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台灣解嚴前的文化運動先驅者，74歲的丘如華，32年前發起「我愛迪化街」運動，開始致力大稻埕、迪化街260棟老街屋的保存，促成了有身份的153處老屋保存及110棟歴史建物的立面維持；如果含參與都更、改建審查，共有377棟，是讓大稻埕歷史街區成型的先趨運動者。
10年前，百年歷史的迪化街街屋一棟棟修整完成，煥發出實木、紅磚、洗石子的香氣時，丘如華就慢慢淡出迪化街，站上亞洲的文化保存舞台，為守護地方發展努力。
在維也納音樂學院學音樂，回到台灣選擇熱愛的歷史，投入保存古蹟及聚落的工作，丘如華在1986年成立樂山文教基金會，2004成立台灣歴史資源經理學會。藉由兩個非營利組織，持續在台灣、亞洲等需要她的地方，貢獻她保存人類文化聚落的熱情與整合資源解決問題的能力。
1973年，迪化街多數地主與台北市政府開始研擬迪化街商圈更新計劃，並於1977年經內政部核定通過，相關土地的徴收法定期限至1988年。該計劃主要做法是將遠自清代到日治以來成型的7.8公尺寬迪化街舊街道拓展到20公尺。
可怕的是，根據此「變更迪化街寬度案」拓展計劃，所有迪化街古老建築的立面將全數拆除。當時的台北市政府工務處新建工程處根據此項計劃，開始進行道路兩側一部分土地的徴收。
保護文化資產的先趨運動者
消息傳來，1988年7月，丘如華帶領樂山文教基金會發動「我愛迪化街」保存運動，成為台灣少數關注文化資產保存與家鄕守護教育的非政府組織，以溫和的免費導覽活動教育社會大眾，並與相關單位努力溝通。
採取這兩種方法取代抗爭，丘如華開啟了與大稻埕30來年的緣份。
丘如華在當時民氣未開的社會氛圍中即積極參與公眾議題，促成了大稻埕包括迪化街以都市計劃訂定為特定專用區，保存詮釋台灣商業發達史的迪化街百年風華。
迪化街屋為長條形連棟店鋪，門面不寬，屋身幽長深邃，以便兼顧商業和居住功能，是清代台灣商街的典型。走在百年迪化街屋內內外外，彷彿走在京都的千年町屋，優雅而安靜。
2004年6月，丘如華成立「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仍持續基於對台灣歷史文化與環境的關懷，堅持以NGO的角色，透過國際事務參及多面向的整合溝通，促進歷史資源以及空間環境永續經營。
當年迪化街是如何保存下來的？
説到迪化街百年風華能得以保存，丘如華要感謝兩個貴人。一個是已故的歷史學者林衡道，一個是當時甫上任的文建會主委郭為藩。
人稱「古蹟仙」的林衡道全力支持「我愛迪化街」保存運動，為樂山文教基金會在週末連續主講大稻埕史蹟巡禮免費導覽及遊行活動；郭為藩則以經費補助調查大稻埕地區。在剛解嚴的當年，官方委託民間與學界進行研究計劃的風氣與慣例還未形成，丘如華率先整合官、民、學，在歷史建物保存與民眾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點，走出了後續研究與特定區制定的第一步。
丘如華非常感謝當年郭為藩鼓勵她先做研究計劃。當年郭為藩問她：「你覺得問題出在那裡？」丘如華說，「我們大家都應該保持克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全部保存了下來。」郭為藩就說，那要做一個可行性研究計劃。
計劃一完成，就在當時台北市工務局都計處時代的處長卓聰哲及同仁許志堅全力協助，與媒體大量配合下，歷經市長吳伯雄、黃大洲、陳水扁、馬英九任內，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都市計劃」案終於依都市計劃委員會審議通過，2000年2月1日公告實施。
15年的努力，讓爭議已久的街道拓寬問題劃下句點，也得以保存大稻埕歷史風貌。
老街屋保存，要先讓屋主得利
丘如華在1988年開始的保存大稻埕街屋運動大致分幾個階段。
最關鍵的第一階段是要讓屋主先得利，才願意修整街屋，否則屋主早就把街屋拆除蓋大樓了。也就是協助推動立法，讓迪化街屋主可以把街屋上面的「天空」，即容積移轉賣給建商，獲得一筆巨款，再拿巨款的一部分依法修整老屋。
之後，丘如華陸續協助審查大稻埕街屋整修，才有我們今天看到的大稻埕風華。丘如華憑著一人開始進行「我愛迪化街」運動，改變了迪化街人路一定要拓寬才有發展的舊思維。當時觀念是古街拓寬就是會有發展，但「古蹟街一定要拓寬才有發展嗎？」丘如華問，你看現在已拓寬的塔城街有發展，還是古街保存的迪化街有發展？
30年後來尋找答案，答案當然是迪化街發展高過塔城街。
歷史聚落在那裡，她的關懷就到那裡
丘如華的關懷不侷限在迪化街、大稻埕。她喜歡跟一般民眾接觸，不管歷史聚落多偏遠，即使是東南亞、東北亞的鄕村，她都跑去。2017年11月，她還獲得日本「全國町並保存連盟」前小樽運河守護會會長峯山富美頒發「活在當地 峯山富美獎」，感謝她「長年來在困難的狀況下，推展街區守護運動、守護發展地方之寶」。
