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朋友到我家玩，我都要當爸媽的翻譯，倒不是他們說別人聽不懂的外語，因為他們受教育和長大的地方都不在台灣，國語不夠「標準」，有時候我需要幫他們說話。
從小到大如果我不主動說，不會有人知道我是新二代，也沒人聽得出來，我的原生家庭國語口音和多數台灣人不一樣，國小朗讀比賽我拿的都是冠軍，到我國中、高中都還在參加國語文競賽，朗讀、演講、辯論無役不與。工作後我多半做的是傳播、廣告、媒體，待過電台、實習播過新聞、製作過 podcast 訪談，都是以國語文作為媒介。小時候我並不清楚，那個不自覺要去參加比賽的動力，其實是要證明：我是台灣人。
後來我發現，台灣人才不需要證明自己是台灣人，即使很多人對腳下的土地一無所知，有時候也不自覺偏見有什麼了不起？我在這裡長大，很小就意識到這一點，也很早就知道「口音」會讓別人在你身上大作文章，即使他的出發點和惡意沒有太大關係。
「不太標準」的國語，曾經是他們幽微的焦慮
我是幸運的人，家鄉桃園有多元的族群。在桃園生活時，我遇到的外國人比後來在台北工作時還多。我說的外國人不只是美國人，還有東南亞移民、外籍移工、新住民，網路上的一些文章也或多或少有這樣的刻板印象，因為桃園、中壢車站移工很多，網友總會以「淪陷區」戲稱我的故鄉，但我未曾聽人說過「天母淪陷」，即使在更早以前，天母就有為數不少的外國人居住。
老家那條巷子，小時候隔壁伯伯操四川口音，對面鄰居是從江蘇跟國民政府播遷來的老兵，隔壁的隔壁是阿美族原住民。他們搬走以後，來了位嫁到台灣的菲律賓新娘，對面的隔壁是湖北伯伯，巷子底還有我這輩子怎麼聽都很吃力的馬祖話，因為那戶人家是從離島過來的，巷底的對面是金門的移民。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國語不是只有一種，對「標準國語」的建立，是念小學後才知道的事。在我的觀念裡，國語本來就有各種口音，要大家用同樣的口音講話，比較像我去比賽表演出來的，對我而言總是過於虛幻，一點也不真實。但我發現在偏見和刻板印象底下，標準國語被保護得牢不可破，也有人不自覺讓它形成另一種壓迫。
大概小學吧，講不太準確的國語，會有點奇怪，也有綜藝節目用「台灣國語」、「客家國語」逗哏，鐵獅玉玲瓏、董月花差不多是那時的電視節目。我國中前後本土意識抬頭，可能因為移民族群中閩南者眾，「講話有點台台的」、「台客文化」也漸漸轉型，成為一種在地認同，人們甚至反思，對推行標準國語的過往、政權與體制感到憤怒或懷疑。曾經對此有過情緒勞動的人現在何不想想：那越南國語呢？泰國國語呢？印尼國語呢？菲律賓國語呢？馬來國語呢？再往下想，這些都不只是一句玩笑話就能潦草帶過。
他們的過去，無須成為誰的刻板印象
陳珊妮的爸爸是菲律賓華僑，我記得多年前她在《公主日記》提過，中學前曾在菲律賓生活，現在出門倒垃圾，有時聽見鄰居的管家用菲語交談，多少都還能聽得懂；我也記得房慧真的爸爸是印尼華僑，在《草莓與灰燼》書中〈從婆羅洲來的人〉曾提到爸爸身為移民在台灣生活的幽微困境[1]；蔡明亮的電影記錄台灣，在世界殿堂眼前，把美感拉到不可方物的面向，他是馬來西亞人；陳又津媽媽是印尼華僑，她用小說《少女忽必烈》寫都市環境下都更議題在她身上的魔幻和寫實。他們都能以國語寫歌、寫文章和影像創作，作品都反映當下社會，持續有優秀和傑出的內容產出。
我想，把一種語言學好的目的，是用它對人性的洞察，做體貼的創作和承擔——而那並不包括刻板印象的強化。因為偏見都是從刻板印象養成的，這和在專業領域上，或作品成功不成功一點關係也沒有，但關乎我們如何對待和看待其他族群的人。
我借用大學同學陳怡分在公視紀錄片《我們在這裡生活》簡介裡的一段話：
