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在他們的著作《自由的窄廊》中，以大歷史的角度闡述如何建立保障自由、繁榮向上的國家制度。他們指出，唯有當國家有足夠能力治理社會，而社會又能持續監督、制衡國家時，國家才可能走進通往自由與繁榮的窄廊。
回到台灣現況，我們看到台灣正努力走在這道「自由的窄廊」中。經歷立法院與行政院的角力、憲法法庭遲遲無法正常運作的制度空轉，乃至7月26日投票的25個罷免案全數未能過關，遭許多人質疑罷免制度遭到濫用與政治操作。這些事件不僅挑戰社會的韌性與團結，更該促使我們思考：現在的台灣人，該怎麼讓國家不要掉出這條可貴的自由窄廊？
本文首先回顧《自由的窄廊》的理論，指出維持自由國家的條件；其次思考大罷免的本質，縱使有政黨操作的質疑，罷免依然是制衡政治菁英的可貴力量；最後，我們必須了解未來罷免活動應有的態度和準則，政治菁英不應該因為罷免失敗而變得更傲慢、公民團體也不應該因為罷免成功而沾沾自喜，民主政治的本質，正在於持續被挑戰、被監督的謙卑。
從國家與社會的拉扯，看見自由之可貴
繁榮的國家是我們所嚮往的，而暴政與專制則是我們極力想要避免的。究竟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使國家強大、有能力服務人民，卻不至於宰制人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
理想的國家並非歷史常態，也非一蹴可及。兩位經濟學家爬梳世界歷史與無數案例，提出「自由的窄廊」的概念──一個擁有服務公民的能力，又能同時保障個人自由的國家，即是坐落在自由的窄廊中。這類國家被稱為「受制約的巨靈」。反之，窄廊外的人們則分別受到國家暴政的宰制（專制巨靈）或社會規範的束縛（沒有巨靈，即沒有建立國家制度）。
理論上，一個國家究竟坐落於窄廊何處，是一個動態問題，隨著歷史演進、機運或偶然因素，看似條件相似、性質雷同的國家也可能走向完全迥異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互動角色──國家與社會，決定了國家的性質。國家力量的發展奠基於官僚體制、稅收政策、司法體系等制度的建立，歷史表明，起初這些制度的建立未必旨在服務人民，或是以人民為主體，但在日後建立良善國家時卻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不斷發展的國家力量，若持續發展而未有相反力量予以制衡，最終往往會演變成專制的國家巨靈。
因此，理想的國家需要社會力量的制衡。無論是歐洲史上的部落會議政治、形成參與式政治的傳統，或是不信任國家而要求《權利法案》的美國人民，都展現出公民運動與社會制衡的重要性。然而，公民運動對掌握國家力量政治菁英的制衡總是一波三折，有時社會會遭到政治菁英削弱，有時變成相互攻訐、社會對立與兩極化，最後導致國家摔出自由的窄廊。
制衡需要國家與社會的良性競爭，即兩位作者描述的「紅皇后效應」：國家增加能力、規範牢籠被放寬、社會對抗菁英、菁英的回應與修正。在這樣良性的制衡之下，國家能力與人民權利一同向前進步，社會持續參與公共事務、挑戰政治權威，兩者共同演化並在張力中取得平衡，國家才有可能長期走在自由的窄廊中，應對時代推進下不斷出現的新挑戰。
大罷免只是政治操作？別小看公民運動的力量
2024年大選以來，台灣出現的政治衝突似乎正將台灣帶入兩極化處境。政治勢力互不妥協，最高司法權又遭罷黜，無法公正裁判並調解紛爭，此時公民社會成為監督的重要力量。
針對不同政黨立委的罷免提案，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台各地浮現。雖然7月26日第一階段投票的25個罷免案全數以失敗告終，但所反映的並非只是「罷免失敗」這個表面事實，而是一股深層且值得正視的社會能量。
