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熱播的公視史詩戲劇《斯卡羅》（SEQALU：Formosa 1867），為還原150年前族群交會的時代氛圍，演員們苦練不同的語言。温貞菱所飾演的角色蝶妹身為排灣與客家混血，處在閩南人為主的城鎮，又因通曉英語而成為美國領事的嚮導。如何將四種語言的語調、語感、情緒做到位，温貞菱為此下了許多苦工。蝶妹說的四種語言，展現了每個台灣人或多或少的多語言能力，也代表了台灣作為一個多語言國家的歷史脈絡。
飾演蝶妹弟弟阿杰的黃遠，在劇中面臨的身分認同問題，也在拍攝過程中現實上演：黃遠的母親是排灣族，但家裡沒有說族語，這次練台詞等於是從頭學起；戲殺青了，他也愛上了南台灣，決定留下來。「我以我一半排灣族人的血液為榮，」他在臉書上這麼說。
以你的名字呼喚你
關於身分認同，我想名字是很重要的一環。你要被稱作志明、Jerry或Mayaw，代表著不同場域裡的身分認同。
在布農部落小學任教期間，旁聽族語課時，我用拼音記下三年級同學們的族語名字，暗自在心中複誦。下課的走廊上，我朝著他們的背影大喊：「Niwa！Ibi！」
沒反應。
「Niwa！Ibi！」我走到他們側邊再喊一次，這兩個同學才轉過頭來，露出「原來是在叫我啊」的驚喜笑容。
那，你們剛剛怎麼沒反應？
這個情況也出現在六年級的社會課。六上的日治時代歷史課，我帶著孩子們一起認識布農族與日本官方衝突的「大分事件」，以及後續的集團移住政策。前導學習單中，我要他們填答自己的族語名字與氏族名，結果6個孩子中，有5個說不出自己的氏族名。當下，我震撼於族群文化的式微與殖民統治的剝奪，在這一代身上如此明顯。
一個族群的語言，展現他們的宇宙觀。布農族的命名方式是「個人名 + 氏族名」，個人名字則採「襲名制」，承襲家族世代傳遞的名字。以我的學生Alliang為例，他是父親的第一個兒子，承襲祖父的名字，與祖父都叫做Alliang；他的弟弟Mahunlif，是承襲大伯（祖父的第一個兒子）的名字；他的妹妹Mulas，是父親的第一個女兒，則是承襲祖母的名字。同樣名字的孩子和長輩稱為「ala關係」，長輩會特別照顧同名字的晚輩。命名規則展現的世界觀，維繫了家族部落的互動關係。
布農族中不同社群、不同部落、不同氏族，各自傳承著自己的一系列名字。我有一位學生叫Ligela，是一個跟其他同學完全不同的名字，也沒在附近部落聽過。原來這個名字來自萬榮鄉馬遠部落的阿公Ligela，而小Ligela則跟媽媽住在卓溪鄉。對於許多耆老來說，只要聽族語名字就能知道對方是哪個部落的、跟自己有沒有血緣關係──名字，是親族與地理的GPS。被剝奪了傳統姓名的原住民族，等於失去了一套家庭部落關係的互動模式。
以名字與語言探尋歷史
曾經有個學生天真地跟我說：「老師我跟你同姓耶！」我立即提醒他：漢名的姓氏，只是戰後國民政府為了方便戶口管理而強加的呀。在戶政事務所裡，挑選一個漢姓，加諸於氏族與祖先的姓名之前──這般替小說角色命名似的荒謬節情，竟真實存在於台灣的歷史之中。
由排灣夫婦主持的Podcast節目「 Paiwan百萬扭思集」，針對今年沸騰一時的「鮭魚之亂」，邀請曾在戶政事務所工作的父親來分享，說到他的大伯、姑姑、叔叔分別被分配了完全不同的姓氏。 這樣的「漢姓」，只圖殖民者一時方便管理，強加自以為是的文明。近來，越來越多族人回復傳統姓名，試圖找回真正的名字。
