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需要穿衣，多數人都會遇到選購衣服的情境，人權議題離我們並不遠，或許眼不可及，但可能就存在於那件我們正準備購入的，一件廉價衣服的織線間。
德國聯邦議院7月通過管制德國企業的《供應鏈法》（Gesetz über die unternehmerischen Sorgfaltspflichten in Lieferketten，簡稱LkSG），將於2023年1月1日起針對雇員在一定人數以上的企業逐步實行。《供應鏈法》賦予政府權力能伸手管制企業、以及與企業合作的全球供應鏈合作伙伴。根據德國聯邦內閣資訊，《供應鏈法》的主要目的，是以法條強迫德國企業改善全球供應鏈中的兩個情況，一是人權保護，例如禁止童工和強迫勞動；二是直面「成本」不只價錢，還有無形的環境與社會成本。
這樣的訴求，會不會真的對現存問題帶來改善？在給予期待的同時，或許我們也可以先給自己一個機會，了解為什麼這個議題與你我有關。
全球每6人，就有1人的工作與紡織產業有關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合作及發展部（BMZ）委託FEMNET協會發表的「公平時尚指南」（Fair Fashion Guide，FFG)，當前時尚業遍及全球的供應鏈環節中，涉及最多人力、卻也是被分配到最少費用的兩個環節，分別是：種植棉花者（約1億人）與縫製服裝的勞工（約6～7千萬人）。
FFG統計，若包括與服裝時尚有關的服務業人數在內，全球每6人就有1人的工作與紡織產業有關。這也是為什麼紡織產業鏈的公平性，會牽扯到全球規模的議題。FFG就舉出幾個全球化的社會、環境成本實例：
1.印度某些棉花種植的區域在過去數十年間，有超過60%已經枯竭，大量使用的農藥污染了土壤。此外，由於棉田採收需要大量的人力，童工也是全球棉田間常見的場景。
2.印度南部的紡紗廠有一種名為「Sumangali」的制度，貧困家庭的年輕女孩簽下強迫勞動的合約，賺取自己未來的嫁妝。她們每天得工作12小時，包括夜班。一些女孩根本是被鎖在紡紗廠中，而且最終往往拿不到她們當初被承諾的完整薪資。
3.在一些環境保護相關立法尚未周全的國家，紡織廠經常將未經處理的廢水排入河流，降低廢水處理成本，每天在生產中使用大約2,500公斤化學品，對工人的健康和飲用水都產生負面影響。
4.紡織廠中80%的員工是女性，每週平均需工作100小時。為了不必頻繁上廁所，女性乾脆不喝水，也幾乎沒有自組建立職業安全網的自由。
一件T恤，有多少錢進到零售商口袋？
FFG提供一份真實數據，透過一件售價29歐元的T恤，看到紡織產業的全球供應鏈，以及目前各供應環節分別會從這29歐元中分到多少利潤。
一、上、中游材料費用：印度棉、土國紗、台灣布、波蘭染，共12%
首先是材料費用，這部分包括四個環節：在印度種植的棉花，在土耳其紡成紗線、在台灣織成布、在波蘭進行布料染整。29歐元中，僅有3.4歐元用在這四個步驟，佔收益中的12%。
二、中、下游費用：縫製6%、貿易及物流12%、行銷12%
第二項費用是中游三個環節：服裝縫製從29歐元中分到1.6歐元，佔6%；其中工廠得到1.15歐元，佔4%；縫紉工人再從1.6歐元得0.18歐元，僅有0.6%。貿易及物流花了3.39歐元，佔12%；市場行銷則花費3.61歐元，差不多也是12%。
三、零售品牌最終從29歐元中得到17歐元，58%
供應鏈有沒有可能分到更多的錢？
要盡量解決紡織時尚產業的供應鏈人權問題、環境社會的無形成本等問題，當前有兩種主要提倡的做法：一是減少供應鏈涉及的廠商數量，除方便稽查控管外，也可提高付給供應鏈廠商的費用，畢竟優質供應鏈廠商投入的成本更高，維持也需要更高的成本。其次，如果提高服裝最終售價，那麼在不影響零售品牌收益的情況下，零售品牌更有可能願意調降或者即使維持分給自己和當前供應鏈的比例，各環節都能得到更多的費用。
但只是「有可能」願意。零售品牌也可能提高售價，但是付給供應鏈更低的比例，供應鏈還是收到和過去一樣的費用，然後零售品牌自己賺得更多。這也就是為什麼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在購衣時，完全可以提出更多的問題：比如，零售品牌有沒有付給供應鏈工人不只是最低工資（minimal wage），而是可生活工資（living wage）？光從這點，就可以初步看出我們多花的錢，有多少能夠直接幫助解決供應鏈的人權問題。
公權力向零售商施壓、零售商向供應鏈施壓的權力結構
目前全球服裝利潤中，有7成銷售獲利進到歐洲幾個發達國家的口袋。FFG以2015年德國企業銷售的全球紡織品，年銷售額620億歐元估算，共在全球造成39億美元的環境成本。當零售商及股東在賺取巨額利潤的同時，這些成本卻是全球共同負擔，這也是德國《供應鏈法》希望解決的當前問題之一。
當歐洲不同國家的《供應鏈法》開始陸續執行後，零售商若沒有因此支付給供應鏈及廠商更高的費用，但卻提高對供應鏈及廠商的要求，恐只是變相向供應鏈及廠商施壓。供應鏈及廠商為了競爭到訂單，只能一面遵守提高標準後的「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一面往下向工人施壓，以緩解成本缺口。
服裝產業中一個穩固的權力結構現實是，「零售品牌商擁有能在眾多供應商中選擇和誰合作、給誰訂單的權力」。比如這則北歐瑞典快時尚品牌H&M「自2022年起不會與使用燃煤發電的新供應商合作」的最新聲明，這當然留有退路，因為聲明中並沒有說2022年以前合作的供應商若使用燃煤發電，還會不會繼續合作。但可以看到的是，當公權力對零售品牌施壓時，零售品牌在有眾多選擇對象的情況下，是很容易繼續向下對供應鏈提出要求的，最終改變的重擔，很可能落在需要承擔成本、實際做出改變的供應鏈身上。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0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