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永遠清醒、永遠正確、永遠站在場外──回應吳品瑜〈台北101的確保繩〉

當我們說「台灣不應該只是布景」,我們其實是在說「台灣應該是某種別的東西」。那是什麼?當我們說「我們需要自己的敘事」,那個敘事的內容是什麼? 當我們說「台灣不應該只是布景」,我們其實是在說「台灣應該是某種別的東西」。那是什麼?當我們說「我們需要自己的敘事」,那個敘事的內容是什麼?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赤手獨攀台北101:直播》劇照

這兩天我寫了一篇關於賈永婕與台北101攀登事件的文章,談的是「快決策」作為領導力優勢。文章發出後,有讀者在留言區貼了一篇文章給我看──吳品瑜女士發表在天下獨立評論的〈台北101的確保繩:從「風險規避」到「流量獵奇」的商業變形〉。

我認真讀完了。這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吳品瑜是2004年法國蜘蛛人羅伯特攀登101時的隨行翻譯,她的弟弟當年是安全確保團隊的成員。她有第一手經驗,有專業視角,更重要的是,她提出了一個我那篇文章完全沒有觸及的問題:

「我們錯以為全世界真的『看見』了台灣,卻沒發現,在跨國資本的全球劇本中,台灣地標被簡化為一座充滿奇觀性的布景。」

這個批評是銳利的。我想認真回應。

當風險不再是成本,而是流量

先說我同意的部分。吳品瑜指出,2004年的確保繩與2026年的無繩攀登,差異不在於「台灣變勇敢了」,而在於「風險的獲利模式改變了」。22年前,風險是成本;22年後,風險是流量。當Netflix願意用保險合約、延時直播、專業團隊來「技術性鎖住」風險時,那條實體的繩子自然可以消失。這個分析是準確的。

她也指出,台灣媒體沉溺於「壯舉」、「見證歷史」、「讓世界看見台灣」這類激情語彙,缺乏冷靜的專業語言來拆解結構。相較之下,德國媒體用的是「計畫的精確執行」、「死亡風險情境」,甚至質疑這種直播「在倫理上不可接受」。這個對比也是有意義的。它提醒我們:同一件事,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觀看方式。

她最後提出的問題,台灣缺乏本土的專業體系、缺乏自己的敘事語言、過度依賴外來的認證,這些都是真實的結構性問題,值得認真面對。

但,「成功」的標準是什麼?

Netflix是美國公司,霍諾德是美國人,但這場活動的場地是台灣的、決策者是台灣人、全世界看到的地標是台灣的。這算不算一種主體性的展現?

我們用什麼標準在衡量「成功」?

讀完吳品瑜的文章,我發現她的批評背後隱含了一套判準,一套關於「什麼才算品牌成功」的標準。讓我試著把它攤開來。她隱含的標準包括:

曝光量不夠,要有「主體性」:台灣不能只是布景,要是主角。

專業體系要完整:台灣人才要能站上自己的舞台。

敘事權要在自己手上:不能被外國平台定義。

這些標準聽起來都很有道理。但我想問的是:這套標準本身,是不是也可以被質疑?

比如說:「主體性」的定義是什麼?誰說參與全球協作就一定是「失去主體」?Netflix是美國公司,霍諾德是美國人,但這場活動的場地是台灣的、決策者是台灣人、全世界看到的地標是台灣的。這算不算一種主體性的展現?

又比如說:「被消費」一定是壞事嗎?全球化時代,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地標都在被消費。巴黎被消費、東京被消費、紐約被消費。被消費,難道不也是一種存在方式?

再比如說:幕後的專業就沒有價值嗎?吳品瑜自己提到,她弟弟的團隊2004年負責安全確保,專業且精準。這次活動背後也有無數台灣的專業人員。他們沒有站在鏡頭前,但這代表他們的工作沒有意義嗎?

我不是說她的標準是錯的。我是說,這套標準本身也是一種建構。當我們用「主體性」來衡量成功,我們會得出「台灣失敗了」的結論。但如果我們用「國際曝光度」來衡量,結論完全不同。如果我們用「活動是否順利完成」來衡量,結論又不同。

問題不在於哪個標準「正確」,每個標準都有它的道理,也都有它的盲點。問題在於:你選擇用哪個標準?你願意為這個選擇負責嗎?

