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天下資料,戴重芳攝。

前兩年不是剛慶祝過故宮90週年?怎麼變成53週年,是不是搞錯了?!

1965年11月12日,搬遷到臺灣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於臺北外雙溪開館。為慶賀國父孫中山(1866-1925)百年誕辰,掛上「中山博物院」的招牌對外開放。故宮開館53週年,是從這個時間算起。從此刻起,臺北的故宮走上她自己的道路,與1925年在北京紫禁城成立的故宮,分道揚鑣。2015年,故宮南部分院開幕,以「繽紛亞洲,盡在南院」為定位,更標誌新時代的來臨。

故宮官網總將博物館歷史追溯到1925年,這真是個錯誤。[1] 首先,在臺北的故宮實際上是兩個博物館的聯合: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是從紫禁城的清宮轉化而來;1933年成立的中央博物院則屬現代博物館,目標是展示現代學科的成果,包括田野考古與科學調查。兩者性格截然不同:一為陳列傳統帝制皇室文物、一為展示現代學術成果。故宮內部的文物帳冊,也把這兩個單位的典藏分得一清二楚,毫不混淆。

1965年開館時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名,同時掛上「中山博物院」牌匾,模糊了名稱問題。往後的時勢發展,「故宮」成為這個博物館聞名世界的名稱,不過她的性格始終與紫禁城中那個名符其實的故宮不同。究竟如何不同,且讓我們細說從頭。

故宮院區的「中山博物院」牌匾,上方小字「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圖片來源:nyrs

一、故宮的兩種性格

民國成立,溥儀退位後,仍在紫禁城中住了十多年,直到1924年溥儀搬出皇宮,故宮博物院才於次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僅在紫禁城一角的文華殿與武英殿設古物陳列所,對外展示清宮文物。[2]

眾所周知,故宮收藏來自清宮紫禁城,那麼清宮收藏來自何處?只要稍微一想就可明白,元、明、清三代均建都北京,皇宮都在今日的紫禁城。滿清軍隊打敗明軍,進入皇宮後,當然接收了明代宮廷文物;同樣地,明代宮廷很可能也接收了蒙元皇室收藏(雖然我們對明代宮廷收藏的認識不多)。蒙古人建立的元代呢?1234年滅金後,忽必烈便在金中都的東北方營建大都,成為明、清北京城的基礎。在金人故地建都,大概也接收了金代的宮廷收藏。而金帝收藏又從哪來?原來金人入汴京後,徹底掠奪北宋宮廷,不只宋室寶藏,連徽宗、欽宗兩位皇帝與大批皇族都被帶到東北。今日故宮還能看到宋、金、元、明的皇帝收藏,即緣於此。

父癸鼎,高22.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這件青銅器與宋徽宗的收藏圖錄《宣和博古圖》記載相合,從造型、紋飾到銘文,都可一一對應,可能曾是徽宗皇帝的收藏。圖片來源:故宮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在傳統中國,皇室收藏隨著王朝而更迭,也被賦予王權的正統象徵。[3] 進入以民為主的民國時期,這個帝制時代的思想並未被完全拋棄。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將紫禁城中的文物大規模南運,保護「國寶」免於落入外國之手。到了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蔣介石仍不忘在擁擠的軍艦中裝載故宮文物,顯然歷代皇帝寶藏所具有的正統象徵並未被遺忘。

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一部分的故宮人員與文物遷徙來台,也有不少人選擇留下,於是分裂成兩個故宮。分裂為二的不只故宮,還有其他許多單位。來到臺灣後,為了管理方便,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三個單位成立聯合管理處。1954年中央圖書館恢復建制,故宮與中央兩院文物則在1965年臺北外雙溪館舍落成後,選在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這天舉行開幕典禮,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名,掛上「中山博物院」的牌匾,對外開放。[4]

這個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招牌下的中央博物院是什麼機構呢?她是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於1933年在首都南京籌辦的全新機構,具有弘大的藍圖,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負責規劃,1934年由「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擔任主任。

根據傅斯年的構想,中央博物院分自然、人文和工藝三館,涵蓋地質、植物、動物、人類、民族、考古、歷史等現代學科,宗旨在提倡科學研究,從事民眾教育。1936年成立理事會,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擔任理事長。[5]

