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灣本土自製的影視作品、在各大平台上廣獲群眾肯定；從《斯卡羅》到《茶金》，不只是鏡頭敘事更臻成熟，故事內容也愈發扣人心弦。這些作品除了取材自本土，回到歷史脈絡中，多重語言的使用，也是多元文化的呈現：台、客、華、日、英，這些族群在島嶼上的痕跡，都是曾經鮮活的故事。
姑且不論這些族群文化、後來如何伴隨政權消長而轉移，這些語言的使用也在我們每個島嶼上的生活中，留下一定的影響：還記得小時候，父母之間的交談還是用台語，轉頭跟我們小孩子說話就切換頻道成華語、有時還會交雜著英語，然後跟奶奶等上一輩說話時，則是台語交雜著日語使用。這種語言文化的現象，誠然有學術脈絡可做研究，但是在實驗劇場方面，也被有意識的拿來挪用，甚至延伸到了意識之間。
我要說的正是「南管文學劇場」的《行過洛津》。
舞台三分的不同空間意義
中世紀時的舞台劇布景，因為換場不易，所以利用空間分隔來轉換地點場景：舞台右方是天堂、左方是地獄，中間是人世間。《行過洛津》的舞台空間雖也是這樣的三分，但不只是地點場景的轉移，還有各種戲裡劇外的劇情推展。
例如，左右舞台用了相似的布景，一邊是劇中戲子在展演的舞台、一邊是劇中戲子下戲後的生活，最強烈的是在舞台中間現場演奏的樂師，也兼及部分旁白。一側的舞台重複演著梨園戲《陳三五娘》的經典橋段〈益春留傘〉，似是交代主角例行日常的展演，但又交織著另一側舞台的下戲生活，可能在某些時刻，主角處境跟自己的演出台詞便有著共鳴。聯繫這兩個場景間的中間，既是演出時的演奏樂團、也是交代劇情的旁白，或有成為官府大堂的時候，成為一個既抽離卻又核心的觀點，推進著主角與劇情。
整齣戲用了三種語言：華語、泉州話跟鹿港腔的台語，大致上也對應到旁白、演戲的舞台跟下戲的生活。有趣的是，不少場景有演員遊走在場景之間，或是不同場景的演員對白交錯，形成一種辯證，也鮮活地呈現了各種意識與現實的焦灼糾纏。或許大家有過這種經驗：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某事、讓自己突然想到某個電影或小說的場景或對白；有時想著想著脫口而出，或是所謂「弗洛伊德口誤」的（Freudian slip）的動作倒錯，也是這齣戲觸人心弦的亮點。
人生的曲折，映照著時代的變遷
《行過洛津》的原著小說給了主角「男身女角」的設定，於是劇情張力在戲子入戲、戲子面對被包養成孌童的處境、以及戲子己身的情欲探索之間，舞台上在在呈現這種現實與意識的交錯。
原是戲班中的小生，後來轉為旦角，然後面對骨董店老闆要收他為契子，但卻投射了旦角的女體慾望，乃至於威逼他成為閹人，期間還有主角自己做為男兒身、對其他女性所發展出來的情慾……三過洛津，不只是主角從十五歲半小旦、到戲班正職、到年近半百的鼓師，洛津（鹿港舊稱）也歷經了河港城市在嘉慶、道光、咸豐三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演變。對觀眾而言，不只是相當具有挑戰的觀戲體驗，所蘊含的文化密度之重，也讓人離開劇場之後，忍不住再三推敲回味。
《行過洛津》的故事雖然是以兩個世紀以前為背景、主角是梨園戲的伶人戲子，而且使用了南管樂曲與傳統身段來做包裝與串場，但其間所投射的認同議題，確有反映當代台灣的困境。
一如本文開場所說，近期許多影視作品，也有人在進行後設分析：《斯卡羅》中的蝶妹是台灣的投射嗎？抑或是《茶金》裡的張薏心？這次進到劇場裡，《行過洛津》提供了不同形式、卻有類似議題的主角：三度自大陸泉州到洛津的主角，除了背負島嶼移民文化的投射外，史實中仕官對梨園戲的道德改寫，也是本劇的衝突點之一。然而，不只是道貌岸然的撻伐，更有許多主角歷經衝突後的心境轉折，其實都是我們每個人在面對自我、甚至是台灣當代的社會集體認同上，無可迴避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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