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和團結工聯博物館就在同一個城市而且距離不遠，但是格但斯克（Gdańsk）的二戰博物館（Muzeum II Wojny Światowej／Museum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給人完全不同的感覺。遠遠望去，這棟建築看起來像蘭陽博物館（可能因為都是斜的？），但是走進去後，卻能很深刻地感受到壓迫感。
壓迫感的來源來自：要走下一個階梯才能來到入口（入口的門也是斜的！），然後還要到地下室才能買票進場。光是這個「往下走」的動作，就讓人感到「我正要來到一個歪曲、幽暗的地下世界」。雖然當天人聲鼎沸，有許多參訪的高中生、小學生、外國人，彷彿菜市場，但空間的色調深沉，氣氛陰暗（牆壁大部分不是紅的就是黑的、灰的）；而博物館的Logo仔細一看，有兩顆炸彈，更加深了嚴肅悲慘的印象。
和團結工聯博物館的展覽空間迥然不同，二戰博物館的敘事比較線性，展覽從納粹和蘇聯的興起講起，而且有很多掛得高高的海報，讓人在狹窄的展間要抬頭仰望（我想可能是故意這樣擺設的）。入口的標語寫著：「這是人類史上最大災難」，讓我有點不滿，彷彿以前沒有戰爭存在（那羅馬呢？中世紀的戰爭呢？第一次世界大戰呢？還有亞洲及非洲的戰爭呢？）
這個展場不是沒有講到太平洋戰場，以及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對自己國民（包括波蘭人、中國人、羅馬尼亞人）的迫害，但還是把重點放在歐洲戰場，尤其是波蘭戰場。不過展覽還是有令我印象深刻的點：在納粹時代，為了強調亞利安人的優越，女性裸體寫真集竟然也可以拿來做宣傳，實在是太噁心。
就在我開始感到無聊時，我的目光被一群來看展的青少年吸引（看年紀是小學高年級，後來我有和老師確認，是小學六年級），他們是來這裡校外教學的。我有看到隨行的的老師，還有一位導覽人員。想起我在團結工聯博物館聽到的「14歲以下的孩子對展覽會比較有反應，14歲以上比較沒反應」，我對這群孩子會怎麼看這個展覽感到好奇，於是尾隨在後，也順便聽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如何導覽。
當歷史不再被美化
令我驚訝的是，面對這群青少年，導覽人員完全不避諱告訴他們黑暗的歷史。他提到人們（包括德國人甚至波蘭人）嘲笑猶太人的長相，抵制猶太人開的店，以及這一切反猶運動最後導致的結果──水晶之夜。水晶之夜指的是1938年11月9日到10日凌晨間，反猶民眾和納粹衝鋒隊襲擊德國全境猶太人的事件，也在德國控制下的自由市格但斯克發生。
導覽人員也連結到學生的經驗：「不要小看對猶太人長相的嘲笑，這些小小的歧視、抵制會帶來糟糕的結果。你們看這些海報上猶太人的形象被妖魔化，你們想想，如果是有人嘲笑你們的長相，造成你們被排擠，這樣好過嗎？你們看到這些商店上貼著什麼標語嗎？『我們不會讓猶太人賺一毛錢』。看起來很小，但是最後導致了嚴重的後果。」
我們來到一張照片前，照片上有4個即將被射殺的人，有人哭，有人立正，有人笑。導覽人員說：「我們不知道哭泣的人為何哭泣，立正的人是否在維持自己最後的尊嚴？而笑的人是否在嘲笑這一切的荒謬？我們要記住，面對處刑，每個人會有各種不同的反應。」短短一席話，令我感到震撼。在台灣學習白色恐怖歷史時，我們常常會強調死刑犯面帶微笑、慷慨就義的部分，但其實如果看多一點照片，也會看到有人哭喪著臉，有人面無表情。不是所有的赴死照片都是微笑的。波蘭導覽人員的一席話，其實在避免讓孩子們把犧牲者英雄化（但這不代表他說他們不是英雄）、避免造神。
我最佩服這位導覽人員的一點是，他不怕問孩子尖銳的道德問題，而我佩服孩子們的則是，他們也不怕回答尖銳的問題。當我們來到猶太隔離區的展區，導覽人員問：「如果你們看到一個猶太兒童快餓死了，你們會給他一塊麵包嗎？」孩子們都大聲說會！然後導覽人員說：「可是當時納粹的法律規定，如果你幫助猶太人，不只你，你全家都會被判死刑，你還會給嗎？」孩子們沉默，導覽人員說：「怎麼樣？答案沒有這麼肯定了吧？」
這時有一個孩子問，「可以乞討嗎？」導覽人員說，「不行，這些猶太人都被關在猶太區，不能出來。」另一個女孩說她聽說有波蘭人會剝削猶太人，導覽人員說對，然後解釋了當時的情況。但他也說，同時也有波蘭人冒著生命危險幫助猶太人，從隔離區外提供猶太人生活所需的物資和食物。我翻譯過《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兒童人權之父最後的回憶錄與隨筆》，因此知道這一切人性的卑劣和人性的高尚，都是真的。
當我們走到一個車廂前，一個女孩驚呼「天哪！」我想她一定是知道這段歷史，才會有這樣的反應。在運送猶太人及其他民族去集中營的火車前，孩子們都沉默了。導覽人員說，這是波蘭的車廂，是德國人從波蘭鐵路手上徵收而來的。在德國納粹想出「最終解決方案」，決定屠殺猶太人之前，這些車廂是用來運送武器及其他貨物。
「為什麼德國人想出用毒氣殺死猶太人的方法呢？喔，這是因為德國人覺得，用槍殺死他們，會造成德國人的心理負擔。但是孩子們，你們知道嗎？曾經有人問幾百個德國男人──我補充：這些都是普通人──他們會不會開槍？幾百個男人，只有7個人拒絕開槍。那些拒絕開槍的人，被認為是膽小鬼。」[1]
