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候選人楊安澤提議，每人每月發放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掀起討論熱潮，一舉搶下黨內首場辯論的入場券。該不該「不勞而獲」？在機器人與AI可能造成數千萬人失業的未來，這件事與你大有關係。
美國前總統 Barack Obama說：「基本收入是否為正確的模式，或能否被大多數人接受，將會是未來10年或20年人們辯論的重點。」
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亦稱全民基本收入，以下簡稱「基本收入」）近幾年席捲歐美大陸，不但芬蘭、加拿大、荷蘭、印度、肯亞和納米比亞等國家曾經實行，或正在進行官方試驗計畫；連奉資本主義為圭臬的美國， 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也出現一位台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以此作為主要政見，提議每人每月發放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掀起社群一股討論熱潮，一舉搶下黨內首場辯論的入場券。
一、什麼是「基本收入」？
一般認為，「基本收入」這個概念，最早可追溯到英格蘭哲學家Thomas More在1516年出版的《烏托邦》（Utopia），該書試圖描繪了一個美好國度的理想藍圖。
根據致力推動基本收入的全球性組織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BIEN）的定義，基本收入為「不須審查、不附工作義務、無條件、定期發放給所有個人的現金給付」。目前在國際上比較相似且正在實施的制度，包含美國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和中國澳門的現金分享計劃（派錢）。
二、現在為何要談基本收入？
2017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報告〈失業與就業：自動化時代的就業變遷〉（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預測，未來60%的職業，至少有30%的工作會被機器取代；到了2030年，全球有14%的勞工（3.75億人）將被迫轉換工作。
另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2018年的〈未來就業報告〉（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更指出，2022年時，機器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將提高為整體的42%，屆時全球將有7,500萬人面臨失業，但也同時會創造1億3,300萬個新工作機會。
然而，自動化帶來多少新職缺並不是重點。真正關鍵的是，我們該如何訓練被淘汰的勞工銜接上新的工作？像是將一位原本在生產線上的工廠工人，訓練為未來產業需要的軟體開發和大數據分析人員，可行嗎？
回顧政府過往在職業訓練上的成效，似乎很難相信台灣有辦法渡過這波大規模的失業浪潮。另外，一旦失業人口暴增，經濟也勢必會遭到重創。當人民沒有賺錢，就會減少消費，連帶抑制了生產，最終就會打擊到經濟發展，形成惡性循環。
除了高度自動化帶來的失業及經濟問題，貧窮、貧富差距、社福體系、教育落差、性別平等、官僚主義、少子女化等議題，也是基本收入的倡議者所關心，歐洲議會議員甚至曾排案討論，呼籲大家認真考慮基本收入此一政策。
這些倡議者相信，無條件基本收入正是上述種種問題最好的答案。
三、哪些國家已進行試驗？
全球已有諸多國家正在進行、規劃或高度專注基本收入相關試驗。下表則為目前四個「已經完成」基本收入相關政策試驗的國家，筆者也將簡單說明，這些試驗究竟為當地民眾的生活帶來哪些改變。
我們可以發現，在納米比亞及印度兩個相對貧窮的國家，基本收入的濟貧效果十分驚人。
在政府效率低落、社福體系不彰的情況下，只要直接給予大人及兒童微薄的現金給付，不但能省下龐雜的行政成本，也更有效地解決貧窮問題及其衍生的醫療、犯罪、營養健康、教育問題。甚至對於當地的經濟發展及性別平等，也發揮相當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相對富裕的加拿大和芬蘭，考量到政府的經費有限，因此其試驗的方法便和上述兩個國家稍有不同。
加拿大的試驗類似「負所得稅制」（Negative Income Tax），也就是劃下寬鬆的貧窮線，並給予差異化的補助額度，來同時達到扶助貧困與鼓勵就業的效果，或可理解成針對低收入者的「退稅制」。
芬蘭則是希望，基本收入能將失業者從昂貴又產生福利依賴的救濟制度中解放出來，因此僅針對失業者進行抽樣試驗，以瞭解基本收入是否有提高就業意願的效果。初期的研究結果顯示，基本收入並無法降低失業率；值得一提的是，也沒有請領者因此好吃懶做。
最重要的，基本收入對於國人健康和教育品質的提升，在所有的試驗結果中均有一致的表現。
四、預期的效果還有哪些？
1.實踐基本生存權。《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明言：「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基本收入，是一個國家對於國民的承諾，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得以滿足，防止再有任何人落入貧窮線之下的處境。
