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畢生鼓吹自由經濟，主張企業家的責任就是賺錢，而企業的社會責任則是幫股東賺錢，追求利潤極大化也被企業奉為圭臬。
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家讓股東獲利、讓員工樂於工作、提供健康保險與退休保障，是一個良性的正向循環。然而，這個平衡從「自動化」（automation）推動後，就開始受到挑戰。進入工業4.0的時代，科技對於社會的衝擊不可同日而語，人工智慧的新一波工業革命帶動「勞工大汰換」，徹底激盪社會結構。
失落的勞動者，成了社會不安的根源
從1973年起，美國工作時薪與生產力的差距顯著拉開，企業獲利與員工薪資的連結已然脫鉤。企業的利潤由股東共享，而大部分企業員工都沒有閒錢可以投資股票。科技進展帶動商業變革，已成經濟與社會的巨大質變。追求利潤使企業寧可採用機器、電腦而關閉實體店面並辭退員工，許多中年人被打成邊緣戶，他們的薪資僅夠餬口、社會保障不足，生活禁不起風吹草動，成為另類的社會弱勢，被摧毀的人性尊嚴才是關鍵，如科幻小說的未來情景已然到來，並正在逐步擴大影響。
解決科技社會的挑戰，需要人文思維。在美國，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楊安澤提出「人本資本主義」，主張經濟的主體是人而非金錢。美國的資料看出，失業率上升也增加領取福利補助的人口，社會安全制度互助本是人類社會的核心，人工智慧而製造的新弱勢將帶來人類自我價值與尊嚴的失落。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研究發現，越是富裕的人，越具有透過財富創造更大財富的能力，社會所得重分配的機制逐漸失靈，貧富差距從1980年代開始明顯擴大，如此結果並非富人的原罪，而是經濟政策與科技發展所導致。政府該前瞻性地啟動制度改革，否則長此以往，社會安定岌岌可危，人口結構劇變更成為局面失控的不定時炸彈。
弱勢者需要的不僅是補助，更是尊嚴
楊安澤主張提供18至64歲國民每個月1,000美金的「全民基本收入」，略高於美國的貧窮線，仍需透過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福利補助有「實物補助」與「現金補助」兩種形式，由於擔心現金補助遭到濫用，我國多以提供服務取代現金支助，但部分歐洲國家卻傾向發放現金，希望受助者能扮演購買服務的角色，顛覆直接接受照顧服務的弱勢形象，賦予他們更多尊嚴。「全民基本收入」也具有類似精神，無須以任何名義補助而造成社會烙印。
摩爾定律下的科技進展日新月異，加上人口快速高齡化，人類未及思考完整，社會就已全然改變，衝擊最大的不是科技與經濟，而是社會、人性與尊嚴！政府該做的是以更前瞻的人文思維，丈量人類社會的未來，以尊嚴為主體，開創新社會的未來。楊安澤以宏觀思維與數據分析取代政治八股、民粹語言帶領社會思辯，更獲得被他屢屢點名的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公開支持，社會該走的方向非左也非右，而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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