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主計總處公布台灣家庭財富分配統計結果,其中幾個數字引起社會一片譁然:2021年時台灣每戶家庭平均財富1,638萬元,而前20%家庭平均財富5,133萬元,後20%家庭平均財富77萬元,差距高達66.9倍。
此處所指的財富,包括非金融性資產(房地產、與家庭生活設備)與金融性資產(現金、存款、股票、共同基金、與其他金融性資產),並扣除金融性負債。
主計總處同時列出其他國家的數據,說明台灣的貧富差距不算嚴重,並且強調財富是累積的概念,若太強調再分配,將會偏向共產主義。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競爭,讓世人親身經歷,若社會太過強調公平分配,代價會是整個社會缺乏努力的誘因,使「均富」的理想最終演變成「均貧」的困境。因此,適度的所得分配不均,確實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必要之惡。然而,若是眼看所得分配不均程度越來越大卻無所作為,也將產生「反誘因」,讓低所得階層者感受到絕望、被剝奪,部分選擇不工作、不消費、不婚、不育等「躺平」作為,有些甚至出現反社會的極端行為,更不利於國家發展。
台灣家庭所得差距倍數不斷擴大
台灣的吉尼係數自2000年至今維持在0.34左右的水準,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確實不高,也低於聯合國所示警的0.4。然而,台灣自2000年以來家庭所得差距倍數不斷擴大,卻也是無法忽略的事實。尤其觀察歷年台灣5等分位家庭可支配所得變動趨勢,可以發現台灣貧富差距最主要的來源,是因為最高所得家庭可支配所得上升趨勢明顯,最低所得家庭成長幅度有限。

這代表低所得家庭的收入停滯、高所得家庭的收入卻是越來越高。此鴻溝若是來自於高所得家庭努力工作的結果,還不至於引起社會大眾強烈的被剝奪感。相反的,此鴻溝若是來自於不公平的政策或制度,例如不作為的稅制、放任炒作價格的政策等,就很容易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
從產業發展角度來分析我國家庭所得差距倍數不斷擴大的現象,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有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不可抗力因素,但也有過度膨脹的產業政策所導致的後果。
家庭所得差距倍數擴大:不可抗力的全球化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標準貨櫃的普及,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開啟了全球化的時代。(請參考〈全球化已死?台積電赴美設廠,政治干預廠商營運決策日漸增加〉。)全球化,意味著廠商設廠的區位選擇所受到的限制大幅解除,廠商們可以將製造地點移往成本最低廉的地方,甚至將生產鏈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後再銷往最終市場。這一切,都是因為運輸成本大幅下降而變得可能。
在全球化浪潮下,勞力密集產業的廠商將廠址選在勞動成本低廉的國家,技術密集產業的廠商就將廠址設在技術人才相對充沛的國家。而廠商選址的決策,卻也影響著地主國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
例如大多數的低度開發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因勞動成本低廉而成為勞力密集產業的熱門設廠地點,這為當地製造了大量的低技術就業機會,進而改善了中低所得階層的經濟情況、緩和貧富差距。相反地,在技術相對進步的國家,大量中高階製程產品的廠商進駐,推高了對中高技術人力的需求,造成中高技術人才的薪資不斷提升,與此同時則是勞力密集產業的移出、造成低技術人才失業,因此拉大了貧富差距。
台灣就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科技產業的薪資不斷推升,造就許多高所得家庭能把薪資轉換成財富、財富累積更多的財富;低技術人才則多往傳統產業或是服務業尋找工作機會,然而這些產業薪資水準停滯不前,能夠收支平衡已是大幸、遑論有餘力累積財富,因此造成財富差距的擴大。
過度膨脹的產業政策,讓事情變得更糟
若說全球化浪潮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是難以避免的競爭結果,而接下來政府近幾年過度膨脹的產業政策,卻讓這貧富差距更加深刻。
近幾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在政府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成為護國神山的神聖角色。高科技公司決定要在哪裡設廠,被視為是地方政府招商有成、以及促進當地就業的亮眼成績單。然而,在政府資源過度傾斜的追捧、以及媒體大肆報導的影響下,往往設廠消息一出,就讓有心炒作房地產價格的建商或賣家找到機會,哄抬房價。動輒50%以上的漲幅,讓原本按部就班計畫存錢買房的其他居民,頓時猶如五雷轟頂。
例如這一兩年來台南與高雄房價的漲幅驚人,在人口數沒有大量增長的前提下,房價的跳升反映的更多是炒作的結果、而非實質需求的上升。從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所公布的我國六都「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率」,亦俗稱為「空屋率」,可以發現自民國110年下半年起,高雄市的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率跳升為六都中最高,維持至今,台南市則緊追在後,民國111年起位居第二。這些數字都反映了房價炒作的結果。

政府對於高科技產業的資源投注,事關台灣經濟成長動能的持續,因此政策方向並無不妥。然而中央與各地方政府卻在招商競爭過程中顧此失彼,過度膨脹地宣傳政績、待引起房地產市場投機風氣大起後卻又拿不出作為來抑制炒作風氣,以至於讓高科技產業的進駐卻是建立在當地居民生活成本、租房購房成本大增的代價上。
此外,傳統產業與服務業從業人員低薪的現象一直無法有效改善,形成科技產業、非科技產業,以及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差距擴大,低所得家庭的收入停滯、高所得家庭的收入卻是越來越高。
換言之,全球化所導致的貧富差距,在過度膨脹的產業政策與缺乏有效的抑制炒房政策下被進一步放大。
改善傳產與服務業就業環境,讓每一位人民都過上好日子!
近幾年台灣的「平均每人GDP」數字不斷攀升,2023年更晉升美國財經雜誌《全球金融》(Global Finance)所列世界最富有國家第14名。然而國人對於這個數字普遍無感,甚至懷疑其真假。
事實上,「平均每人GDP」的計算方法是將台灣每年度所生產的最終產品與勞務總值除以總人口數,而台灣主要的生產產品大宗就是科技產業,因此「平均每人GDP」反映的很大程度可說是台灣在科技業方面的製造能力與收入,並非是台灣人民的平均所得。台灣有6成人力屬於服務業,製造業中也僅有3成人力屬於高科技產業,其餘7成則屬於傳統產業,無怪乎大多數的民眾對於平均每人GDP的上漲實在無感。
在打造台灣成為更堅固的科技島的同時,引導資源流向改善傳產與服務業就業環境,珍惜並培養傳產與服務業人才,才有可能減緩貧富差距惡化的現象,讓每一位人民都能夠過上好日子。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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