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6日及8月23日在台灣針對31名國民黨立委的罷免案，最終未能達成目標。儘管罷免方進行了大量的宣傳活動，NGO和公民團體也在網路上和公共領域積極參與，但投票率大多數未能達到門檻；即使達到了，不同意罷免的人數依然多過同意罷免的人數。
這次的罷免結果讓我們看到：正如歐洲各地從柏林到華沙的類似案例所顯示的，如果沒有精準的時機和有效的動員，聲勢浩大且組織良好的運動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勝利。因此，台灣的案例不僅需要分析，也需要和國外案例做比較。這讓我們能更進一步理解民主制度在公民力量分散的壓力下如何運作。
公民參與的季節性和節奏
罷免投票在暑假旅遊旺季進行，許多居民（特別是學生和上班族）要不就是出去旅遊，要不就是離家在外。這樣的時機對罷免動員形成了嚴重阻礙。
自由民主國家投票率的研究顯示，社會行事曆與選舉參與度之間存在著強烈的關聯。這在2023年柏林氣候公投中可以明顯地看出。該公投雖然有強勁的選舉動員和廣泛的公眾支持，但投票期間安排在假期前，選民也分散各地，導致投票率未能突破門檻。
投票設計不便民
投票所的開放時間是週六上午8點到下午4點。對於上班族和不在戶籍地的民眾而言，這樣的時間安排並不理想。正如政治學者亞當．貝林斯基（Adam Berinsky）指出，有限的投票時間、缺乏郵遞投票，以及投票地點的限制，系統性地排除了時間安排較不靈活的選民。維持這類制度的國家往往因投票率過低，而使得草根倡議失敗。義大利提供了一個可供比較的案例：即使是廣受支持的公投，如2022年的司法改革公投，也因未能達到50%投票率門檻而失敗。
領導能力和選民眼中的動機
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曹興誠不乏爭議性。雖然有些人視他為愛國企業家，但也有些人認為他是個特立獨行的局外人，單方面決定運動的基調。政治理論家Donatella della Porta和Mario Diani指出，缺乏制度根基且嚴重仰賴個人化領導的抗議運動，難以喚起廣泛的支持。
英國布里斯托（Bristol）在2022年出現了類似的模式，儘管公投成功廢除了市長制，但由於領導人意見分歧，而且組織的基礎薄弱，該運動的影響範圍依然有限。
多數假象與自滿棄權
許多罷免的支持者可能待在家。原因是：他們四處都可看到抗議活動，也看到強勁的社群媒體聲勢和NGO的參與，誤以為即使他們沒有出來投票，罷免也能保證勝利。這種現象在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民主的經濟理論》中被稱為「理性不參與」（rational non-participation），近來更有論文稱之為「感知多數錯覺」（perceived majority illusion）。波蘭2015年全國公投出現了類似效應，儘管媒體關注且公投涉及選舉改革、競選資金和稅法等重要議題，但投票率僅達7.8%，主要原因是人們相信個人的參與並非必要。
國民黨選民動員：人口結構、地方網絡與極化
罷免行動也因國民黨有效的反動員而受挫。國民黨的基礎選民通常年齡較大，且深植於地方社會結構，如里民大會、榮民和退休人員組織。事實證明，這些組織比罷免方更有紀律且會出門投票。國民黨的論述策略是：將罷免方定調為破壞社會穩定、激進的政治投機份子。這是教科書式的極化策略，利用選民對動亂和公共秩序崩潰的恐懼，策動他們反對罷免。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反罷免方和北京有直接的資金往來，但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Taiwa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指出，媒體的反罷免論述反映了中國的敘事：將罷免發起人描繪為麻煩製造者，指控他們破壞和平，並將其動機描述為意識形態極端且脫離現實。這些技巧符合在其他地方可見的軟實力和代理影響策略（proxy influence strategies）。
類似的情況也曾在2021年的布達佩斯上演。儘管有青年主導的抗議活動反對復旦大學在布達佩斯建立分校，但當地公投最終因保守派選民動員和中國大使館的敘事強化而受挫。最後，布達佩斯市長辦公室提出的公投要求在2022年被匈牙利憲法法庭駁回，理由是不能就已經簽署的國際條約進行公投。
結論
雖然726和823的罷免都失敗了，但公投的結果不意味公民參與的終結。然而，它確實是一面鏡子，督促公民從幻覺中清醒，面對現實。這不是要找戰犯或提供政治人物什麼建議，而是要提出一個重要的質問：我們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從自己身上學到了什麼？
失敗的公投不是民主軟弱的故事，而是在一個越來越將聲量誤認為多數的世界中，民主侷限性的故事。在2025年台灣的大罷免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公民覺醒的所有特徵：明確的政治訊息、媒體支持和年輕人的熱忱。然而，這是不夠的。不是因為民主的理念有缺陷，而是因為民主要能夠運作，需要的不僅只是信念，它還需要節奏、時機、組織結構和精準的動員，而且它往往會遇上一個有警覺心的對手。
這場運動敗給了夏季、青年的缺席、對情緒潮流的誤判，但也敗給了更深層的東西：誤以為網路行動主義等同於選票力量，以及把「參與」錯認為「具代表性」。在此同時，對手（國民黨）的組織能力更優秀，更深植於地方網絡，說著人民熟悉的語言──秩序與穩定。他們知道系統如何運作，也知道怎麼利用它。
台灣並非例外。從布達佩斯到布里斯托的民主社會都深諳這個循環。當支持者認為自己勝券在握，他們就待在家裡。當信任轉變為自滿，反對方就趁隙而入。當公民熱忱缺乏時機、清晰的戰術和對政治局勢的精準解讀，它就變成不過是個回音。
這次的失敗有啟發性。僅僅擁有正確的理念是不夠的。你還必須知道如何將你的理念轉化為實際的成果。
（作者為托倫哥白尼大學（Nicolaus Copernicus University, Toruń）教授，2015-2019年曾出任波蘭臺北辦事處（Polish Office in Taipei）處長。本文經Claude AI翻譯、林蔚昀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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