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劇照。 圖片來源: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劇作《圍城》在1948年上演。和大受歡迎的姊妹作──小說《瘟疫》相反,《圍城》的票房與迴響皆不如預期。寫於二戰後,卡繆透過文字譴責蔓延歐洲的極權主義政權,尤其是西班牙佛朗哥(Franco)的獨裁統治。面對卡繆的指控,當時歐洲的文化與政治界心照不宣地對該劇保持沈默。黑暗、隱晦、過於奇幻,有人說;但也有人說,這是他最被世人低估的作品。

2017年,前衛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將該劇作重新編寫,並於法國著名劇院──巴黎市立劇院(Théâtre de la Ville-Paris)上演。這一次,重現於世人眼前的《圍城》深獲好評,卡繆的警示也引起了應有的關注與討論。

象徵寄寓:恐懼淪為工具,極權暴君統治一切

劇情大意是:有一天,一個原本安逸的西班牙濱海城鎮Cádiz,傾刻間昏暗不明並發出巨大聲響,氣氛詭異,有人倒下了!正當民眾議論紛紛之時,黑暗覆蓋的「瘟疫」就帶著他的「秘書」來到鎮上,利用人們對死亡和傳染病的恐懼及共犯市長的勾串,以「維護安全」之名對城鎮進行高壓管理,居民噤聲、人人自危。卡夫卡式的「法規」(réglementation)、「組織」(organisation)和「法律效力」(force de la loi)詞彙重複出現。好幾幕的對話都荒謬得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瘟疫」登場後不久便宣布:

你們將學習有秩序地死亡……以前你們都死得不恰當,這裡死一個,那裡死一個:這簡直是道德敗壞,這樣的混亂將被管理。你們將成為數據的一部份,如此也將有點用處。

雷厲風行,「瘟疫」與「秘書」接著宣布推動「生存證明」,把生命簡化為一張紙,依照「品質」將人分等──結婚動機、犯罪紀錄、健康情況,還有,生存的理由。「生存證明」分為永久與暫時;透過證明的發放,新政府操人民生殺之大權,人民的生存與否,全維繫於那張「紙」。新成立的極權體制還公布繁複法規,刪減最低薪資,強迫勞工「吞下」後果。面對人民的困惑,「秘書」說:「就要讓他們適應晦澀不明。他們懂得越少,事情就越好辦!」

另一幕,居民遭迫害流落街頭,被任命為公務員的Nada卻毫無憐憫地說:「你必須要提供文件來證明,住有所居對你們來說是很要緊的……流落街頭和提供證明,這是兩碼事。」作者其實透過虛無主義者Nada和「秘書」來暗諷僵固的官僚體系:刪減福利、刪除歷史,「越刪減情況就越好。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就是天堂!」Nada說。而Nada就是西班牙文的「無」。

《圍城》劇照。圖片來源: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不再逆來順受,人性力量引領反抗

居民都因恐懼而順從,更有甚者,趁勢加入壓迫行列,直到一對不慎染上瘟疫的年輕情侶出現。起初他們的心同樣被恐懼佔據,但逐漸地,他們決心反抗極權統治對人民的壓迫控制,即使必須捨棄生命也在所不惜。「愛」是卡繆文本中另一個重要的主題。他們以人性的力量與良知起身對抗,企圖改變社會、喚醒集體意識,希望讓所愛的城市擺脫暴君「瘟疫」,重獲自由:因為他們深愛彼此,也因為他們不忍無視於人類的墜落。面對「秘書」的嘲弄,男主角Diego起身反抗:

你們似乎贏得勝利,但其實早已戰敗。因為人性之中,有一種你無法消滅的力量,那是一種瘋狂,摻雜了恐懼與勇氣。這股力量將升起,而你將看見你所謂的榮耀僅是雲煙。

《圍城》一劇充滿哲學性象徵,卡繆顯然企圖透過反烏托邦的寄寓,提醒世人極權主義利用對死亡的恐懼來操控民眾的危險。文本描述了不確定、懷疑與困惑的年代如何可能為極權主義預備道路,而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個局面。卡繆曾說:「我闡明的意圖就是要使戲劇擺脫心裡臆測,並讓能壓抑或解放人群的吶喊與舞台上的呢喃相互輝映。」

70年後再現,卡繆警世預言的當代性

上個世紀,世人對卡繆預言般的警告置若罔聞;70年後,Demarcy-Mota選擇在美國總統川普當選、法國恐攻後,以及法國總統大選前推出此劇,時間點非常巧妙,更豐富了文本脈絡的當代性。

軍事戰爭、經濟危機、貿易角力、流動人口、恐怖攻擊,近幾年各國都互為因果地面臨以上困境;不同挑戰跨越疆界,考驗各國執政者與人民的智慧。然而對此,美國保守派菁英主義崛起、歐洲右翼國族主義勢力全面擴大,試圖以「安全」與「管理」之名,行「操控」和「壓迫」之實。對移民嚴格監審、排外的國族主義、保護主義、限制公民自由,不僅將人民依國籍、社經地位分等,甚至企圖將人簡化為一張紙。瑞士作家Max Frisch的名言「我們要的是勞力,來的卻是人」,很貼切地描述移動人口的基本權利與內在價值被政策剝奪的情況。看似民主的台灣其實早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例如原住民族土地與文化權遭侵害,勞工剝削、貧窮、移民的制度性歧視等等。

如今警鐘再度響起,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歐洲重生。雖然半世紀前亟待處理的議題和今日早已不同,但階級壓迫、權力操控仍舊存在,卡繆關注的主題跨越時空,成為共相。導演選擇透過卡繆歌頌的人性光輝作為對現今情勢的回應,反抗袖手旁觀或憤世嫉俗的共犯,「或許這就是本劇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文化評論刊物《La Terrasse》如是說。

原創劇場手法,邀觀者一同思考:黑暗時代來臨,我將如何抉擇?

導演透過詭譎的燈光音效、晦澀的投影畫面與末日般的場景,讓觀眾感覺窒困抑鬱,彷彿身歷其境,置身「圍城」一般。Demarcy-Mota在法媒專訪中表示,希望藉由《圍城》原創性的戲劇手法,讓觀者根據自身經驗自由地聯想:在這看似預言的敘事中,哪些是虛幻,哪些是現實?又,什麼時候兩者是可以互相指涉的?

觀者被邀請一同思考,當面對國家機器的不正義,我們是否願意面對恐懼──失去的恐懼、孤獨的恐懼、背叛的恐懼、死亡的恐懼──挺身而出?如同劇中Diego的吶喊:「站起來,我說!若你們想保有希望,就撕毀你們的證明,砸破辦公室的窗,離開恐懼的隊伍!」看完《圍城》,我思之良久:換作是我們,在這逐漸黑暗的時刻,我們是否勇於一戰──為了信念、為了自由、為了愛?

     

巴黎市立劇院《圍城》

原著: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導演:艾曼紐.德馬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
演出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 中劇院
演出時間:11/9(五)19 :30、11/10(六)14 :30、11/11(日)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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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文化消費、階層與國界之間,作者關注國家政策與多元公民社會互動下的公共領域。現為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媒體傳播博士生。曾任電視台外電編譯、金曲獎國際宣傳、劇團巡演經理、電視台駐法特約記者,現任移人特約記者。熱愛紀錄片與戶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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