由其籌備人員可知,中央博物院從創建伊始,就與中央研究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央研究院作為國家最高研究單位,而中央博物院則是現代新學術的展示基地。可惜中央博物院還在草創階段,就遇上戰爭,因此藏品以熱河、奉天兩行宮為主,加上一些收購、撥交及接收之文物。直到今日,故宮內部的文物帳冊,仍把「故博」、「央博」兩單位分得一清二楚,毫不混淆。

二次大戰後,中央博物院接收不少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取得的文物,這件南京大鼎即為其中之一。1938年,日本人為慶祝佔領南京週年,於南京兵工廠鑄了這件大鼎。完成後,運回東京靖國神社,紀念戰爭中死去的士兵。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鼎被歸還給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後來撥交給中央博物院,今日立於故宮行政大樓前方。大鼎表面原來裝飾櫻花,有日本岡村寧次大將的紀念文。1965年故宮開館時,將此大鼎改製成國父孫中山的紀念物:以梅花覆蓋櫻花,以國父遺訓覆蓋日文銘文。[6]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明白了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的不同性格,就能了解1965年在外雙溪開館的「故宮」並非北京紫禁城故宮的復館,而是融合兩種不同性格,全新的一個博物館。只是在共產中國對外封閉的年代中,這個新誕生的博物館被賦予沉重的政治任務,「故宮博物院」的一面走向明亮的幕前,「中央博物院」的性格則長期被掩蓋於帷幕之後。

二、1965~1980:中華文化守護者

國民政府遷台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起大門,如火如荼進行一連串政治運動。更在1966年發起文化大革命,批判傳統文化與價值,各地文物遭受破壞,眾多博物館關閉。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則一肩挑起中華文化捍衛者的角色,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故宮也負起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大任。直到1979年以後,中國才重新對國際社會打開門戶。

在中國對外封閉的那些年,臺灣成為中華文化的研究中心,在此時勢背景下,利用故宮豐富典藏而開展的中國藝術研究也在臺灣紮根。許多學子在1970年代赴歐、美、日,學習現代的藝術史研究方法,回臺後在大學成立藝術史專業,那是我的老師們的世代。[7] 受惠於故宮典藏,加上現代學科訓練,他們不僅奠定了臺灣的藝術史研究,長期以來也是國際學術圈中的要角。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重拾傳統文化的價值。1980年,為慶祝中美建交,雙方合作推出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在美國各大城市巡迴。中國方面精心挑選商周銅器、秦始皇兵馬俑等震驚世界的考古成果,向西方世界揭開她神祕的面紗。面對此國際局面,故宮開館以來的定位:中華文化守護者,開始受到嚴峻挑戰。

1980年為慶祝中美建交,雙方合作推出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巡迴美國。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網站提供此圖錄電子版,可下載閱覽。

1991年,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80週年,故宮大規模邀集不含中國的海、內外研究者,舉辦「中國藝術討論會」,會後出版論文集四大冊,[8]稱其為世紀討論會實不為過,其規模之大,至今臺灣沒有一個藝術研討會能與之匹敵,論文總數超過70篇,包括書畫37篇,器物35篇。論文集前方的賀詞也同樣冠蓋雲集,依次為:總統李登輝賀詞、國民黨榮譽主席蔣宋美齡開幕詞、召集人謝東閔致詞、行政院長郝伯村設宴講詞、院長秦孝儀工作報告。可以想見,這樣的學者陣仗,加上黨政要員到場,中國藝術研究受到罕見的高規格對待,當時必定被視為學術圈的一大盛事。今日看來,這場會議更像是1965年以來,故宮作為中華文化守護者之業績總盤點。那些文物的保護者以及曾經受惠於故宮典藏的研究者,齊聚一堂,舉杯向過去致敬。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臺灣社會解嚴,本土意識崛起,中華文化守護者的角色必然成為過去。故宮該如何面對這個時代新局?

