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的村史計畫,原本應該在去年《山河林野討生活──六龜文武故事》(後稱「文武村史」)告一段落;不過,在第二本村史《行揫做屋──楠仔仙上來尞》(後稱「新庄村史」)編寫的過程中,因為和一間早已結束營業的地方相館相遇、碰撞出火花,於是有了這本延伸的《日光照在杉林的日子──張仁葵以日光顯影的時空情書》。
在進行新庄村史時,在地的學員美惠告訴我們,對面已結束營業的日光照相館有許多過去的老照片,對編寫新庄村史應該會有幫助!最終限於篇幅,村史收錄了幾張翻拍的相片。村史出版後,萌生為這些老照片辦展的想法,終於在前年隨同事初次造訪日光照相館,拜會春香姊商討策展事宜。

橫跨日治與民國的時代記憶
日光照相館隱藏在杉林圖書館對面、狹隘的杉林街道中,店面不寬,未有招牌,匆匆掠過就會匆匆錯過;但若放慢速度,定會為櫥窗上排列整齊的古董相機所吸引而駐足。
進入裡面,仍可見當年相館的空間格局。春香姊小心翼翼拿出分類保存於夾鏈袋中的相片,娓娓解說起來。這些相片主題廣泛,包括人像、廟宇、橋梁、山稜、湖溪;拍攝地點不僅在杉林,也有甲仙、美濃、左營,甚至於廣州與南洋。更讓人驚訝的是,拍攝年代自上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橫跨日治與民國時期。對於任何要撰寫杉林等地方記錄的人而言,都是不能錯過的寶庫。

日光照相館於1951年由春香姊的父親張仁葵先生開設。不同於一般相館的經營者,日光照相館不僅拍攝來館要求記錄的人,也拍攝周遭的人事物,以至於拍出一個時代和世界,留給了後人。日治時期的相片則是由張仁葵之父張連有先生所拍攝,張連有的父親張貴春先生曾於日治時期擔任保正,是地方望族,且因捐地建校留下美名;父子兩代都是專業攝影師。但除了出現於照片中,兩人之間並無攝影技術的交集,因為張連有先生於1942年被日軍派往南洋戰場,1945年終戰時卻未歸來,當時張仁葵才16歲。
我看著這些黑白卻繽紛的相片,心中頓時湧現幾個疑惑:相片的拍攝者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為什麼他會拍出這樣的相片?以及,這些相片可以讓我們如何認識相片所記錄的世界?
這些相片已經泛黃,有些更顯斑駁。春香姊說其實這些年來,也有不少單位看重這些相片,前來翻拍、訪談和記錄。我於是好奇詢問這些底片是否還在?春香姊說沒有,「就你們看到的這些相片了。」我想像這些相片一次又一次被拿起來端詳的樣子,覺得之後應該還會有關心的人前來,最終會讓這些相片從泛黃到斑駁而不可考,心中頓時升起另個念頭:「也許我們可以來出版相片集,這樣不僅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更多相片,還可以留存。」春香姊慨然應允。

用一本攝影集,留下曾經鮮活的人生
於是,2024年3月中到5月中,我們首先在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規劃了一場「穿越時空的快門:杉林日光照相館──張連有、張仁葵父子攝影回顧展」。引起的最大迴響之一就是,有一位張仁葵先生生前的朋友坐著輪椅,被家人推過來與春香姊相認。展覽的迴響,讓我們對於出版相片集有了更堅定的信心。

延續村史系列計畫,我們在教育部的「促進公共參與特色議題計畫」提案,成為繼3本村史之後的第4個計畫。通過之後,我們邀請春香姊、持續協助新庄和文武村史的作家張卉君、深度參與杉林文史工作者的資深記者蘇福男,以及致力推動濕版攝影的郭建良先生,組成了編輯委員會。社大團隊專案初期由絡蓁負責,在今年職務異動後,改由思凡接手。為了讓這些特別的照片更生動地傳達那個年代和那個社會的訊息,我們邊討論邊分工:春香姊負責為照片撰寫圖說並挑選相片;卉君負責為圖說潤稿、編排相片並擬定目錄;福男兄以其參與和訪談經歷,撰寫「日光照相館」在杉林存在的過程、影響與意義;建良兄則從攝影的專業角度,為大家介紹相片的拍攝工具。相片掃描承蒙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李文環館長大力支持,並由研究部莊建華主任及其團隊協助完成,建華主任更撰寫一篇從博物館典藏視角觀看這些相片的文章。
春香姊記憶力驚人,每一張相片都有回憶,加上背景脈絡後,成了一篇篇生動的故事,反映出故事背後的時代與社會。透過春香姊的圖說,這些相片裡的人,以及拍攝相片的人,性格鮮明地活了起來,我們才知道原來在民風純樸的杉林鄉下,並不缺乏追求時尚之人。張仁葵先生不僅樂衷記錄他人和風景,也樂於記錄自己,他喜歡攝影工作,也喜歡遊山玩水,在失去父親、接近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卻決定學習攝影而返鄉開設相館,浪漫彷彿承襲隻身前往廣州與南洋的父親。
春香姊說,透過這些相片的回顧與圖說整理,她彷彿也重新認識了父親和從未謀面的祖父,喚起過往的記憶,於是又有了新的補充內容。在重新認識的循環過程中,相片成了家族成員的時空情書。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仍是春香姊在相片集出版過程中的無私與全力投入,彷彿呼應了她先祖們的公共性。
(作者為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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