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7日上午11點，德國主流媒體開始轉播總長一個半小時的德國聯邦議院（Der Deutsche Bunderstag）一年一度「納粹政權受害者紀念日」（Tag des Gedanken an die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活動。
生活在柏林，最常感受到這是一座「有猶太人同在之城」的體驗，就是走在路上時，會在某個街區路面上，看到一或數塊金色、上面刻有姓名日期和地點，稱為Stolperstein的小金屬塊，紀念曾經住在這棟房子的猶太人。位在同一處的幾個金屬塊，上面的人名往往有同個姓氏，出生日期不同，但生命結束的年份幾乎一致，都落在1940到1945年間，也有些年份不詳，地點則大多是在波蘭的奧辛維茲（Auschwitz），或是捷克的泰雷津（Theresienstadt）。
我個人的習慣是，如果經過看到，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一定會停下閱讀。常常看著眼前的樓房，鼻頭一酸，不知道被迫離開住所的那個當下，有著姓名的他或她經歷了什麼？我們能不能了解更多可以與之同「情」的真實內容？
關於歷史，史料愈真實，事實上愈容易理性，鼻酸但不媚俗，懷念但不煽情。還好，德國對於檢討歷史的勇氣，還是沒有令人失望。
種族歧視與極權主義，常是從最微小的地方萌芽
紀念小金屬塊的設置行動，開始於1996年。那年1月19日，當時的議院總理Prof. Dr. Roman Herzog在尚未遷到柏林、還在波恩的聯邦議院宣布，要將1月27日訂為「納粹政權受害者紀念日」──1945年的1月27日，是蘇聯紅軍解放奧辛維茲集中營的日子。今年是紀念的第25年，距離蘇聯軍隊進入集中營則已經76年了。
這一天，德國聯邦議會除了降半旗，還會在議會內安排一或一個半小時的活動，邀請議長與一兩位來賓致詞，今年活動並安排了小提琴演奏。活動內容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是在德國聯邦議會舉行，帶有極端排外思想的極右派AfD議會代表也必須參加。
Herzog在1996年致詞時說明，需要訂一個紀念日並且在議會舉行相關儀式的原因是「因為這樣的記憶要活下去，不是要傳承恐懼，而是要成為教訓，為後代指引出一個方向。當時有許多人都或多或少參與了罪行，但是今日決定性的任務是不能再重蹈覆轍，有兩個希望傳達的方向：除了認知到種族歧視及極權主義的結果慘重外，也請留意種族歧視和極權主義常常是從小小的地方開始，甚至是從毫不起眼的日常小事萌芽。」
受到德國聯邦議會的啟發，聯合國也跟進將1月27日訂為「國際大屠殺受難者紀念日」（International Day of Commemoration in Memory of the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指出這一天「是從大屠殺事件學教訓的重要紀念」。
今年的兩位演講嘉賓，分別是88歲的生存者榮譽博士Charlotte Knobloch女士，和33歲的Marina Weisband女士，她們代表不同世代的德國猶太人發言。德國極右翼政黨AfD在宣布演講人名單後，對於邀請Weisband女士表達抗議，認為Weisband在美國國會暴動後發的推文當中寫著「因此我們需要反法西斯主義」（Deshalb brauchen wir übrigens die Antifa），失去了可以在紀念日發言的「高度」（der Würde）。結果AfD的抗議沒有奏效，紀念日當天Weisband女士照常發表演說。
她8歲時隨著父母，依循德國對猶太人開出的保護名額，從烏克蘭移居到德國。除了述說德國猶太人新一代的生活現況外，也持續提醒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除了回顧歷史，更要警惕當下。歧視的火種往往是從小事開始，「我們有多討厭納粹，就要對社會中的少數給予多少的愛。」（Wir müssen Minderheiten mehr lieben, als wir Nazis hassen.）
告訴極右翼 你們在76年前輸了！
Knobloch女士於1932年10月底出生在慕尼黑，希特勒奪權時她3個月大，由父親和祖母帶大。非猶太人的媽媽受不了與猶太人結婚的壓力，為了不被連累，一走了之。1938年納粹收緊反猶政策前，已逃往美國的伯父拿到兩個赴美名額，然而因為祖母的年紀太大、不符合美國收難民條件，他們在無法捨棄祖母的情況下放棄前往美國，搬到小鄉鎮。
Knobloch女士9歲時，一條命令發下，表示開往泰雷津集中營的老幼專車即將開來，家中的老人或小孩必須要有一個上車。Knobloch女士回憶，祖母毫無考慮就自願前往。隔天早上火車來了，Knobloch女士形容，「那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時刻。」她記得祖母對她說，自己要去接受「療程」（Kur），很快就回來了！但她當然聽得懂那是什麼意思。她回憶自己哭著抓住祖母，試著握住那份愛、溫柔與安全感。
祖母走後，父親把她送到過去伯父員工在鄉下的家，員工收養了她，為她改名為Lotte Hummel，父親則到了奧辛維茲。1945年5月底的一天，她在寄養家庭門口，看見一個人從汽車下來、走到她面前──是她的父親。他活下來，雖然雙眼已經因為接觸了太多酸性物質幾乎全盲，但是，「我們活下來了，」她對父親說。
後來Knobloch在16歲時遇到了她的一生摯愛，在集中營失去了6個家人的波蘭猶太人Samuel Knobloch，兩人決定共組家庭。起先兩人每兩天就去看自己有沒有排上前往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庇護名單，到後來兒子、女兒陸續出生，他們決定留在德國，回到了Knobloch女士成長的慕尼黑，致力於推廣猶太文化、重建猶太人在德國應得到的認同，直到今天。
Knobloch女士在半小時的演說最後，對在場的議員說，「我曾經失去過（verloren）我的故國家鄉，我奮力找回它，我再次贏回了它，並且我會捍衛它！站在您們面前的，是一位母親、祖母、曾祖母、慕尼黑人、拜耳州人、德國人、歐洲人、猶太人──是一個人（Mensch）。……我請求在座的聯邦議員們：留意我們的國家！（Passen Sie auf auf unser Land！）」
她也體現了她所呼籲的「勇氣」，引用德國憲法第18條言論自由，說，「接下來我要講的話，並不是針對所有現在坐在台下右手邊的人（德國極右派政黨AfD就坐在從台上往下看的右側）！畢竟我不能裝作您們不在場。我並不是把您們（指這些極右政黨代表們）全部看做是一樣的！也許您們當中有一或兩位會發現自己支持的立場是和什麼樣的傳統綁在一起，但至於其他還是堅持處在極右一端立場的人們，針對您們的『立場行動』：您們會繼續為您們的德國奮戰，而我們，也會繼續為我們的德國奮戰。我要告訴您們：您們在76年前的那場戰役中輸了（verloren）！」
最後，Knobloch女士為我們總結了三件事：第一，今天我們所緬懷的上百萬計的受難者，他們在我們的心裡，不會被忘記，永遠不會。第二，是關於述說著這些歷史過往的我們這一代，我們當中說過很多不可思議的悲慘過去，現在，我們將這個記憶交棒給你們，帶著信任，請好好珍惜，不要忘記我們。第三，她要對年輕人說：這世上沒有比你自己的心更好的指南針，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該去愛慕什麼、該去厭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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