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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元旦,蔡英文總統在新年談話中提到:「除了加薪和減稅之外,今年我們更要進一步減輕民眾的負擔。過去兩年,經濟有成長,我們的稅收也都超出預期,我已經請行政院儘快拿出具體方案,讓收入較少的民眾,能夠優先分享經濟成長的紅利。就像公司有盈餘,應該優先給員工來分享,一個國家也應該是如此。」

分紅利多宣布後,一度傳出政策將鎖定月薪3萬以下的低薪者,發放1萬元現金大紅包,引起外界對政府「亂撒錢」的疑慮。一週後,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親上火線回應,表示該政策會遵循「3方向與5絕對」,同時強調「不會直接發現金」。財政部官員受記者查詢時表示,該方案是由行政院主導,他們多數不知道這件事,還是「看了新聞才知道」。

雖然飽受「政策買票」的批評不斷,而行政院也可能對政策方向做出若干調整,不過相對地,民間呼籲效法澳門、香港、新加坡等地「還富於民」的呼聲也不小。當然,澳門的「派錢」與星、港的「退稅」不同。澳門的「現金分享計畫」是無差別地針對居民發放數千澳門元的現金,新加坡、香港則是提出50%扣減利得稅優惠(上限2.5萬坡元)及對個人薪俸稅和公司利得稅提供高達75%的退稅(上限2萬港元),且為了避免額外行政費用,相關退稅款項並不直接發放,而是用於下一年度稅款的扣抵。

不管行政院研議中的「經濟果實分享專案」,或澳門的「派錢」及香港、新加坡的「退稅」優惠,由於不是制度化的規矩,因此都不免有執政者釋放利多的「施恩」色彩。雖然對執政當局的形象加分,但也不免遭到在野政黨的質疑。在朝大野小的地方也許問題不大,但在台灣這種朝野勢均力敵、政黨輪替如家常便飯的地方,施恩式的利多就容易遭到撲天蓋地的「政策買票」攻擊。

瑞士人的公投理性

真正長治久安的可行方案,應該是建立制度性的財政收支規範,甚至由公民投票決定政府移轉收支的大方針。然而由人民當家作主的財政分配,會不會造成「公有地的悲劇」,因各人之私利而害公共的利益呢?

其實未必盡然!例如在2016年,瑞士一共舉行了13項全國公投案,其中備受全球經濟學者矚目的「全民基本收入計畫」公投,就以23.1%支持、76.9%反對的大比數遭到否決。

提出公投的「瑞士基本收入」陣營認為,21世紀的工作已經高度自動化,機械人與人工智慧將逐步取代人手職位,就業需求逐漸將低,故必須為市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以解決即將面臨的高失業率。他們強調,基本收入並不意味着不勞而獲,而是鼓勵更多人從事創造性和社會性的工作。他們認為,在瑞士超過50%的工種都未獲支付薪酬,包括看護工作、家庭工作,以至在不同社區裡的工作。有了基本收入,這些工種就能得到更多物質報酬。因此公投案中建議,讓每一位瑞士公民每月無條件地得到2,500瑞士法朗(約新台幣78,000元),連兒童也有625瑞士法朗。

基本收入的概念源於18世紀的政治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而在1960年代的美國獲得更多倡議者支持,包括著名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1968年當選的美國總統尼克森更提出了家庭資助計畫(Family Assistance Plan),打算向無工資收入的家庭每年發放1,600美元的補助金,但議案闖過了眾議院,卻因參議院的杯葛而不了了之。

雖然基本收入的構思沒能全美國實現,但阿拉斯加州的基本收入政策成果,仍證明了此概念的可行性。阿拉斯加州自1982年起已透過使用開採石油所得來的利潤,向每位居民發放基本收入。而如今美國50州當中,阿拉斯加是貧富不均程度最小的一州。

然而,瑞士並沒有這種上天賞賜的天然資源。瑞士著稱的「工匠精神」是辛勤認真的工作態度所換來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公投提案在瑞士遭到左右派陣營的共同反對,雖然反對的理由大不相同。右派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是馬克思主義的空想,不僅會創造高昂的福利開支,國家生產力也可能因為大量離職潮下滑。更糟的是,一旦公投通過,數以億計的人將湧入瑞士。但左派陣營又為何反對呢?原來他們認為無差別的全民「發薪」缺乏財富重分配的含意。公投提案將以「無條件基本收入」取代現有的各種社會福利,許多社會保險及其他社會救助計畫都會被取消,這與左派的理想國相去甚遠。

為自己的未來,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瑞士左、右兩派都反對,還有一點共同的理由,就是該方案的不可持續。「全民基本收入」所需經費每年超過2,000億瑞士法朗,而目前瑞士一年的財政預算才600多億。不足的錢從何處來?向下一代舉債,發錢給這一代?這種「世代掠奪」讓多數有責任感的瑞士人無法接受。

除了此次「全民基本收入」公投獲得不足1/4的支持,瑞士人民還在幾年之內多次展現負責民主的態度。2012年,瑞士民眾以大比數否決了帶薪假期由4週增到至少6週的公投議案。2014年,瑞士民眾又以大比數否決了將最低薪資提高到每月4,000瑞士法朗的公投提案。瑞士人的幾次公投顯示,人民除了關心自身福利之外,更關心國家整體的生產力與競爭力。他們的務實與理智,為世界各國示範了真正的瑞士精神:人民作主的負責任民主!

當然,或許隨著科技與經濟情勢的變化,未來的瑞士人對基本收入的財政方案會有不同看法。然而,重點不在於何種方案通過或否決,而在於以公民投票方式展現對公共事務集體決策的負責態度。習以為常,人們就更熟悉直接民主的程序與規則。

政府還富於民,如果擔心被批為釋放利多,不如藉此機會立下制度化的規矩。舉棋不定,就不如交由人民集體智慧來公決。固然人性都有怠惰的一面,但瑞士以集體理性否決了個體惰性,堪稱負責任民主的典範!台灣的民主實踐也許未臻成熟,但大人的世界不就是教導孩子,成年後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精神嗎?政府施政重在建立規矩,如果怕有「父子騎驢」之譏,不如藉由公投議案的辯論過程,讓公民為自己的未來做出負責的民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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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吐露港灣生活與任教的台灣客家人,出生在《冬冬的假期》電影裡的小鎮苗栗銅鑼,台大電機系學士、經濟所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精算、風險管理與保險博士。1996年離台前在金門太武山麓服役兩年。曾擔任《建中青年》編輯、台大大陸社《望神州》總編、台大電機系學代、大學新聞社社長、野百合學運文宣小組成員、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麥城台灣情》總編輯。著有《理財與保險-迷思和反思》、《陸生元年》,譯有《經濟學與社會的對話》、《世代風暴》、《助人為獲利之本》、《理財最重要的一件事》、《囚犯的兩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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