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最畏懼「洪水猛獸」。對現代人來說，猛獸變成困獸，關在動物園供人欣賞，然而至今人類卻仍無法制止洪水的禍害。
2016年6月下旬的美國，一場大雨襲擊首府華盛頓，結果竟然造成淹水，華府地鐵的克里夫蘭公園站入口樓梯變成瀑布景觀。再往前溯，2006年6月底，連著兩天的豪雨，讓大華府地區到處成為汪洋澤國，並創下最高降雨紀錄。其實，美國首都所在的華盛頓自建國以來，不乏災情嚴重的淹水紀錄，原因之一是鄰近波多馬克河的濕地被慢慢開發成都市用地，這一座親水的城市，也就承受不了大雨的侵襲。
由於全球許多大都市沿著河川發展，往日河川的洪氾區大量開發利用，興建大樓與水爭地的結果，便是容易遭受水患。聯合國於2000年編制成立的「國際災害減低策略辦公室」將全球自然災害分為三類，其中第一大類的「水文氣象性災害」發生頻率於1950年代就開始上升。台灣隨著人口的增加，經濟逐漸成長，洪災損失從1950年代中期也迅速的攀升，這也剛好和開始都市化的時間相吻合。
台北先天就有「水災體質」
台北盆地300年前多為沼澤與湖泊，先天的自然環境比較低窪，如今成為聚集數百萬人的大都會，基隆河與淡水河交會其中，歷年來也是頻頻遭受風雨，水災不斷的地區。台大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的譚義績教授演講中指出：「根據2015年英國劍橋大學的調查研究報告，全球百萬人以上居住的大都市中，台北位居最危險都市的榜首」，也就是災害發生的頻率名列前茅。
其中，水患又是影響最多的災害，「台灣從70年代到90年代，平均每10年有2到3次豪雨成災，到了2000年以後，每年都發生一次災害性水災。」2000年的象神颱風、2001年的納莉颱風都曾經重創台北。
在現代化發展下，人口集中、土地利用極大化的都市改變了水文環境，綠地減少，代之而起的是柏油馬路、不透水的人行道及人工設施鋪面，使得大多數的降雨無法滲入到地下，只好在都市地面流動，造成逕流量增如，引起水災的機會也就提高許多。但人口密集的都市不能任由水災肆虐，影響民生與經濟活動，於是，為了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在防洪管理與規劃上多採用工程性措施。
大台北的防洪工程設施包括堤防、防洪牆、堤內排水設施、抽水站等，還包括投入大量經費的基隆河截彎取直，以及二重疏洪道和員山子分洪道。原則上，工程性的防洪措施僅能達到其初始設計標準的防護，一旦超過其設計標準的颱風、暴雨發生時，對於防止周邊地區的水患有其侷限。例如2001年的納莉風災，因為施工不慎造成防洪牆潰決，玉成抽水站本身遭水淹而無法運轉，導致市區內嚴重積水。譚義績教授說：「台北周邊將近200個抽水站，只要有一個抽水站不行，台北就淹掉了」。
台北市的防汛排洪公共工程是以200年暴雨頻率雨量來設計，高雄市則是以100年暴雨頻率雨量為最高負荷。所謂100年頻率並非每100年才發生1次，可能是任何一年發生異常天候的暴雨，就造成一次洪患，或是50年內發生2次，往後150年可能就不再發生。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防洪設施即是在應付「不常發生」但「偶爾會來」的洪水。雖然並非長遠的洪災管理對策，但對於台灣許多位於平原區已開發的城鎮來說，仍然是目前不可或缺的防範策略之一。
工程做不到的事，能不能從政策來做？
反觀美國的做法，即使貴如首府華盛頓，也並未大量興建防洪工程設施，尤其是堤防與防洪牆，由於會妨礙民眾親水的機會與樂趣，從不列入其防洪策略中。美國著重的反而是風險管理，首要從政策制定入手，也就是採取法律、行政管理、經濟手段、土地利用管制以及洪水保險等措施，來達到防洪與減災的目的。
美國在防洪政策的發展上，1968年由國會通過「國家洪水保險法案」，制定國家洪災保險法與洪災保護法，規定土地利用需遠離洪災範圍，以降低災害救援成本，也嚴格要求防洪設計與建築標準。並以洪災保險政策來減低洪水潛勢區居民的洪災損失，洪氾區內的居民必須購買洪水保險單，才能獲得聯邦政府的財務補助。
或許台灣應該考慮，工程設施有其使用壽命和技術極限，完全依賴工程來防洪，在極端氣候愈趨嚴重的時代，無從保證「滴水不漏」，也絕非長久之計。譚教授強調：「工程是最花成本的，雖然老百姓看得到政府做出了工程，但效果卻不見得好。」此外，對生態環境的衝擊，也很可能形成惡性循環。
以現今的工程技術，世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完全解決這種千古以來的人類大患。防災工作應是全民的責任，平日就應具有危機意識，一旦水災即將來臨，配合預警系統做好避災行為，在災害中能緊急應變以減輕受災程度，災後則能及早回復正常生活。因此，尋求非工程性的防洪策略與實施方法，達到減災的目標，才是現代都市居民適應氣候環境變遷的最佳生存之道。
當哪一天我們不再將河岸隔絕於高牆之外，親水而不懼水，敬畏自然而和諧與共。洪水，就只是考驗，而不是災難。
更多演講論述，請看大愛電視《人文講堂》節目〈都市防洪〉
大愛一台：首播8/31(六) 17:00 重播9/7 (六)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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