三、故宮南院:立足臺灣,放眼全球

2000年總統大選,首次政黨輪替,故宮也正式接受民主社會的洗禮,逐漸褪去黨國色彩,強化現代博物館的職能。這18年來,伴隨文物來台的「老故宮」幾乎已凋零殆盡,70、80年代進入故宮的一輩也多退休,新一代的博物館人員均受過專業的學科訓練,從藝術、考古、文物保存到博物館學。故宮內部實質上已轉型成為專業的現代博物館,但因故宮院長屬內閣一員,政治力經常強勢介入,以致有時讓人誤以為故宮還是過去那個中華文化保衛者,大中華文化的代表。

實際上,故宮這十多年策劃的展覽(不含政治交辦的展覽),早已跳脫傳統民族主義大中華文化的敘事框架,轉而從更寬廣的文明形成、文化互動的角度來詮釋其收藏。從這點來說,故宮逐漸擺脫其接續舊傳統的故宮博物院性格,中央博物院的現代學術性格走向幕前。

故宮南部分院的定位──亞洲博物館──反映這股時代新潮流。從2004年規劃,到2015年對外開放,中間幾經波折,也經歷二次政黨輪替,不過故宮南院最終仍維持放眼亞洲的格局。[9]

臺北的故宮是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南部分院當然不能例外,同樣必須具備優秀的典藏品與研究人才。這十多年之間,亞洲博物館的定位,不僅呼應全球史的研究浪潮,也在臺灣培育出研究日本茶道、韓國陶瓷、亞洲織品、伊斯蘭玉器的專家,讓臺灣的藝術史研究能跨出臺灣與中國,將觸角開展到其他文化。研究的視野擴展,展覽的格局才能有所不同。

以南部分院的伊斯蘭玉器為例,在我個人走訪過的歐、美、日各博物館中,沒有一個館有這麼多高品質的伊斯蘭玉器。這些玉器是清宮舊藏,過去在外雙溪本館陳列中,永遠只能從屬於清代宮廷的敘事之下。但到了亞洲博物館,馬上令人眼睛一亮,原來在中國以外,也有那樣精於琢玉的文化,並且影響清宮玉工。最近甚至有研究者指出,中亞(也就是古代稱為西域的地區)在千年之前可能便存在琢玉傳統,修正了過去老把玉文化與古代中國劃上等號的文化偏見。[10]

 《越過崑崙山的珍寶》特展圖錄,這個特展已經下檔。故宮南部分院現開設「玉見亞洲」常設展,陳列伊斯蘭玉器。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南部分院的亞洲博物館,讓國人不用出國門便能欣賞來自亞洲各地的文物。除了院藏文物展覽,也自海外各大博物館借展,無論是已下檔的「日本美術之最」與「高麗青瓷」,或是現正上映中的「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都是高品質的展覽,而且扣緊亞洲文化交流這個主題。未來若能朝此方向持續耕耘,並將範圍擴展到東南亞與南亞,探討東南亞海域的文化交流,相信再過十幾二十年,臺灣也將有東南亞或南亞藝術的專家,有能力向觀眾展示更為多元的亞洲文化。

從南部分院籌設開始,故宮不僅提倡新研究、培養新人才,也為民眾提供多元的文化教育,十足地展現出中央博物院的性格,也開創南院未來各種可能性。具有研究能力的專業博物館員(curator)之培養,不是一蹴可幾,更無法仰賴他人,故宮與臺灣社會要有決心培養自己的文化人才。可以預期,這會是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特別是在觀眾人數掛帥的今日),不過有什麼有意義的事,是很容易的呢?

四、政治與文化的矛盾

19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的浪潮,讓「過去」被高度政治化,博物館經常被賦予教育民眾「共同過去」的政治任務,以塑造國族認同。故宮一再成為政治攻防的焦點,原因即在於此。若能理性面對過去,會發現當代疆域與國界並非自古皆然,人與物無時不在移動,民族國家與共同過去不是一種政治迷思嗎?21世紀的我們,能否從19世紀以來的民族主義解放?