對丘如華來講，歷史比什麼都重要。例如台北迪化街保存運動催生了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的政策制定、高雄竹門發電廠是台灣第一個產業遺產保存案例、台北建國啤酒廠是產業線活保存的首例；此外還有台北舊鐵道沿線產業遺產（除了建國啤酒廠外尚有鐵道部、華山酒廠、松山菸廠、台北機廠、南港瓶蓋廠等）、剝皮寮歷史街區、寶藏巖聚落、樂生療養院、金瓜石、九份與水湳洞聚落、三峽老街、桃園埤塘、新竹湖口與北埔、台南新化、高雄美濃、澎湖、馬祖。
在與國際相關組織交流上，丘如華積極參與關心文化資產保存的世界組織。看遍世界各國如何重視世界遺產，丘如華對台灣的感受是，「只要看房子，不看人，不講歷史。」
為此，丘如華極力提倡「家鄉守護」。她指出，當社區真能回到由每日生活、日日生計出發，對社區有共同的情感時，這個社區自然而然變成是我們的「家鄉」，而我們所關心的「社區重建」，也才有可能立基在真實的社會基礎上，進行改造與蛻變，重新散發集體之「社群自我保護」力量，以及重新找回共勞共享特質。
長久以來，丘如華也與東南亞各國及「日本全國町並保存聯盟」保有長期友誼與交流，她的NGO組織不僅學習日本經驗更能與各地社區組織教學相長，除了古川町，在妻籠宿、石見銀山、生野銀山、小樽、足助町、鞆之浦等地，都結識了為家鄉守護而堅持的朋友。
促成保存廣島《崖上的波妞》所在海灣街屋
2000年丘如華受邀前往東京大學進行為期2個月的短期研究，就與廣島鞆之浦結下了一段共同奮鬥後的甜美回憶。
原來，鞆之浦自古以來為瀨戶內海沿岸的重要港口，由於沿海貿易的興盛，因此被日本國內公認為瀨戶內海國立公園內首屈一指的名勝地點，町內留存多個與過去航海貿易有關係的足跡。1983年10月為了城市交通便捷考量，廣島縣決議通過鞆地區港灣道路建設計畫，讓這沒落的歷史港町面臨了公共建設所造成的環境剝奪與衝擊。
一位自外地嫁到鞆之浦的家庭主婦松居秀子女士，由於對鞆之浦提出文化保存的想法並且不斷努力實踐，因而開創出鞆之浦的一番天地。她憑藉著一己熱情與衝勁，開始前往各地述說鞆之浦的故事，感動了日本當地很多人；2000年，丘如華受前往東京大學短期研究，當時便邀請松居秀子到東京大學發表關於鞆之浦的困境與故事，因此獲得東京大學教授西村幸夫研究室師生的認同，共同到鞆之浦成立「鞆之社造工房」。
「鞆之社造工房」除了協助松居秀子進行當地調查、政府與居民間的協調溝通並印製《鞆雜誌》在日本國內外發送，丘如華建議松居秀子應著手進行町內空屋調查，將保存運動提高到全國性並爭取國際支持，鞆之浦因此向World Monuments Fund（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WMF）提出申請，2001年鞆之浦被選定「瀕臨危機的世界百大文化遺產」並獲得1,100萬日圓作為保存推動基金，讓日本當地開始正視鞆之浦的保存。
2002年由日本全國町並保存聯盟召開的第25屆年度「日本全國町並保存大會」原本選定由其他團體所舉辦，然而由於正值鞆地區道路港灣整備計畫發生之際，將此次舉辦權讓給松居秀子於鞆之浦召開。當時全日本有七百多人自費前往參加此次盛會，支援松居秀子獨立奮戰；時任台灣文建會副主委的吳密察也帶著各縣市文化局社造人員約30人前往與會，將台灣經驗與大家分享。
2005年丘如華邀請松居秀子來台交流，在台北市政府「2005社區規劃論壇國際會議」上分享她的保存推動歷程，讓台灣看到松居秀子的努力付出，為地方帶來了無數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即使鞆之浦的爭議仍有中央與地方矛盾以及預算問題，最重要的是她尊重「地方生命力」並且持續地堅持守護家鄉的初衷。
如今有義務律師團為當地與政府打官司，就連知名動畫大師宮崎駿也挺身支持，並安排工作室成員至鞆之浦度長假。當時導演徘徊流連於小港灣與當地居民清理修復的江戶時期街屋，深受感動，每天漫步鞆之浦創作寫生，之後其反樸歸真的電影作品《崖上的波妞》便以鞆之浦為靈感而創生。
持續保護、不可取代
丘如華為什麼那麼喜歡人文聚落歷史？「我們是個失憶的民族，在台灣，大家常常忘記歷史，」丘如華說。
除了特別喜歡歷史之外，丘如華更是喜歡整合解決問題，成眾人保存古蹟的土木之事，彷彿繼承了父親的土木遺志。
也正因為如此，丘如華仍專注所愛的工作。在迪化街，她倡議每棟街屋都應進行歷史調查的審議制度，為大稻埕留下珍貴的建築與家族故事紀錄。如今一棟棟老屋都有「身份證」，並保存下來。接下來，她要再去覆勘這些大稻埕街屋的管理維護現況。
2013年底，丘如華和她創立的台灣歴史資源經理學會進駐北門城牆附近的撫臺街洋樓，時至今日仍持續守護台北的文化資產。2020年疫情尾聲，她在北門城廣場辦免費講座，在台北城及台灣每個小角落的地方創生因她而發芽中。
非因古老、非因稀少，才被保存留下，丘如華堅信有歷史的文化資產對當地人士而言是「不可取代」，她忘年地持續努力著。
（本文原發表於「CSR@天下」網站，經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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