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週末（1/20、1/21），全德國多座城市發起反對德國極右政黨AFD的抗議活動，幾乎每座城市的參與人數，都超過原先預計人數的數十倍以上，柏林一度達到10萬人、科隆也有6、7萬人。
在柏林，各種名目的上街抗議不足為奇，幾乎是每週上演，這週A訴求上街頭，下週反對A訴求的上街頭，但這樣上萬人的上街抗議規模，在近十幾年來的德國，出乎意料地並不常見。多數時候以理性冷靜著稱的德國人，在政治立場的表達上，是喜歡先分析、保守、反應緩慢的「沉默的大多數」，如果不是AFD高級黨務政客、財團代表、兩個CDU黨員和新納粹份子前兩個月計畫驅逐上百萬人的秘密會議被CORRECTIV.org爆出，各地也不會有這麼多舉著「EkelhAFD」標語牌的民眾現身街頭。「Ekelhaft」是德文「噁心」的意思，民眾把最後的aft換成AFD。
這場秘密會議引發的爭議，幾乎都是嚴重到違背德國憲法層級的政治布局，目前的發展是，當得知德國國會可能對參與的政黨及政客發動調查時，相關人士紛紛表示「這是他們的個人行為，這是一場私人聚會，因為邀請函是直接發給他們本人的，應該受到隱私權的保護。」德國國會的判決還在進行中，但政治學教授Oliver Lembcke說得好：「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沒有什麼朝九晚五的政治人物，剛剛開始當政治人物的時候可能還可以給個50或100天的適應期，但是一旦從政，就必須自覺將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檢驗。」這也就是政治人物的道德標準與人品之所以重要的地方了。不能在犯下可能違背憲法的計謀時，就推說是個人行為、與黨無關，政治人物的職責劃分與公私領域能否切割，亦將是德國在現在這波反對極右政黨AFD行動中值得關注的辯論主題。
當以「驅逐德國境內外國人」為主題的秘密會議，就在自己居住的隔壁城市舉行，如果「沉默的大多數」還是維持沉默，而不是像週末發生的萬人抗議，像我這樣身為在德國的外國人，可能真的會感到背脊一陣發涼。但還好，超出預計人數十倍、百倍的民眾走上鋪著靄靄白雪的街頭，動態的希望，有了；至於靜態的希望，是本來本月專欄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題。
百年前的柏林文化沙龍
筆者過去一年間在柏林參加了一個自發型研究小組，主題是關於柏林時尚美食猶太作家Juile Elias（1866～1943）的作品研究，這是由波茲坦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柏林國家圖書館合作的計畫。為什麼說這是靜態的希望呢？因為這個計畫有意再次挖掘出一段被納粹刻意掩蓋的猶太歷史，尤其是柏林猶太族群1890～1930年之間的高雅文化發展。此外，柏林博物館也發起計畫，研究現在柏林「文化論壇」（Kulturforum）所在區域Tiergarten，在被納粹占為己有前，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猶太文化菁英故事，說出他們的歷史。這些是長期的、靜態的希望。
柏林「文化論壇」現址Matthäikirchstrasse 4號，這塊土地在1890年曾經是銀行家女兒、時尚美食作家Julie Elias的公寓大樓，她家的客廳也是當時柏林文化菁英的聚會地點。那個街區在當時是柏林著名的藝術街區，一共有超過36間私人藝術收藏畫廊或博物館。
19、20世紀之交，正是傳統與現代藝術相遇的時刻：路易十六的骨董居家設計代代傳承下來，遇到新生的維也納工坊和德國工業聯盟現代思想，文化菁英帶著從傳統教養中傳承的主流巴黎審美，在柏林遇見了愈來愈有自信的現代工業設計，碰撞出一個藝術火花迸發的時代。
根據柏林博物館「Tiergarten藝術史」研究計畫資料統計，1912年，光是Matthäikirchstrasse 就有17位百萬富翁住在自己的房子、或是租用寬敞的15間房公寓，裡面擺滿了藝術品和古董家具。馮．沃瑟曼（von Wassermanns）家族、百貨公司Wertheim家族、銀行家族和藝術收藏家Oscar Huldschinsky都住在這裡。這個藝術史計畫透過1926年出版的《藝術市場手冊》（Handbuch des Kunstmarktes）得到他們的地址，手冊中還能看到當時收藏的繪畫、畫作、雕塑、瓷器、彩陶、書籍、家具等物質史痕跡。
然而，當時生活在Matthäikirchstrasse 4號土地上、這棟大樓內的所有居民，無論是不是猶太人，在納粹掌權後，全部被當成猶太人「處理」，被迫移民。Julie Elias被迫將房子賣給柏林市，因為這塊柏林的文化中心土地早已被當時納粹的總建築師Albert Speer看上，他要將這塊地區變成最高指揮部的新址。但Speer的想像沒有實現，一直到1945年這棟房子被炸毀前，這裡都還是與藝術有關，只是做為被納粹稱為「墮落藝術」的壞品味代表而展出。
「從牆到口」拮据中從此下落不明的藝術品
1938年，Julie Elias和律師兒子Ludwig Elias處理完房產後，在挪威朋友的幫助下取得簽證，展開新生活。移民過程中，許多Tiergarten過去的居民被迫過著「從牆到口」（von der Wand in den Mund）的生活──這是畫家Max Liebermann家庭發明的說法，改自德國俗語「von der Hand in den Mund leben」（從手上進到嘴裡地活著），意思是沒有多餘的收入能儲蓄，雙手賺到的錢，光是吃東西就用掉了。這些受到迫害的猶太人被剝奪職業、無法賺取收入，只能賣掉掛在牆上的藝術品換取生活費。但賣掉收藏品的過程，當然也是非常不公義。
Julie Elias和兒子在前往挪威時，透過挪威外交官朋友幫忙，帶了30多幅畫逃亡，以接應新生活。但根據柏林博物館研究計畫的資料，以Ludwig在1938年出售的畫作〈Vine Harvest in Ornans〉為例，這幅畫賣出的費用將為在挪威的母子二人提供外匯生活費，但要匯出的前提，是要向德國納粹繳交高達96%的強制折扣（Zwangs-Abschlägen），才能得到外匯允許。後來的30多幅畫中，馬奈、莫內、畢薩羅和塞尚等人的作品為了安全起見被保留在奧斯陸國家博物館，但其他多數下落不明。
Ludwig在1942 年挪威被德國入侵後被捕，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未能倖免於難；當時已身患重病的Julie Elias隔年在挪威逝世。他們曾經在柏林建立的文化生活，在納粹的刻意掩蓋下中斷，但還好在漫長的時間後，又被當代人重新挖掘出來，讓我們重新看見那個時代的精緻與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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