對美的感受,是人類潛藏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否被開發?如何開發?攸關人們的美感與創造。我們常感嘆臺灣的美感不足,是否因為我們的文化經常被包裹在政治之下,無法解放?政治力塑造出的文化偏見,阻礙人們對過去的認識,也影響我們對美的感知。政治意識形態是排他的,但文化要發展,必須敞開心胸,包容彼此的分歧與差異。

就其內部組成而言,故宮已在前兩任總統任內完成民主轉型,褪去黨國背景,以人員的專業訓練為優先考量。不過這並不代表故宮解除了她的政治任務。實際上,作為行政院直接管轄的文化機構,故宮有義務負擔國家所交辦的任務,只是如何在政治交辦與博物館專業間達到平衡,並不容易,特別是政治經常凌駕專業,強勢介入。

回顧過去琳琅滿目的政治任務中,真正能在歷史中寫下一頁的,多半是文化外交,例如:1965年文物赴美展覽,或是近20年的赴法、德、日展覽。這類交流多伴隨兩國博物館工作者的學術交流,讓故宮在配合政治任務的同時,能夠提升人員的專業能力、拓展國際視野,達到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展望未來,文化外交仍是故宮深具資本且可達到政治、文化平衡的方向。

五、餘話

最近有種論調,認為故宮與臺灣社會有隔閡,甚至格格不入,高呼故宮要「臺灣化」。這個論點,令人困惑。

從本質上來說,故宮是臺灣少數世界級的精緻藝術(fine arts)博物館,由於展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與稀有性,在陳列時必須與觀眾保持一定距離;加上年代或文化的隔閡,加深了觀眾心理的距離感。這類藝術博物館讓人覺得高高在上,並不是臺灣特有的現象,放眼世界皆然。所以有人稱博物館為文化聖地,進入博物館,彷彿進入神聖殿堂,行為、舉止、思想都自然轉變。[11]

為了拉近距離感,各大博物館無不致力於教育推廣,成立俱樂部,甚至舉辦深度的文化旅遊。換句話說,距離感不必然是缺點,利用距離感刺激觀眾學習的興趣,正是博物館教育推廣的任務所在。將故宮與大眾的距離感一味歸因於其外來性格,不僅不負責任,也與現況不符。

回顧歷史,開館於1965年11月12日的臺北故宮,不是紫禁城故宮博物院的復館,她就是一個新的館。這50多年間,對外,故宮一直扮演著文化大使的角色(無論是哪個政黨執政);對內,則為臺灣的藝術史研究者提供豐富的養分與土壤。早期是中國藝術研究的中心,2000年以後,在南部分院的規劃過程中,呼應全球史的研究浪潮,成功開創出亞洲文化交流這個領域,培養出新一代的人才,讓展覽跨出臺灣與中國,開展至亞洲其他地區。無論怎麼看,故宮都該有自信地慶賀開館53週年,並且在放眼全球的軌道上,堅定向前。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本文原刊載於「歷史學柑仔店」,獲同意轉載。)


[1] 請見 國立故宮博物院沿革年表

[2] 宋兆霖,《中國宮廷博物館之權輿:古物陳列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3] Lothar Ledderos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in China, "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o. 43 (1978-79): 33-46. 許雅惠,〈說鼎〉,《歷史學柑仔店》2017/8/25。

[4] 索予明,〈總統    蔣公與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月刊》,1986年10月,頁16-21。

[5] 杜正勝,〈藝術、政治與博物館〉,收入氏著《藝術殿堂內外》(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3-20。

[6] 索予明,〈「南京大鼎」流浪記——紀念抗戰勝利五十週年〉,收於氏著《漆園外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533-540;Ya-hwei Hsu, "Reception of Chinese Bronze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9, no. 3 (November 2017), 481-496.

[7] 賴毓芝訪談、呂昀真記錄,〈專訪陳葆真教授〉,「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網站。

[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

[9] 施靜菲,〈什麼樣的故宮南院,可以定位台灣在亞洲、國際藝術文化中的角色?〉,《端傳媒》2018/9/13。 

[10] 鄧淑蘋,〈探索歷史上的中亞玉作〉,《故宮學術季刊》,第33卷第3期(2016),頁1-78。

[11] Carol Duncan, “The Art Museum as Ritual,” in Donald Preziosi ed., The Art of Art History: A Critical Ant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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