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應該是什麼模樣？政大傳播學院舉辦《媒體最好與最壞的時代： 觀點，思考，沙龍》6場系列活動，提供「媒體人議論媒體」、「新聞記者討論新聞」平台，盼重新帶動媒體與社會討論。
系列活動第1場「重新尋找傳播與公共性，百無禁忌傳媒話題現場Call-in：隨叩隨答」於2020年12月7日舉行，邀請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台灣絃樂團，合力帶動現場觀眾，討論傳播與公共性的可能。
人們如何討論公共性？
台灣媒體密度高居世界第一，小小島國24小時不間斷輪播新聞，為爭奪眼球，大量軟性新聞頻頻取代嚴肅公共性議題。即便早已不收看電視新聞，偶爾在外吃碗牛肉麵，仍無法避免被餵養大量聳動的社會新聞。哪裡發生車禍、誰又和誰吵架，這些真是身為公民的我們，應該知道的新聞嗎？
為了重新界定傳播與公共性，曾在英國鑽研哲學、神學與政治學的葉浩，把公共性大致區分為2類：
（一）攸關命運共同體的未來 （漢娜鄂蘭版）
（二）影響所有人，與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現代版）
我們或許對第二種定義不陌生，它也較接近現代公民對公共性的想像，卻與著名的政治學家漢娜鄂蘭的主張背道而馳。她對公共性概念非常嚴苛，無論近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年金議題，或在疫情衝擊下的民生問題，在她看來都是社會的事，不具公共性。
你或許會跳起來質疑，難道與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的事，還不足以被稱為具有公共性？漢娜鄂蘭認為，這些議題最終會走向個人私心，身為公民應該討論的，是攸關整個國家未來與前途的「公共議題」。在她嚴格定義下，或許除了建國這等大事，恐怕沒多少議題可被討論。
即便全世界公認最好的公共性媒體——英國廣播公司BBC，仍趨向現代版的公共性定義，無法達到漢娜鄂蘭的標準。然而，公共性仍需往漢娜鄂蘭的主張前進。若我們對公共性的理解仍停留在年金、賺錢等這類社會議題討論，長期下來不僅會擴大民眾對私領域的獵奇與偷窺慾，更會壓縮討論攸關命運共同體未來的時間。
國家公權力是否應該介入公共性？
台灣近期發生一家四口尋短案、單親媽媽因勒死幼子而被判死刑案，皆造成社會轟動。雖這類社會新聞看似不具公共性，但馮建三對此相當關注。他認為，這類新聞大多會被處理成個人問題，卻很少檢討「國家在哪裡，國家的錢在哪裡？」
葉浩指出，若在實施社會福利制度國家，這類事件反映出政府的失敗，但在自由市場底下，並不存在「國家在哪裡」的問題。台灣容易將一個人的成功或失敗歸咎於「個人努力」或「運氣」，媒體卻很少檢視國家與社會體制。「我個人理解公共性的概念是——共同分享運氣。」葉浩舉例，健保便是其中一個分享集體運氣的做法，它杜絕個人因無法負擔昂貴醫藥費，成為被「運氣」擺佈的可憐蟲。
其實從上述討論，不難發現兩位學者都期待「部分國家公權力」介入公共性。但現場觀眾不免擔心，近期司法院編列龐大宣傳預算，將手伸入民間，真的有助於公共性的討論嗎？
葉浩表示，台灣剛走過威權時代，我們會反感政府花錢搞宣傳，假定他們剝奪人民的利益也無可厚非，但就台灣防疫成功而言，許多政策都需仰賴政府與人民相互配合。如今身處網路時代，媒體和政府已沒有本事隻手遮天，不信任政府並將其視為敵對關係的印象必須重新思考。究竟是資訊不清楚？還是資訊呈一面倒？我們更應將仔細檢視政府的宣傳內容，不能只有反對。
公共性的挑戰與想像
「節目進行到這裡，接下來讓我們聆聽台灣絃樂團帶來的曲目......」活動主持人、政大傳院助理教授黃俊銘以電台形式發想，在討論中穿插台灣絃樂團的三段現場演奏，協力重現公共精神。黃俊銘指出，「樂手必須充分介入與相互聆聽，才能『更好的在一起』，這也是民主運作所迫需的技藝。」
主持人也提醒，在討論公共性時，不應忽略台灣有不同的國族共同體想像。馮建三認為，如今兩岸關係維持現狀，人民並不滿意；中國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台灣亦不能接受。或許兩岸關係可借鑒歐盟，成員國間的關係平等，將部分國家主權交託組織，對雙方都會有好處。
葉浩則認為，相較中國領域如此龐大，兩岸關係若以歐盟概念實行，台灣在聲音表達上必然吃虧。他提出，台灣不僅在空間想像上呈現差異，時間想像也各自分裂。有人困於戒嚴時代，有人走在民主台灣，每個族群皆活在不同時空，卻用此建構國族想像。
究竟要如何建構同一種公共性想像？或許網路曾被賦予很大希望，認為自由世界適合作為一個公共性平台。然而，在各式演算法與廣告收費下，網路逐漸築起極厚同溫層，分眾市場也越發嚴重，民眾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網路再也無法自詡是真正意義的「公共平台」。
葉浩期許另一種公共性可能：創造真正可信賴的公共平台，讓多種聲音反映出多元族群的想法，每個人皆可自由發聲，不會讓任何議題呈一面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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