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星國日常：《馬來素描》與新加坡少數民族的真實聲音｜蘇穎欣／獨評讀好書

閱讀亞非言的《馬來素描》，就像坐在新加坡最長的地鐵東西線車廂內。30幾站，50幾公里的旅程。用一小時餘的時間，隨著列車橫貫島國兩端，在高架軌道上俯瞰地面風景。

沿線堆疊的城市歷史

從裕廊（Jurong）西部出發，原是大片紅樹林的地區在1961年劃為裕廊工業園區，那是新加坡自治後的重要經濟命脈，也吸引不少從馬來亞聯邦南下求生的青年勞工。不久，列車經過整治得越來越繽紛的裕廊湖畔。那兒總有人沿湖跑步，或是一家大小在仿中國庭院風格的裕華園遊玩，星期天偶有南亞移工聚集在草地上打板球或是野餐。地鐵駛近裕廊東轉換站，巔峰時刻總是人潮洶湧，一個站位都難求。總有人不知自己站在6個站台的哪一端，快速穿越在列車兩道門之間。

不久，地鐵進入金文泰（Clementi）組屋區，然後是女皇鎮（Queenstown）組屋區，非巔峰時期多見老年人。女皇鎮是新加坡第一個衛星市鎮，為紀念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在1952年加冕而得此名。當地福建居民稱這一帶為「無尾澗」，據說因村子坐落的芳林山和豐興山之間有條溪流，村民不知盡頭為何處，故「無尾」。如今兩山已夷為平地，村落也成了高聳的組屋。

列車駛向島國中心商業區。離開了紅山站，畫面就由白天進入黑夜。「列車進入隧道，就像是日蝕一樣的重大事件，日光燈在黑暗中疾馳而過，有如彗星。」（〈重力〉）。小說中，在地下站等候列車的女孩雅蒂卡告訴爸爸，把耳朵倚靠在平台門上，如果聽到嘯嘯的風聲，就知道列車要到站了。

離開喧鬧的市區，列車繼續往東駛出地面，抵達加冷河（Kallang River）畔──新加坡最長的河流。英國殖民者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正式登陸新加坡的1819年以前，加冷河兩岸豐饒的紅樹林區曾居住著討海維生的加冷人。和其他海人（Orang Laut）社群一樣，他們逐漸融入馬來文化，殖民地的高速發展也慢慢將他們從原居地驅離。

下一站就是阿裕尼（Aljunied），但這地鐵站並不在頗具名聲的阿裕尼集選區裡面。工人黨於2011年在此拿下5個國會議席，是新加坡史上首次由反對黨贏得的集選區。當時領導工人黨的是南洋大學 [1] 中文系末代畢業生劉程強，他以潮州話演講的形象，在英語至上的當代新加坡贏得不少草根民眾青睞。

友諾士（Eunos）站到了。1920年代，名叫友諾士的馬來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者，與同伴在此建設了馬來人甘榜（Kampung Melayu；甘榜為鄉村之意），以凝聚讓地給政府建造加冷機場而集體遷徙到此的族人。友諾士是新加坡第一個馬來政治團體「新加坡馬來人聯盟」（1926-1937）創辦人，致力於提升馬來人地位。1981年，5千戶居住於此的馬來人遭迫遷，以建設政府組屋和泛島高速公路。自此，這一帶作為新加坡馬來人身份認同的象徵物，或許就只剩友諾士地鐵站那仿馬來式建築風格的屋頂，以及建於60年代的芽籠士乃巴剎（pasar，市集之意），本書偶有提起的地點。

再往東，地鐵將在丹那美拉（Tanah Merah）站一分為二，往北可到巴西立（Pasir Ris），對岸就是曾因花崗岩聞名的烏敏島（馬來語ubin即花崗岩之意）。如今島上人口約百人，那是城市居民尋找境內「最後甘榜」的世外桃源。在〈過夜〉中，小時候住在烏敏島的法麗莎，最早的記憶全是海，還有「被公雞吵醒的經驗，雨打在鋅板屋頂上的聲音，還有蚊香輕煙繚繞的夜晚。」

若在丹那美拉轉換站搭乘另一條繼續往東的列車，你會抵達終點站──美輪美奐的樟宜國際機場，新加坡引以為傲的世界窗口。機場的另一頭，則是低調的樟宜監獄，已有80餘年歷史。二戰期間，這裡是日軍收押英軍戰俘的地方。獨立後，這裡是李光耀政府囚禁政治犯的扣留所。

對許多遭無審訊拘留的左翼人士而言，「樟宜」並非光鮮亮麗的機場，而是囚禁自由和正義的監獄高牆。如今，這裡是死刑犯最後的人間印象。週五天亮前是執行絞刑的時間。這時，一些社運人士和死刑犯家人會聚集在監獄外點起燭光，為即將上絞刑台的囚犯祈福──他們絕大多數是因毒品入罪，而非殺人搶劫。在〈送行〉中，監獄官達蘭原本要接下執刑者的棒子，他學習如何正確準備能瞬間斃命的繩索，他看見那通往死亡的活板門按鈕。「如此巨大的黑暗力量。只有那些被刻意蒙蔽雙眼的人，才有辦法駕馭。」