在思考大議題之前，我總是先為自己的小現實困擾，假如觀眾能從這部片折射自己，也足夠了。這個島本是各方移民先後到來，我們有過外省人總統、本省人總統、女性總統（請原諒暫時使用上述分類），只要台灣人還能民選總統的一天，我相信會有東南亞母親的孩子成為總統，而那一點也不可怕。
我將大意改寫成：這個國家，選過出生時是日本人，國語不標準的李登輝當總統；選過從政時是在野黨，國語也不太標準的陳水扁當總統；選過出生地在香港，國語還可以的馬英九當總統；也選出過口音、性別和過去領導人都不一樣的蔡英文當總統，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只要台灣還有民選總統的那天，會有一位總統，他的媽媽或爸爸，可能是越南新娘、可能是外籍移工、可能是印尼管家、可能是菲律賓看護，而我認為那一點也不可怕。他們的過去無需成為誰的刻板印象，做成什麼樣的綜藝哏，那就是他們真實存在的人生。
推出這支影片的家樂福，想像了什麼樣的族群溝通？
最近的阿翰事件，我看了炎上的觀點，也讀到粉絲保護的回應。我的朋友和我工作的環境，不乏服務於廣告代理商、或這家影片的客戶主家樂福。我認真建議品牌必須要發聲明，讓人們知道擁有最多資源做廣告、追求獲利的品牌，
對溝通的想像是什麼？
對族群的想像是什麼？
對客人的想像又是什麼？
你的品牌名字裡有家，家是什麼？
家人是什麼？
國家和國家的移民又是什麼？
有了這份聲明，人們能更明白廣告中，樂、福的方向會往哪裡去。
有著新二代標籤的我，想起去年金馬獎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同時也是觀眾票選最佳影片作品《美國女孩》梁芳儀參加演講比賽那場戲，劇中她在演講稿中說不想要成為的人，是自己媽媽的樣子。可能有人會問，從導演的自傳和情節發展，怎麼會參加國語演講比賽？可能還有人問，她的中文根本不夠好，為什麼是派她參加？想想也對，也許她更適合參加英文演講比賽吧，畢竟都移民多年，語言就是用進廢退的一項技能，怎麼想都說不過去。
又想起幾個月前陳栢青看完《電影之神》後在臉書發表的文章，大意是每個人在電影中都在看自己，看電影的對白如何回答自己在現實中說不清楚的問題，也讓我想起自己一路不斷證明自己是台灣人的青春過往，而那都是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後才逐漸明白的事。
我雖然沒有移民，但移民家庭的背景，讓我看見類似的困境，我想對美國女孩來說，那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她也在努力地證明自己是台灣人，即使旁邊的人都不相信，她也要證明給自己看：要回去當美國人已經很難了，但沒有說出口的對白可能是，要當一個台灣人更難。
根據內政部2018年的調查，2030 年時，25 歲的青壯世代，將有 13.5 % 是新二代。寫到這裡，我總會想起那些曾來我們家的人們，聽到我爸媽講國語的時刻，他們不見得有任何感覺、我爸媽在偏見下不一定有任何資源能夠回應，而把國語學得還不錯的我，土生土長又從小背著新二代標籤長大的我，覺得要站出來說話。
[1]《草莓與灰燼》〈婆羅洲來的人〉頁196：「當年所謂的僑生，一旦選擇留下，其實都是『外配』的先驅。」「當『外配』這個名稱還沒被發明並變成貶抑名詞，我已成為外配之子，只不過這個外配是父親，而非母親，父親將他的南洋出身隱藏在航空公司的白領皮囊中，一口流利的英文能遮掩出身，『屈辱』感沒那麼重。」「父親不是奈波爾的父親，不鼓勵我寫作，他甚至痛恨這個折磨過他的方塊字，往常只要父親一進房間，我一定把手上的國文課本換成英文課本，我如貼了作文獎狀在書桌上，總會被他撕毀。從婆羅洲來的人，『國語』是如何讓他屈辱，我已無從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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