「台灣人民有子女者，不能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向大法官申請釋憲（後司法院釋字第712號，大法官會議認定該規定牴觸憲法）。親友不解，「你小孩子都來了，為什麼還要去做這件事？」劉茜感觸，自己的孩子來台灣，但還有很多處境相同的父母和小孩，依舊兩地分離，「在我的故事裡，是移盟幫助了我，我想用我的故事，幫到後面更多的小孩。」
從舞台劇到出專輯，用軟性文化行動講自己的故事
姊妹會的多年好友、差事劇團藝術總監鍾喬，20年前曾在屏東舉辦「被壓迫者劇場」。最初他好奇參與者有沒有受壓迫的共同的經驗，比如是環保犧牲者、是被壓榨的工人，是家暴受害者……某次一位媽媽問他，自從結婚後，婆婆每天嫌自己，她一到天黑就委屈想哭，這是不是被壓迫？鍾喬大驚，「那時候我自己醒了過來，我向她講，也向我自己講，這個就是被壓迫！」
如果說與社會構造面相關的議題是「大鑰匙」，鍾喬認為，與個人經驗相關的議題則是「小鑰匙」，唯有兼具大鑰匙和小鑰匙，才能打開一扇門。20年來，除了開記者會、上街抗議，姊妹會也用非常軟性的文化行動向社會大眾講述自己的生命處境。
南洋姊妹劇團前團長洪金枝在2007加入姊妹會講師隊，當時她來台近一年，「以前我感覺自己從越南帶來的東西像垃圾，可是來到姊妹會，我覺得可以做資源回收。」洪金枝說，姊妹會鼓勵大家將母國與台灣經驗結合起來，進一步探索「我們想要告訴台灣人些什麼？我們認為台灣人需要知道什麼？我們覺得我們自己需要些什麼？」
「我剛來台灣時，拿著麥克風對別人講話就會發抖、會手冰冰的，會因為有人跟我說『你們沒有大學畢業，你不夠專業，你不應該站在這』而生氣。」洪金枝說，加入姊妹會，她對自身的認同完全改變了，「我很清楚我在什麼樣的場合，我在什麼樣的位置，我的身分是什麼，我也接受我擁有這麼多重的身份。」
培力不只在個人，更關乎台灣社會如何成長
台越二代、新二代留聲機的主編之一劉千萍回憶，小學時她成績不錯，老師誇她真不容易，「家庭背景這樣，還能考到全班第一名！」幼小的千萍不解，這真的是誇獎嗎？台菲二代、新二代留聲機另一位主編鄒佳晶也有類似經驗，光是一句「我的媽媽來自菲律賓」，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想開口都很不容易。
新二代的經歷並非特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兼主任管中祥也曾邀請新住民姊妹進入課堂分享生命經驗，然而談到財力證明，有同學不屑「如果哪天你被離婚了，至少有錢可以保障你！」再談學歷證明，也有聲音：「我們出國讀書也要考托福，你們來台灣要考試，有什麼不對呢？」
管中祥驚覺，原來連一些年輕學子，對於新住民處境的認知都非常薄弱，「說我們沒有惡意，我們是出於善意，我們也不是故意的；其實不是故意的，更可怕！」那是自然而然反映出的上位者、救世主心態。
管中祥說，培力有兩個層面，一是個人成長，另一部分也關乎社會如何成長，「我就是在姊妹會一路走來的過程當中，被你們成長的一個人。」正是姊妹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展演，通過不斷的柔軟的碰撞，迫使整個社會必須去面對、回應這些不平等的現況，反思什麼是自大、什麼是傲慢，什麼是我族中心。
南洋台灣姊妹20年來匯聚出來的行動與能量，並非兩天座談所能道盡。如今台灣社會日趨接納多元文化，姊妹會的腳步卻從未停下。疫情期間「小明」來台遭拒、各種基本權益的主張缺乏多元語言服務與通譯、全世界都可以同婚為何獨獨遺漏中國大陸，長照資源為何排拒新住民……這些都是未來需持續關注的議題。台灣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要多元開放，還是內部鬥爭？請看看移民姊妹，我們會有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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