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歷史記憶深處有一個中心論述：「在上個世紀的外在局勢動盪、瀕臨存亡之際，有一個英明的領導（李光耀）、優秀的團隊（人民行動黨）、做了很多正確的決策，保障了新加坡的穩定與繁榮。」
每年國慶或遇到外在動盪時，這個深植新加坡人心中的集體記憶總會被觸動，顯而易見的好處是，這又再次展現執政團隊是一股穩定的力量，如同過去一樣，在今日依舊能夠保障新加坡長期的安全與繁榮。這種心理共鳴，比基層建設、選舉造勢或媒體宣傳更為有效。
然而，這個歷史記憶是準確的事實嗎？更準確地說，新加坡當年原本就是大英帝國直轄的海峽殖民地總部，是英國殖民時期在東南亞最關鍵的貿易樞紐與軍事據點。早在加入與退出馬來亞聯邦前，港口、航運、基礎設施與國際商業網絡已經存在。新加坡的官方史觀很樂意把60年前的自己說成「只是個小漁村」，因為這樣有助於放大國父李光耀的雄才大略，與執政團隊的英明能幹。
從小漁村到國際都市的新加坡建國敘事
與其說「從小漁村到國際都市」的說法是政治修辭，它更像是一種社會工程，以確立一個高於多元族群文化的共同價值。因為新加坡這個國家的繁榮，跳脫了後殖民多族群國家經常陷入族群衝突與政治分裂內耗的魔咒。
英國殖民政府過去為方便自己的統治，慣用族群間的矛盾分而治之，造成族群對立和仇恨。綜觀世界各地的內部矛盾衝突，追溯起來，多少都可算是英國殖民時期為這些地方留下的負面遺產（例如：印巴分治、南北塞浦路斯、以巴衝突）。
而新加坡在殖民時期的族群分工制度，也深刻影響了當年的社會結構——華裔主導商業、馬來裔從事漁農、印裔多在公共行政領域，種族隔閡明顯。1963 年，新加坡短暫與馬來西亞合併，但因政治理念與族群關係緊張，在1965 年分道揚鑣，成為一個資源匱乏、四面環海的孤立城邦。
當然只靠一個敘事是不足以在競爭中生存的。當多數前英國殖民地還在延續族群衝突中的弱勢治理，新加坡透過強勢中央集權與精細的社會工程降低族群摩擦。例如：雙語政策確立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基調，考量族群背景多元性分配的公共住宅。
以實用主義作為衡量制度的標準
而貫徹新加坡這60年來最深的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不以意識形態掛帥，任何能提升經濟與社會穩定的做法都可採用。你無法輕易歸類新加坡的政策是左派還是右派，因為對新加坡而言，衡量制度優劣的標準在於是否能確實解決民生問題、維持社會秩序並伸張社會正義，而非制度形式本身。這種治國方式強調集體利益優先於個人權利、且長期穩定優先。
在冷戰時期與全球化高峰期，新加坡得以憑藉戰略位置、法治環境、語言優勢與開放貿易政策，吸納跨國資本、成為東西方之間的重要貿易與金融中心。這既是許多政策的加成結果，也離不開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安全秩序所提供的穩定環境。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即使沒有資源與腹地的城邦，只要嵌合進這個全球化體系，精確地找到自己在國際貿易的優勢位置，也可能在這個體系內佔據一席之地。簡言之，新加坡的成功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以績效為主，在多元背景中共存共榮
一如在整個文明尺度來說，美國在大國中算歷史很短的，是一個從1776年開始的民主政治實驗；新加坡在小國中歷史也算極短的，從1965年開始，至今60年的實用主義實驗。新加坡這60年展示了一種以績效為主，不同文化背景共存共榮的可能性。
當一塊土地上，絕大部分人的身分認同，都優先認同自己所出生、成長、居住的那塊土地，與在其上一起生活之人。不論上一代來自何方、曾有過什麼恩怨情仇，只要能尊重這塊土地的共同價值，就都是一體的時候，才能讓境外的文化霸權、與內部搞分化族群來撈取政治資本的政客無懈可擊。
然而當前外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供應鏈重組與保護主義抬頭，意味著新加坡正面臨去全球化的衝擊。依賴全球貨物流、資金流的模式，是否能維持過往的高速成長成為挑戰，安全上亦需在中美之間保持微妙平衡。於此同時，新加坡內部的年輕世代也對長期一黨優勢的政治結構日益質疑，要求更多參與與透明度。再次訴諸歷史記憶來凝聚社會，固然能提供政治穩定的心理基礎，但能否轉化為適應新時代的策略，將是考驗新加坡下一個60年的關鍵。
（作者曾長居馬來西亞、台灣、德國，現任職於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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