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緬甸、德國的領導者都是女性，現在，我們也選出了一位女性總統。未來美國也可能選出一位女性總統。女性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以及對歷史的影響力，近來成為媒體與政論節目的焦點。然而女性絕對不是在現代才具有世界歷史的重要意義，而是以往的歷史呈現方式偏好把焦點放在英雄式的男性個體，致使女性只作為男性偉大人物的點綴篇章，那些以其平凡生命寫下不平凡歷史的女人們，多半不被提起。
例如，說起德國的納粹黑暗歷史，史家們很願意提起刺殺希特勒未遂的馮•施陶芬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或者另一個失敗的暗殺者格奧格‧艾爾塞（Georg Elser），證明德國也存在著抵抗納粹的良心，這2段故事甚至都被拍攝為電影。然而，女性在這段反抗的歷史中隱身了，除了在慕尼黑大學散發反納粹傳單的蘇菲‧休爾（Sophie Scholl），我們記得那一個女性挺身而出？
更甚者，許多人有一個錯誤的印象，認為女性在納粹統治歷史中，一直扮演著順從的聽話角色，以「同志」、「德意志家庭守護者」、「亞利安血統培育者」的角色支援著前線的帝國軍隊。例如當時最大的女性組織及團體，幾乎無例外地被納粹黨「一體化」。而希特勒青年團組織下，也成立了「德意志少女聯盟」（Bund Deutscher Mädel）。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當時的德國女性，都是希特勒的亞利安女人。今年1月起，法蘭克福市立圖書館展出了由「1933-1945年德國抵抗史研究調查協會」（Studienkreis zur Erforschung und Vermittlung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1933 - 1945）策辦的特展《一切不會都徒勞無功──抵抗納粹的女性們》（Nichts war vergeblich – Frauen i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這個展覽裡，18個勇敢的女性拒絕成為希特勒想像的德意志母親，抵抗暴行，展現了完全不輸男性的道德勇氣。她們之中有些人製發抗議傳單，有些人冒生命危險收容被迫害者，有些人不顧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勇於發聲寫出或說出納粹黨的邪惡本質。
其中一位女性的故事特別引起我注意。她的名字是夏洛特‧以色列（Charlotte Israel）。夏洛特原來姓弗洛伊登塔（Freudenthal），1910年出生於柏林，1933年，納粹掌權半年後，她無視當時全德國對猶太人的敵意，嫁給了猶太人優利烏斯‧以色列（Julius Israel），冠上了這個與全德為敵的猶太姓。到了1939年1月1日，納粹強迫所有猶太男性都必須冠上以色列之姓，女性則稱為莎哈（Sara），於是她的先生成為很拗口的優利烏斯‧以色列‧以色列，而她也被迫成為夏洛特‧以色列‧以色列。
她的先生於1943年2月27日，去了柏林警局，向警察申請證明，准許他為了工作之需開車（當時的猶太人不被允許開車，但是倘若能夠證明工作地點距離7公里以上，就可通融）。這個許可他每個月都來領取，原以為是例行公事，但是那一天，警察將他留置了下來。
1943年，當時的柏林仍然有大約8000個猶太人低調地生活工作著，但是帝國宣傳部長哥倍爾決定採取更激進手段，把柏林的猶太人全數淨空。於是，優利烏斯遂在新的政策下，被警察帶到了柏林玫瑰街（Rosenstraße）的安置所，與好幾千個猶太人集中管制。
當時，許多猶太人就在工作場所或外出時突然被逮捕，連與家人告別的時間都沒有。夏洛特苦等不到優利烏斯，打聽之下知道消息，急忙趕到玫瑰街。她在安置所前，已經看到許多與她一樣心急的太太們在尋找著自己的丈夫，要求進入安置所，但被納粹禁衛軍拒絕。與納粹禁衛軍爭吵無用後，這些女性撂下話：「我們會再來的！」