解構之後,我們得到了什麼?

讀完這篇文章,我心裡浮現的不是「她說得對」或「她說得不對」,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我們完成了這場解構,我們得到了什麼?

吳品瑜的文章做了一件事:把一場很多人覺得興奮的事件,拆解成「流量商品化」、「主體失語」、「跨國資本的布景」、「集體自戀的幻覺」。這種分析當然有價值。它讓我們看見結構,看見那些藏在「壯舉敘事」背後的商業精算。但如果我們只停在這裡,我們得到的是什麼?

一種永遠清醒、永遠旁觀、永遠不會「被騙」的姿態。但這種姿態的代價是:你也永遠不會真正投入任何事。

批判者的位置有一種隱蔽的舒適。當你指出「這是商業操作」,你永遠不會錯。當你說「台灣人又在集體自戀」,你站在一個無法被反駁的高地。當你揭露「激情背後的結構」,你獲得了一種智識上的優越感──你看穿了,而他們沒有。

這個位置的好處是:你永遠不必表態你自己要什麼。你只需要說別人要的東西是虛假的、是被建構的、是天真的。你不必冒險說出「我相信這個」或「我願意為那個而興奮」,因為任何這樣的表態,都可能被下一個解構者用同樣的方式拆穿。

你只要說別人的文章寫得爛、邏輯不通、不夠專業。你不必冒險自己寫一篇,不必把自己的觀點攤在陽光下讓人檢視。因為任何願意寫出來的人,都會有漏洞、都會有盲點、都會有被攻擊的空間,而你只要站在旁邊指出這些漏洞,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你只需要說別人的成功都是因為有錢、有背景、有關係。你不必冒險自己去嘗試、去失敗、去從零開始建立什麼。因為任何願意起步的人,都會遇到挫折、都會犯錯、都會有那些看起來不夠光鮮的掙扎過程,而你只要站在終點線旁邊說「他本來就在前面」,就永遠不必解釋自己為什麼還站在起點。

於是,最安全的策略就是:永遠當那個拆穿的人,永遠不要當那個被拆穿的人(非指這位作者,而是某些人可能會有的心態)。

吳品瑜批評台灣人「英雄崇拜」、「集體自戀」,然後提出的解方是:台灣要有「自己的專業判斷」、「多元敘事」、「定義自身高度」。但這不也是另一種理想化的願景嗎?一種知識分子版本的「台灣應該如何被看見」。如果有人用同樣的解構邏輯來分析這個願景,會不會也能拆出一套「學術菁英的話語權焦慮」或「本土主義的認同政治」?

解構可以無限後退。每一個立場都可以被再解構。問題是:然後呢?

批評很容易。建構很難。站在場邊永遠比站在場內安全。但最後被記住的,從來不是那些搖頭的人。

當頭銜取代了論述

從開始在臉書寫作以來,我自己也經歷了類似的事。文章發出後,留言區湧進各種評論。有些是有建設性的,我很感謝。但有一類評論讓我印象深刻。它們的結構幾乎一模一樣:「我是心理學博士,你這應該是「整理資料」而得到的結論吧(完全否認作者有觀點的存在)⋯⋯」「我在攀岩領域有多年經驗,你這篇文章根本門外漢寫的(問題我不是在寫攀岩啊寶貝)⋯⋯」「我是專業XX師,這種文章不值得一讀(然後呢?我正在洗耳恭聽哩)⋯⋯」

然後呢?然後就沒有了。

沒有說清楚哪裡同意、哪裡不同意。沒有指出哪個論點有問題、應該怎麼修正。只有一個頭銜,一個姿態,一種居高臨下的語氣。

頭銜不是論點。經歷不是論證。你是博士,很好。那你的博士訓練教會你的,應該是如何提出具體的反駁,而不是如何用學歷來壓人。你有攀岩經驗,很好。那你的經驗應該讓你能指出我哪裡寫錯了,而不是讓你獲得一張「可以不用講道理」的通行證。

這種評論的本質,和我前面說的「解構者的舒適圈」是一樣的:站在一個安全的制高點,對著正在做事的人搖頭。但我想問的是:今天這件事,究竟是誰做出來的?