2.縮小貧富差距。施行基本收入能減緩貧富差距與促進階級流動。在縮小貧富不均的層面上，由於基本收入的財源將會來自國家稅收，除了在課稅當下的財富重分配以外，發放時又進一步進行重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
另外，若要跨越階級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透過教育及精進自身的專業。但是，人生失敗與否，不盡然能與個人努力程度劃上等號，影響更多的因素可能是其出身的社經背景，使他必須額外消耗許多精力與時間成本在兼職打工、照料親人、通勤及彌補各種資源的不足上。當弱勢有了基本收入，筆者預料他們將能花費更多的時間努力與發揮個人天賦。
3.提升勞動條件。有基本收入後，人們不必為了生存而屈就於惡劣的就業環境，企業必須提高薪資或是改善勞動環境以利人才留存。也就是說，基本收入會增強勞工的談判能力，賦予其選擇的自由，提高對不合理待遇說「不」的能力，而薪資不合理的工作將不復存在。
這也將進一步淘汰掉劣質企業，提升整體就業品質。像是所謂的3D工作（危險、骯髒、辛苦），未來雇主就得提出更合理的待遇，才有辦法留住人才。
4.改善家務工作者弱勢處境。家務工作者，也就是所謂的家庭主婦／主夫，不只很少從家務勞動中得到相對應的回報，更可能因為在經濟上成為依賴另一半的角色，使得平等的權力關係出現變質。若是夫妻間相處出現裂痕，甚至發生家暴，恐怕經濟弱勢的一方會因沒有基本的經濟能力，而不敢輕易選擇結束關係。
基本收入雖然無法直接彰顯家務工作者的勞動價值，但藉著提供他們這筆可供支配的收入，家務工作者將能減少經濟上的依附關係，不再因為金錢而被迫妥協忍耐。
5.緩解少子女化危機。現今社會由於年輕夫妻對於經濟能力的悲觀、工作環境的不友善，使得台灣生育率直逼世界倒數。當有基本收入後，一方面將使得家長的收入更加寬裕；另一方面，小孩也能拿到相對應的基本收入。
與現有的育兒補助相比，穩定、長期的基本收入能更有效鼓勵父母生育，消除在經濟上的不安全感，有效減緩少子女化的問題。
五、基本收入在台灣
如果說，推動基本收入只是為了要減緩人工智慧及自動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那麼台灣「目前」顯然還看不出實踐的急迫性；怕的是，這或許只能讓我們安心不到幾年的時間。
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向政府示警：「將來很多工作被人工智慧取代後，未來只有 5%至10%掌握科技的人薪水變得非常高，其他9成的人薪水會變很低。」他更直接點明，「一是失業率會增加，二是貧富差距會擴大。」
另外，這波大規模失業浪潮，不只如外界想像的只會影響到藍領階級；普遍被認為是高薪白領的行業如醫師、會計師等，工作也恐有被取代的危險。
事實上，自動化取代人力的情況早已是現在進行式，大至企業工廠，小至自助點餐機，你我周邊都不乏可以觀察到一些例子。尤其是2014年政府欲將國道人工收費改為電子收費系統（ETC）所引發的「國道收費員抗爭事件」，造成947位收費員被迫失業、轉業及等待安置，耗費了極大的社會成本。
我們的工作機會並不會一夜消失，但能做的肯定會越來越少。諸多國家都已經將基本收入視為可能的解方和對策之一，台灣民眾似乎也開始認識此一議題的重要性。
據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在2017年的《台灣社會意向調查》顯示，有4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基本收入抱持支持的立場，另有約6成的民眾不支持。
若用這個數據對照2016年瑞士針對基本收入的全國性公投結果──23.1%贊成與76.9%反對，基本收入在台灣的前景或許不須過於悲觀。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從這項調查可以發現，反對基本收入的民眾有一些明顯的特徵，例如本身是雇主、勞動市場中較具優勢的中產階級及高教育程度者；低教育程度、低所得、失業者或非勞動人口（如退休人口）則傾向支持基本收入。
這項調查如實地透露，基本收入在台灣與其他國家面臨的困境和必須解決的問題核心。支持基本收入的群眾，代表的正是目前的社福體系無法妥善照顧及重視的族群──（中）低收入戶、近貧家庭及藍領階級。
因為制度設計的不完備，有些人只能陷入貧窮陷阱，難逃階級複製的命運；有些人被排除在門檻嚴格的福利制度之外，無法獲得有效的援助和扶持；有些人忙碌加班，但努力的成果卻從未反映在薪資之上，窮忙一生。
而政府若想要幫助這群社福孤兒，擴大福利支出，當然就必須另尋財源，進行更為公平的財富重分配政策；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企業老闆和高薪勞動者。
這涇渭分明的界線，也挑戰了當代政府在全球化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之下的智慧和決心。期盼政府能擔起重任，跟上國際試驗的進程與研究，為真正前瞻的政策邁出踏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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