這波罷免行動的評價分歧，反對者認為是撕裂社會、執政黨的政治操作，然而這樣的全稱式命題並沒有絕對根據，也無法否定公民團體擁有的自發性力量。更重要的是，以這樣的狹隘角度詮釋，將忽略台灣內部持續發生的「紅皇后效應」，亦即在高度競爭的政治環境中，所有參與者都必須不斷進化、積極行動，才能維持原有位置。這種動能正是民主社會的活力來源。
我們不該輕易否定罷免運動，更不應該在政治犬儒主義的思維下將罷免活動視為單一政黨的政治操作。罷免本是人民的基本權利，縱使有其代價，背後仍是人民當家作主、監督、制衡的管道。從罷免連署開始，除了新竹地區，其他區域的罷免活動皆是公民團體負責運作；而罷免連署書的簽署也是個人公民的認同行動，而非政黨「趕鴨子」式的動員；最後的罷免投票，無論投下同意或不同意，不也正是公民對政治菁英展現權利與意志嗎？
當然，政治人物對罷免活動的表態、行動和言語，並非公民所能掌控，政治菁英也想利用這次的罷免運動，收編公民運動的能量。但是若僅依據片面印象或出於政黨忠誠，將罷免活動與政黨畫上等號，否定整個公民社會的行動，就是不了解民主制度本來就允許政黨與公民社會共存，不能簡化成非黑即白。
若從《自由的窄廊》所提供的國家與社會互動視角來看，罷免本質仍是一種來自社會的回應與制衡行動，是民主社會監督權力的具體實踐。民主的政治監督、公民參與政治、議題的熱絡討論，都是社會力量的展現；罷免活動的活躍未必代表每個公民都要支持特定投票選項，而是促使不同立場的公民投入討論、檢視政治菁英的政見與行徑。如此，罷免活動所激發出的力量，正是「紅皇后效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力量。罷免運動的價值，不會因為罷免行動失敗而被抹煞。
不是拚輸贏：激情後如何前行
罷免行動帶來的價值，在於展現社會力量與國家力量的互動、拉扯與制衡。在公民抱持正確態度的參與下，無論站在何種立場、投下同意或不同意，整個社會與國家都可以因為這樣的運動拓展自由的窄廊，使我們持續穩健地留在其中。因此，我們也需了解何謂正確的態度，並改進、增強與精進社會力量。
首先，罷免是極端手段，提出時必須謹慎小心。罷免的推動若淪為純粹的政治操作，最終只會激化對立、撕裂社會，使台灣遠離自由的窄廊。其次，即便罷免成功，也不應沾沾自喜；相對地，罷免失敗的政治人物也不應視為民意背書而得意忘形，更不該因此漠視每一位公民的訴求。罷免成功，往往代表我們曾經選出的代議士無法兌現選民的期待，這不是值得慶賀的事，而是民主的警訊；罷免失敗，也不代表制度無效，而是提醒我們，公民仍需持續參與與監督。
最後，罷免活動的本質是對政治菁英的制衡，因此不同公民應該多加溝通，而非相互貼標籤。公民應該團結，但團結並不意謂立場必須一致，而是在監督政治菁英時必須一同努力，無論是監督國會通過的法案或是行政首長落實的政策皆是如此。
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兩位作者最後傳遞了一個重要概念：國家能力施展的好壞，不僅僅取決於國家能力本身，更取決於國家如何被監督與制衡。此次的罷免運動，不會只有罷免成敗的表面算計，更是提醒每位公民在參與社會運動時應有的態度與言行，也提醒政治菁英，他們將持續受到監督與制衡。台灣的民主正在發展中，也必然會持續發展，如何在激情與理性間拿捏分寸絕非易事，一個穩健的民主國家不是「誰跑得快就贏」，而是國家與社會在互相競賽中雙雙進步，誠如兩位經濟學家所總結的：「這件事一點都不容易，也非必然。但改變與進步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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