你終於抵達終點站。

無家的馬來人

「許多年前，當新加坡還只是個漁村，我們的先輩來到這裡尋找更好的生活。1965年，經歷過共產主義和種族衝突，我們被迫獨立。突然間，我們只能靠自己。不過，我們努力不懈，從頭開始打造現代新加坡。」

新加坡城市地景的變化之快，讓人應接不暇。「從漁村到大都會」的論述是不少人朗朗上口的標準「新加坡故事」，可見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傲人表現背後的主流發展敘事邏輯：1.移民是新加坡歷史的起點（即在殖民者和華人移民到達以前似乎未有人居住）；2.新加坡在1965年被迫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其中共產主義和馬來西亞種族政治的威脅是重要因素；3.獨立後經過人民行動黨的努力，小漁村才「成功」晉升為國際大都會。

「新加坡故事」和「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正是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的回憶錄書名，而以上這段標準新加坡故事，正是其兒子李顯龍接棒不久後，於2006年國慶日獻辭中的總結。

《馬來素描》裡的形形色色人物，正是在如此發展敘事中被消音的一群──佔總人口15%的少數族群。他們彷彿是獨立前並未存在的土著，獨立後總跟不上發展步伐的「落後」族群。例如〈團聚〉裡的丈夫瑪吉，曾是新加坡第一所馬來語中學的理科高材生。在反殖民浪潮高漲之時，政府宣佈馬來學校文憑和劍橋文憑同等。當時的教育部長說：那是殖民教育在新加坡消亡的明確標誌。然而新馬分家後，英語成為發展現代社會的利器，瑪吉的文憑一夜間失去價值，後來成為電工和計程車司機。

《馬來素描》揭露新加坡在英才治理、多元文化主義、世俗主義等現代性話語下衍生的種種問題，而馬來人的「落後性」被視為許多社會問題的源頭。例如〈犧牲〉那位因愛吸毒而坐牢的蘇海麗，〈於事無補〉那位未婚先孕的少女，〈淨身〉那具因性病死亡的屍體，還有〈證據〉裡頭因懷疑涉嫌極端恐怖主義活動而被拘留的丈夫等。

主流敘事也經常將新加坡的脆弱性放大，講述世俗彈丸小國被包圍在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大穆斯林國家之間，何其惶恐。〈皈依者〉那位因婚姻改信伊斯蘭教的華人軍官賈森，婚後不知何故被調職降級。國家戰略考量下，馬來穆斯林容易成為懷疑對象，被排除在軍事高層職之外。

生長於家國，卻漸漸成了無家者，是新加坡馬來人面對的困境。家的印象，停留在甘榜遭迫遷的記憶，以及民間傳說的代代相傳。家的追求，使他們如同小說中的許多壓抑角色，努力成為「像華人一樣」的工程師和醫生。家的渴望，也把他們帶到了長堤對岸的「第三世界」，那個還有鄉村和馬來王室的鄰國，那個馬來人佔多數（還享有特權）的國家，那個不需擔心清真問題的穆斯林國家。

文學的政治性

出生於1977年的青年作家亞非言（Alfian Sa'at），除了是新加坡著名雙語詩人、小說家、劇作家，也是新加坡政府眼中的「異議分子」。2019年，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乙康在國會唸出亞非言21歲時創作的〈新加坡你不是我的國家〉（Singapore You Are Not My Country）詩作段落，來「證明」亞非言對國家不忠。當時，新加坡Yale-NUS大學取消一門由亞非言講授的課程「新加坡的異議與抵抗」，而引起廣泛討論。

2020年疫情下的新加坡大選，亞非言是否「愛新加坡」竟成為競選期間執政黨和反對黨隔空爭論的焦點。有趣的是，在講求高效務實菁英主義的新加坡，這或是文學作家首次被如此「認真對待」。

或許，在東南亞談去政治的「純文學」是奢侈的。馬來文學自然有其議政和批評的傳統。19世紀初期，作為殖民地翻譯官的現代文學之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從新加坡出訪吉蘭丹後，寫了《吉蘭丹遊記》，嚴厲批評統治者拉惹（Raja，國王之意）才是人民貧窮的源頭，認為馬來封建制度阻礙馬來人的心智和社會發展。一個世紀之後，戰後第三世界反殖運動蓬勃，一群左翼作家和知識分子組成「50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1950），高舉「藝術為社會」的旗幟，發揚左翼反殖民族主義精神。

若說亞非言的書寫實踐繼承自上世紀馬來知識分子傳統，並不誇張。他的作品皆有高度社會關懷和歷史意識，這本極短篇《馬來素描》是取名自英國殖民官員、曾任海峽殖民地總督的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同名作品。瑞天咸觀察馬來人的生活習俗、信仰和迷信，描寫殖民地馬來亞的地景面貌和土地上的人們。不同的是，殖民者東方主義眼光下的馬來人是書寫物件，是客體；而亞非言筆下的馬來人，則是各個尋找聲音的活生生主體。