「所以，你們每天也可以在鏡子前問問你們自己，你們會讓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糟？」導覽人員下了結語。
在波蘭，孩子被允許直面殘酷納粹歷史
導覽人員的解說和孩子們的反應，以及孩子與導覽人員的互動，這一切都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波蘭二戰博物館的導覽人員竟然可以和孩子說這麼沉重的事。這在台灣一定會被投訴，一定會有家長抗議怎麼可以和孩子說這麼殘忍的事？怎麼可以問他們這麼殘酷的道德難題？而現場的波蘭孩子也被觸動，有兩個男孩甚至在拭淚。即使面臨這麼沉重的事，他們還是認真討論，勇敢提問。當然，有認真的孩子，也有沒那麼認真的孩子，但大部分的孩子都很認真聽。看得出來學校的老師有教他們。我後來忍不住跑去跟老師說，她教出一批很棒的孩子，請她一定要幫我稱讚他們。
我也在空擋時跟導覽人員說他講得很棒。他很開心，但覺得孩子可以更有反應（對我來說，這些孩子已經超有反應了！）。我問他：「我聽團結工聯博物館的人說，14歲以下的孩子都很有反應，熱衷討論，但14歲以上孩子就多半沉默，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了。在二戰博物館也是嗎？」他說：「是的。」
他也提到，戰爭比民主化好懂，因為比較容易引起情緒反應。他說，孩子常常會不敢講，因為怕自己講錯（在分組討論寫學習單時，這一點就比較明顯了），因此需要鼓勵他們。他也說14歲是一個分水嶺。我告訴他我來自台灣，認識他提到的被拯救的猶太孩子愛哲別塔．費曹絲卡（Elżbieta Ficowska），也翻譯過許多猶太作家比如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和柯札克（Janusz Korczak）。他談起前一陣子一個香港的訪客來參觀，很感動，對二戰博物館很有共鳴，因為這讓他想到香港經歷的事。
那天我遇到的孩子真的很棒。不過我也在想，當他們14歲時，是否還能保持今天的熱情、清醒以及同理心？和我一起去參觀二戰博物館的台灣朋友說，他在館內看到有幾個20幾歲的波蘭年輕人對納粹旗幟敬禮，這讓他很震驚：「我們在波蘭耶？在格但斯克耶？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我們討論了一下這個現象，我們都覺得這些年輕人的行為是出於愚蠢和對歷史的冷漠忽視，但我們也認為，不能只用「這很蠢」把這個現象輕鬆帶過。因為我們在歷史上多次看到，愚蠢／漠然和忽視，可能會導向糟糕的結果。
想到這個，我就想到台灣：「我們台灣也是民主國家啊，但是還是有很多荒腔走板的不民主行為……也有一些不珍惜民主的人。也許這是一個循環，民主並不是從天而降，也沒有終身保固，而是像植物，要不停照顧它才不會枯萎。」
為什麼是 14 歲？同理心消失的那條隱形分水嶺
14歲作為分水嶺真的很有趣，目前我還在探索為什麼是14歲。我和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一個波蘭教授認為，14歲是分水嶺，因為這時候同儕效應開始產生，大家開始想要屬於某個團體，會喪失自己的主體性。台灣一個常看青少年的精神科醫生則告訴我，14歲的青少年在意別人的觀感又想逞英雄，所以原本的同理心會消失。一個小學輔導老師則說，不只是14歲，小學高年前的孩子就開始這樣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不知道那天我遇到的孩子會不會改變？但我私心希望他們會記得這一天。這一天，他們聽到了重要的歷史，有一個來自台灣的訪客說他們很棒，希望他們繼續很棒。離開博物館時我有點後悔，沒有送一本台灣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與前衛出版社出版的《終戰八十全民寫史》給博物館，如果有送，台灣和波蘭的二戰史或許就有交流的契機了。
離開格但斯克前，我特地到火車站前看一座雕像，那是導覽人員提到的。他說那是猶太父母在意識到孩子可能會遭遇危險時，把孩子送走的地方。那座火車站，是孩子與父母見上最後一面的地方。
戰爭是殘酷的。從以前、現在到未來都是如此。在終戰80年的今天，希望不要再有戰爭。更希望，民主國家能團結起來，保護美好的事物，不受強權的野心侵害。只有民主國家強大起來，團結一心，才能真正做到Never Again。
[1]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克里斯多福．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所著的《普通人：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與納粹在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Ordinary Men: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春山出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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