然而，回復傳統姓名這個議題，在漢人主流社會的能見度仍有待提升。「鮭魚之亂」中取名如同玩笑；然而各族族人們爭取「單列族名」（只用羅馬拼音當作名字）卻被駁回，一定要羅馬拼音與漢名或漢字音譯並列，理由是別人不會念，會造成困擾。但漢字音譯無法完全還原族語的正確讀音，又可能引來其他錯誤的稱謂，例如看到證件上名字開頭寫了「阿篤」兩字就逕自呼喚「阿先生」，他當然不姓阿，他有他真正的名字。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瀕危語言
直至今日，數個原住民族語的地位甚至是瀕臨滅絕的地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世界瀕危語言地圖》中，以「跨世代語言傳承」、「語言使用者的絕對人數」、「語言使用者的占總人口的比例」等指標來為語言分級。我的學生們說的布農語，屬於「確定瀕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定義為「孩童已無法在家中如母語般學習此語言」（Children no longer learn this language as mother tongue in the home.）。
讀者們不妨此刻想想，你能不能用母語講出身體上各個器官？從頭到腳想一輪，是不是有些人浮現了「頭肩膀膝腳趾」（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的歌詞呢？記下你不會的單詞，去請教爸媽，再去請教上一輩，最後去查一查，自己的母語是否在瀕危語言地圖上？
前幾天我想用閩南語講出「手肘」，隨口問媽媽，結果她也說不出來。媽說要問阿太（外曾祖母），她一定會。我跟她頓時悟了一個道理：因為她只會說閩南語。當有另一個語言可以使用來指稱需要的詞彙時，人們就會漸漸忘掉另一個語言是如何說的；那被放棄的語言往往是母語。
我的父母正是歷經「我不說方言」的那一輩，他們回想當時未必是罰「掛狗牌」，父親的學校是罰錢，被抓到就要投一角到存錢筒。不知道那筆罰款被拿來做什麼了呢？
黃遠曾在報導中提及母親不太說族語，我學生與他們的父母也不太會族語。這些情況，國語政策都難辭其咎。當一個語言斷絕，它承載的族群記憶將會腐朽，我們也將失去一個族群觀看世界的方式。
Facidol樹下的母語自介
今年夏天，我和伙伴一起帶學生到緩緩書屋參訪。Awa和Moli改建光復火車站站長宿舍，成為老屋書店。店門貼著紅色春聯，按著阿美族語音譯寫出秀麗的楷書。孩子們跟我一起一字一字念，念出陌生的語音，卻充滿了音韻的和諧。
孩子們第一次進到日式建築裡，對榻榻米、木構樑柱都嘖嘖稱奇。先前參訪玉里神社時，他們已聽說過日本人在家鄉的一些故事，但置身日式建築中，又是不同的體驗。午餐時間，我們就坐在麵包樹下野餐，吃附近的日式料理，用阿美族傳統的妙方「燻麵包樹雄蕊」驅蚊。「麵包樹在阿美語裡叫做facidol。」我默默在心中複誦。
老闆娘Awa站起身來，笑著公布下一個行程「輪流用自己的母語自我介紹」，這群四年級孩子們立時流露惶恐的神情。
「老師，『我的名字叫做什麼什麼』的布農語要怎麼說啊？」
「欸？我怎麼知道？我也沒學過啊。」
於是孩子們拼湊起彼此的記憶，呢喃自己的名字，偷偷練習，他們一個一個站起來，用族語說出自己的名字。然而輪到我的時候，我還是無法將自己的名字順暢地用閩南語唸出來，那微微的結巴好像在提醒我：多說，多說，不要讓鑰匙生鏽。
（作者是前布農部落小學之漢人科任教師，對不同語言、族群文化的互動深感興趣，期許能保有這些美麗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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