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7年後出國留學，腦袋裡時常迴盪著這段話，那是初入職場時長輩告誡我的一段話：「妳要看清妳自己是誰。別人現在對待妳的方式，是因為妳的工作職稱，當妳脫去這層關係，妳會是什麼？」
的確，工作多年後重返校園，就是一個讓自身歸零的過程。放下職稱、放下資源、放下許多的方便，同時也放下了成見，重新放開心胸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年齡層、不同領域的知識。
表達能力是令人買單的關鍵技能
在留學的過程中，我發現不論年紀和工作經歷，在課堂上，和小10歲的同學之間，我們沒有身分落差；這樣的狀態下一起做作業，領導能力、合作能力，高下立判。並且，在這個沒有身分區別的環境中，我深深感受到「獲得話語權」的重要性。
有一堂課，教授要求所有學生一一上台簡報自己的作品。4個小時的課堂中，明顯可見西方同學不管母語是不是英語，都普遍儀態大方，面對全班同學侃侃而談，用自信的肢體語言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反觀亞洲同學則是大部分扭扭捏捏，面對自己的投影簡報，用背影示人，能省則省的唸著簡報上的字，台下的同學莫名也聽得不好意思。
在每次小組設計課中也可以明顯感受到，語言表達能力不夠好的同學溝通成本很高，且時常無法精準傳達想法，最後只會被組員暫時忽略，淪為工具人；相反地，語言及辯論能力好的同學能夠有自信的闡述想法、說服他人，自然而然掌握了話語權。這些同學在與教授討論的時候，很容易掌握設計方向，也隱隱讓人覺得他就是這個組的領袖，就算他可能很少參與小組討論，也不怎麼分擔作業。這種能說善道的能力，儘管沒有身分地位的加持，仍然可以引領眾人，也就是「帶風向」，是能讓人買單的重要技能。
不同的背景造就不同的設計思維
而在米蘭留學的設計課分組中，另一個文化衝擊是：我看見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對於設計的思維有很大的差異。這讓身為亞洲人的我有許多省思。
第一學期，我和一位挪威同學、兩位中國同學被分在一組。設計過程裡，中國同學總是想做很多、做很快、做得動作很大，讓大家知道我做了很多事；挪威同學則不然，常常攔著組員，要大家慢一點、動作小一點、可能只做一點點但要發揮很大的影響，就像針灸一樣，在最重要的一個點做小小的動作，創造極大效益。
我猜想，也許是因為中國正在快速發展，很多區域正在開發，想把各個地方搞得熱熱鬧鬧、轟轟烈烈；而挪威則是已經進入下個階段，該開發的都開發了，剩下的就以維持原始自然的地景為主要潮流。當然，也是不同的教育與文化，造就了兩者不同的思考模式。
再後來，和歐洲同學作小組作業時，我發現他們時常都是慢慢的，討論時也不常直接針對問題下定論，而是習慣大家先坐下來發散式的討論，旁敲側擊，尋找更多可能被忽略的因素、相關的有趣議題、查找更多資訊、用不同的面向來討論同一個問題。也許從生態角度、都市規劃角度、法規角度、文化角度、經濟發展的角度等等，更深入且全面的去發掘，在這之後才開始正式下手回答一開始的問題。
為什麼每個學期大家的時間都是一樣的，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產出的作品卻天差地別？我相信這取決於將時間分配在不同設計階段，最後產出的東西，有的著重在表現酷炫，設計面積廣大；而有的卻是對於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更高的可行性，儘管範圍不大，但設計得仔細精闢。
亞洲人與歐洲人對工作哲學的差異
再進一步想，這種根深蒂固在腦子裡的思考邏輯，是不是潛移默化的形成了亞洲人在職場上的奴性與耐操？往往做很多工作、拚很多量、被業主改了三四版（結果最後還是用第一版），加班到天昏地暗。亞洲人在長期的文化影響下，對於辛勤工作、犧牲奉獻好像有一種內在的認同感，覺得要跟著同事一起晚下班、一起奮戰才是合群而努力的。然而，這種認同感有時也可能成為一種桎梏。
而我看到的歐洲人好像更重視工作精準高效，天還沒黑就下班，用大把時間坐在路邊喝咖啡、充分休息，重視生活品質，建立良善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歐洲朋友跟我說，他有許多好的靈感，都是在放鬆時、和朋友閒聊或是坐在咖啡店放空時，慢慢醞釀出來的。他說他通常會在打開電腦前，就先想好今天要做哪些事情以及先後順序，一旦坐定，便高效的把工作完成，然後準時下班，享受生活，吸收更多生活經驗或是和友人透過聊天獲取資訊。也許這正是為什麼歐洲人這麼注重休息時間吧！例如瑞典人有Fika文化、義大利人有Aperitivo的文化。
出國念書，我不僅在課堂上學到了專業知識，更透過跨文化交流和思辨，打破了習以為常的思維框架，探索更寬廣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正如同歐洲同學與亞洲同學的不同思維，他們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這也是在留學中所需獲得的寶貴省思。
（作者現正旅居義大利，攻讀米蘭理工大學景觀建築研究所。喜愛城市觀察書寫及建築探訪。曾任監察院委員辦公室秘書、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執行秘書、台灣現代建築學會資深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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