隔天她們真的來了，來得更多。她們在大門前吶喊著：「我們要我們的男人們回來！」軍人們要女人們回家，並威脅將開槍驅離。軍人們也確實架好了機槍，對準手無寸鐵的女人們。但是女人們不退讓，她們知道，一旦退了，她們再也見不到先生了。她們齊聲怒喊著：「你們這些兇手！你們這些懦夫！」
在那個極為危險的時刻，夏洛特看到軍人拿起機槍，瞄準了群眾。她想，此生要與先生永別了。後來卻沒有人扣下扳機，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女人們持續站在那門前，喊著「女人們就站在這裡！還人來！」
後來的那些日子，女人們為被囚禁的先生們準備了衣物，每天齊聚到玫瑰街，佔領整條街道，包圍住安置所，準備長期抗戰。3月6日，經過一週的對峙後，突然上級下了命令，釋放這些猶太男性。部份已經坐上開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列車的人，也因而獲釋。究竟，為什麼最後決定釋放？有史家從哥倍爾的日記中推測，可能是哥倍爾下令，以結束女人們在玫瑰街造成的動亂。無論如何，這些不怕死的女性集結而成的巨大力量，形成了一定的壓力，也為獨裁政權下的人民展現了公民勇氣的示範。
這次事件被史家稱為「玫瑰街抗議」，被認為是納粹掌權時期有正式紀錄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抗議。這些女性中，有許多並非猶太人，但是仍然不畏死地為了她們即將被解送到集中營的先生們，站到了機關槍前。這種為了愛情視死如歸的勇氣，在某個時刻，竟然鬆開了法西斯主義政權的某個環節，阻擋了開向奧斯威辛的列車。後來這段歷史被拍成電影，而玫瑰街上，也設立了紀念碑，記錄這一段往事。紀念碑上就寫著當時聚集在此的女性的口號：「女人們在此！把我們的男人們還來！」
夏洛特的先生，在3月7日回到家，他們在那場戰爭中相依為命，不再分離。夏洛特知道被迫害下的猶太人之處境困難，她善用自己的德意志血統及外表，為其他猶太人朋友們奔走，上街張羅食物，甚至提供收容。夏洛特，以及許多像她的平凡女人們，以自己的方式抵抗了不義的政權，她們也許不發動暗殺，不成為悲劇般的英雄，但是在許多歷史的關鍵時刻，她們挺身而出，站在那裡，守護著必須守護的一切，反抗著必須反抗的事物。
玫瑰街的故事，描述了那些平凡人的抵抗，如何可能在最無希望的情境下找到希望。國家暴力如此巨大，全盤棄守是合理而最容易的選擇，然而這些女性不願意放棄，在機關槍前硬是把被國家綁架了的男人搶了回來。納粹政權雖沒有因為這次反抗而被擊垮，但女人們所點亮的火花，已經成為不滅的火苗。這是反抗，也是革命。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一書中區分了反抗與革命，她認為反抗的目的是解放，而革命則是為了奠立自由。然而兩者之間的界線有時模糊，「玫瑰街抗議」中對於納粹黨的反抗也許原來沒有政治意圖，只是尋求個人解放，可是這裡展現的勇氣，也為奠立被壓迫者的自由燃起希望。不管「玫瑰街抗議」能夠成功背後究竟有何原因，女人們擋住了開往集中營的列車這件事，已經釋放出了訊息：抵抗，仍有可能。自由與解放，仍有可能。
也許我們可以套用台灣太陽花運動中的那句著名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場反抗中的女性們完成了「自己的男人自己救」。兩次上街的議題、時空背景完全不同，但有一個共通點，這些從平凡個人出發的對公權力的挑戰，最後都從個人領域影響了政治領域，每一個細微的努力最後都可能發酵出改革甚至革命的力道。每個人都能為了一個更好的國家奮鬥，如同展覽的主題所稱的，一切不會都徒勞無功。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4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