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差距、薪酬差距、財富差距，如何一步步分裂我們的社會？去年5月，全球研究不平等領域的兩大巨頭——皮凱提（Thomas Piketty）與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巴黎經濟學院聚首，針對「平等與正義」，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對談。
皮凱提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研究主任、巴黎經濟學院講座教授、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百年教授，他的經典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全球掀起討論風潮，將日益擴大的貧富不均議題推上公共論辯的高點。
桑德爾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學客座教授，在哈佛大學，他的「正義」課程創下該校修課人數紀錄。在校園以外，桑德爾出版的《正義》、《成功的反思》等書，被媒體譽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
近期，兩人在巴黎經濟學院的那場重要對談，被整理成對話實錄《未來的戰鬥》，本文摘要此書的精彩內容：
窮，都是自己的錯？
桑德爾（以下簡稱桑）：當今的成功人士開始相信，一切成就皆為自身努力，市場根據「論才智行賞」（Meritocracy，又譯功績主義）的原則，給予他們豐厚回報。相對地，落後者則被認為應該為自己的命運負責。
然而，這種觀點存在問題：機會並不均等，許多出身貧困家庭的孩子，成年後仍然貧困。以常春藤大學為例，雖然提供學費補助，但實際上來自頂層1%家庭的學生數量，多於來自最窮50%家庭的學生。
即使能夠完善論才智行賞制度，仍存在腐蝕公共利益的風險。成功者往往會忽視運氣和他人恩惠的影響，這導致贏家變得傲慢，落後者感到羞恥。
隨著不平等加劇，政治人物給勞工的建議是「去上大學」，這無形中羞辱了沒有學歷的勞工，讓他們覺得失敗是自己的錯。
許多沒有大學文憑的勞工對主流政黨感到憤怒，這些政黨的政策更偏向高學歷階層的利益，導致勞工階級反彈。這反映出才智至上的理念，已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道德觀。
皮凱提（以下簡稱皮）：我非常同意你的分析。當代的不平等意識形態之所以特殊且殘酷，正是因為它推崇贏家、譴責輸家，並以才智至上之名將這種現象合理化。這在過去的不平等體制中，是看不到的。
過去的社會體制雖然也存在不平等，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保有某種互補性，有些人是貴族和戰士，有些人是工人和農民，但並不代表他們就是愚蠢的，而是社會需要不同群體。
我不是要歌頌過去的不平等體制，但至少當時不會佯稱窮困是自找的，而富裕是應得的——這種意識形態是當今不平等社會的一個獨特之處，為大家帶來了巨大壓力。
在才智至上的討論中，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尊嚴問題。
你在著作中反覆強調，美國及世界各地的大學體制已成為巨大的篩選機器，對年輕人進行分類篩選，並產生許多折磨。我們有什麼方法脫離這樣的問題？
不合理低薪是羞辱
桑：宏觀而言，首先，要改變政治論述的措辭，少強調競逐才智，多關注職業尊嚴，肯定每個為經濟和公共利益做出貢獻的人，包括工作勞動、養育家庭或服務社區者，不論是否有大學文憑，讓他們擁有好的生活品質。
我們有各種提議可討論，對於勞動尊嚴的定義和提升方式，左傾和右傾的人看法可能不同，但這是我們應該辯論的事。
我們不該一味教導人們互相競爭，努力爬上成就的高梯，卻無視梯子的橫木每往上一層就相隔愈遠。
從川普和歐洲類似政治人物的得票數可以看出，對菁英的反感主要來自許多勞動大眾和沒有大學文憑的人，覺得菁英瞧不起他們、不看重他們的勞動付出。這有部份與主流政黨強調，個人可以透過教育向上流動有關。
我們應認知到，透過教育向上流動，並非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最適答案。
我們這些批判川普或勒朋（法國極右領袖）之輩的人，應認真看待勞動大眾和無大學文憑者，對學歷菁英的合理不滿。
一項研究顯示，統計美國聯邦政府每年以津貼、貸款、減免稅等辦法，補助大學教育的開銷達1620億美元，而技職教育卻僅拿到11億。
這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文憑主義和才智至上偏見。
從我們前面談的分配正義問題來看，這不僅不公平，也顯示欠缺對勞動階層職業的尊重。這種欠缺尊重、欠缺肯定，又因金融產業人士不成比例的鉅額薪酬，更形惡化。
避險基金經理人的收入為什麼可以是教師、護理師和內科醫師的5000倍？當不同職業的薪資收入如此懸殊，這不僅是不公平的現象，更是一種羞辱，反映了社會對勞動者的集體貶低。
高教、技職教育投資都應擴大
皮：我贊同你說的，在才智至上主義下，社會花了大量時間和資源來推崇少數常春藤盟校的菁英，但對於技職教育的關注和支持卻遠遠不足。
「只要肯努力就會成功」的迷思也亟需破除。很少有人討論有多少大學、公立四技學校、技職學校未得到適切資源。
許多民眾很厭惡這種偽善作風，不僅在高等教育機會不平等的美國，其他國家如法國也是如此。法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由公共資助，但我們對菁英學校學生的資源投入，往往是普通大學或兩年制大學的3、4倍。
問題確實不光是不公平，也攸關人的尊嚴。我想強調，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勢必得包含擴大對高等教育投入的資源。
重要的是，必須明確指出，如果要應對日益成長的醫療、醫院和高等教育需求，我們投入這些部門的國民所得佔比就不能固定不變。
這正是我們近幾十年來面臨的矛盾。但早晚要接受事實：投入這些公共服務和基本財的國民所得勢必要不斷增加，才能因應需求。
此外，我們也應設立最高工資上限，同時保證最低基本工資；並恢復嚴格的累進稅制，就像課徵污染稅一樣。
用公共設施融合各階層的人
桑：我支持加強實施累進稅制，但在此之前，必須建立強烈的群體共識：我們都是公民，互相負有責任和恩惠。要培養這種「共同感」，在公民社會創造環境，讓大家感受到彼此的依賴。
近幾十年來，貧富差距擴大，導致富人和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方式分化，這影響了教育、工作和休閒等多方面。富人遷出市中心，選擇私人場所，公共設施的階級混合逐漸減少，日常接觸的機會也愈發稀少。
為了促進尊嚴和相互認可，我們須建立共享的公民基礎設施，如醫療診所、大眾交通、公園等，這能夠培養共同的習慣和意向。
為實現更平等的社會，須創造公共空間，鼓勵社會融合，重視逐漸消失的共同生活與意識——這是實行累進稅制的基礎。
延伸閱讀：
退休金要存1千1百萬才夠？施昇輝2招穩穩賺，打造不窮退休生活
29歲出國留學，35歲成為首位任教「愛因斯坦母校」的台灣人 施智仁：痛苦的經歷，造就強大的自己
為什麼現在30歲的人沒有「大人樣」？無房、不婚族暴增的背後
比爾蓋茲：一個兒時習慣幫助我成功
教養專家示警：把孩子養成巨嬰的4大錯誤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