是那些在旁邊說「你不懂」的人嗎?還是那個在簡報聽到一半就說「好,我們做」的人?

是那些忙著指出「這是商業操作」的人嗎?還是那些真的把活動辦成、讓全世界看到台灣國旗的人?

批評很容易。建構很難。站在場邊永遠比站在場內安全。但最後被記住的,從來不是那些搖頭的人。

感動的真實性

讓我們回到那個週末。是的,那是商業操作。是的,Netflix精算過風險與收益。是的,台灣在這個全球劇本裡可能只是一個場景。但那些在電視機前、在101樓下、在社群媒體上感到心跳加速的人,他們的感受是假的嗎?

一個孩子問父母:「他不怕嗎?」這個問題是被Netflix設計出來的嗎?

一個人在看到登頂那一刻,感受到某種對人類極限的敬畏。這份敬畏,會因為我們知道背後有保險合約而消失嗎?

結構的存在,不能自動否定經驗的真實。我們可以同時知道這是商業操作,也同時被它感動。這兩件事並不矛盾。矛盾的是我們以為必須二選一,要麼當個被騙的傻子,要麼當個清醒的旁觀者。

關鍵不在於哪個敘事更「真實」,因為它們都是建構。關鍵在於:你願意為哪個建構負責?你願意為它付出什麼代價?

選擇你的建構

後現代教會我們:一切都是建構的。但「建構」不等於「虛假」。語言是建構的,但我們用它說出真實的愛。國族是建構的,但人們為它付出真實的生命。意義是建構的,但我們依然需要它才能活下去。

「品牌成功」也是建構的。你可以選擇用「主體性」來定義成功,也可以選擇用「曝光度」來定義,也可以選擇用「過程中有多少人被啟發」來定義。沒有哪一個定義是唯一正確的,它們都是建構。

既然一切都是建構,那麼問題就不再是「這是不是建構」(答案永遠是:是的),而是:在所有可能的建構中,你選擇投入哪一個?

你可以選擇投入「台灣被看見了」這個敘事,同時知道它是被建構的。你也可以選擇投入「我們應該建立本土的專業體系」這個敘事,同時知道它也是被建構的。關鍵不在於哪個敘事更「真實」,因為它們都是建構。關鍵在於:你願意為哪個建構負責?你願意為它付出什麼代價?

對吳品瑜的敬意,以及一個邀請

我對吳品瑜的文章是有敬意的。她有第一手經驗,她的分析有結構、有歷史縱深、有跨文化比較。她指出的問題:台灣缺乏本土專業體系、缺乏自己的敘事語言,這些都是真的,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但我想補充的是:指出問題,不等於回答問題。當我們說「台灣不應該只是布景」,我們其實是在說「台灣應該是某種別的東西」。那是什麼?

當我們說「我們需要自己的敘事」,那個敘事的內容是什麼?

當我們說「不要被商業邏輯綁架」,那我們要被什麼綁架?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至少,提出這些問題需要一種不同於解構的勇氣,那是建構的勇氣,是表態的勇氣,是承認「我可能是錯的,但我仍然選擇相信這個」的勇氣。永遠站在解構的位置,是不需要這種勇氣的。

也許最誠實的立場是這樣的:我知道這是一場商業操作。我知道台灣在這個劇本裡的位置很邊緣。我知道我的感動可能正是被設計的效果。但我仍然覺得,看著一個人徒手攀上500公尺高的建築,是一件讓我屏息的事。

這份感受,不會因為我「看穿」了什麼而消失,而我也不打算假裝它應該消失。解構是必要的。但解構不是終點。終點是:在解構之後,你仍然願意為某件事屏息。

那件事是什麼,由你決定。但你必須決定。否則,你只是一個永遠清醒、永遠正確、永遠安全,永遠站在場外的人。

感謝那位讀者貼文章給我。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對話。

(本文經同意轉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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