亞非言的議題關懷也展現在他的劇場作品中，例如描寫宗教問題和母女關係的馬來語劇作《Nadirah》、講述幾位不同族群的中學生朋友如何一起面對敏感種族課題的《Parah》、挖掘新加坡同志群體生活的《亞洲男孩三部曲》（Asian Boys Trilogy），新作《Merdeka獨立》則深刻探討新加坡殖民性的歷史成因和當代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雖強調馬來人身份認同和困境，但亞非言從「邊緣馬來性」（marginal Malayness）的角度出發，並不僅在於控訴主流對弱勢群體的不公，反而更意在拆解狹隘的「馬來人」身份定義──例如在當今馬來西亞，「馬來性」是用來排外的武器。如此一來，這些作品開創更具包容性的「馬來人」定義和面貌，在反思殖民遺緒的同時，也拒絕當代保守馬來民族主義。

書寫．翻譯．想像

若讀者堅信政治符號強烈的作品必定以美學為代價，亞非言作品最有力的地方，或許就在於擊碎兩者之間的隱形藩籬。

這一本速寫／素描作品以極短篇的方式完成，像是呼應著新加坡的地理面積和生活步伐。作家彷彿帶著一台照相機，在新加坡街頭拍下了日常瞬間，潛入組屋區裡的生活片刻，駐足，按下快門鍵，為讀者放送各種趨近的、逃離的、扭曲的、溫柔的、痛苦的生活觀察和想像。例如書中以地名為篇章的極短作品，以數段文字描寫定格畫面，卻也如精靈般自由進入人們的思與言。

《馬來素描》英文版收錄了作者友人伊斯里扎（Isrizal）的序言。文中透露亞非言創作這些馬來素描時寄宿在他住所，加上友人伴侶三人總是日夜分享故事。或許可以說，《馬來素描》是在共同創作氛圍下完成的。伊斯里扎是新加坡低調的社運分子兼獨立賣書人。文中他聯想起早年的馬來寫作和出版圈子，那時作家同好們聚在一起相互作伴，創作出各式各樣的作品，為廣大社會民眾發聲。

當代作家們的寫作目的和方式早已變化，寫作也更趨向個人世界。然而，從構思、創作、出版、發行到被閱讀，寫作總是群體行為，無法獨立完成。翻譯這不太受重視的一環，也在群體行為裡發揮它的作用。

台灣出版界的翻譯文學多來自歐美和日本，東南亞則少之又少。馬來世界文學作品的台灣中譯本，印象中有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Pramoedya Ananta Toer）和艾卡．庫尼亞文（Eka Kurniawan）的作品，馬來西亞華人英語作家林玉玲的回憶錄、歐大旭和陳團英的小說，還有菲律賓作家卡洛斯．卜婁杉（Carlos Bulosan）的《老爸的笑聲》。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華文作家的作品經常在台灣出版，但新加坡非華文作品的翻譯，卻幾乎沒有。

作為一個曾在新加坡求學的馬來西亞華人，將新加坡馬來裔小說家以英語書寫為主（原書有不少未翻譯的馬來詞彙）的文學作品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我無可避免地意識到，這當中牽涉多層次的語言政治和翻譯機制等問題。這自然不是一個因市場需求或學院機制而自然發生的過程，若非這個「寫作群體」之間的共同關懷和相互信任，《馬來素描》的中譯本不會在這個時候和讀者見面。

這裡必須感謝促成此書翻譯的蔡秀敏，負責編務大小事和校對的吳庭寬，協助校訂文字的姐姐蘇芸若，細心回答我問題的亞非言，為此書設計封面的印尼藝術家Bodhi IA，編輯校對的歐陽瑩，以及出版此書的四方文創。值得一提的是，和亞非言討論他的中文名字時，他選擇了以「亞洲」、「非洲」和「言說」組成的「亞非言」，象徵第三世界連結。也許可以說，這本書的翻譯亦是在此精神下完成的。

此書翻譯始於2019年9月，我剛搬到南半球的澳洲首都坎培拉開始新工作，每晚下班後回家翻譯半篇到一篇小說。翻譯過程偶爾因工作而暫停，真正卯足全力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因學校封鎖而必須天天在家工作之時。翻譯過程雖時有困難，但總從亞非言的小說獲得樂趣、知識和觸動，那或是疫情下抵抗隔離和孤絕的一種方式吧。

[1] 南洋大學是1950年代由當地華人社會籌建而成的華文大學，首任校長為林語堂。1980年，政府關閉南大，將之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如今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華校生和南大生總被認為英語掌握不佳，畢業後求職管道不多，在社會上普遍受到歧視。後來，政府在南大原校址上建了南洋理工學院，也就是如今的南洋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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