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但斯克（Gdańsk），波羅的海的琥珀產地，二次大戰的導火線，鈞特．格拉斯《錫鼓》的舞台，具有豐富的波蘭、德國、卡舒貝少數民族文化，建築雍容大氣，又是團結工聯的發源地。光是這幾點，就讓這座城市夠吸引人了吧？
多年前我曾經拜訪格但斯克，非常喜歡。這次再訪格但斯克，不只是為了看一直想看的團結工聯博物館（Europejskie Centrum Solidarności／European Solidarity Centre），也是因為它和我的《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有點關係。
雖然格但斯克沒有叫做「台灣」和「福爾摩沙」的地方，在歷史上和台灣也沒有太多交流，不過團結工聯博物館館長貝西．克斯基（Basil Kerski）曾在一篇文章〈「為了你我的自由」，戰爭時期的歐洲團結〉（„Za waszą i naszą wolność”. Solidarność europejska w czasach wojny）提到為何歐洲應該團結起來，支持烏克蘭，他也在兩處提到了台灣：
我們應該將團結視為一個理念，去保衛普世的人權、民主的國家和社會。我們也應該限縮中國的影響。我們應該實質上聲援香港的公民運動，我們也應該和台灣站在一起──這個由民主中國人（demokratyczni Chińczycy）組成的、不被我們承認的國家。中東歐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民主化，和中南美洲、南韓及台灣的民主化是屬於同一個民主化浪潮，這些過程和彼此之間是有關連的。
我覺得他這段話很有趣（雖然我寧可他寫「台灣人」，而不是「民主中國人」），於是在書中引用了，書出版後，也寄了書給他。克斯基很高興，一直說如果我到波蘭，一定要去他們博物館看看。因為格但斯克就在福爾摩沙挑戰馬拉松賽事地點格丁尼亞的隔壁，所以我在我的行程中，也加入了格但斯克的團結工聯博物館和二戰博物館。
可惜，我去參訪的時候，克斯基剛好不在，但他說他的同事會帶我參訪博物館，回答我的問題。博物館的人和我約在博物館的冬日花園。老實說，一開始我覺得這個名稱怪怪的，博物館怎麼會有冬日花園呢？它是在外面的咖啡廳（佈置成花園的樣子？），還是某個展區？走進博物館後，我更迷惑了：這個博物館裡還真的有花園啊！除此之外，還有讓人躺在地上的懶骨頭（我看到一群高中生在躺，這在台灣會被視為有礙觀瞻吧！），可以讓人坐下的椅子，氣氛看起來很輕鬆，但是旁邊又有一大群穿著西裝、戴著識別證的人，看起來是來開研討會的……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啊？
無法想像的時代
「不好意思，妳是林蔚昀嗎？」有人叫了我的名字，負責國際事務的安涅許卡．德克－歐西波維奇（Agnieszka Detko-Osipowicz）及波蘭－烏克蘭合作負責人列夫．札哈齊欣（Lev Zacharczyszyn）溫暖地向我打了招呼。安涅許卡說會簡單向我介紹這棟建築的歷史，接下來就由列夫帶我看展覽。知道我對博物館的青少年／兒童教育感興趣（曾經來過這裡的人本基金會同仁向我大力推薦這裡的青少年教育），他們也說會安排人和我談。
「妳來到這棟建築，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呢？」
「嗯……很像工廠？像是造船廠？這裡很高、很寬敞，牆面的顏色也很像生鏽的鐵，是紅褐色的……」我心虛地說，後悔沒有好好做功課。「我知道團結工聯以前是在造船廠發起的，這就是那棟造船廠嗎？」
「並不是。這棟建築物是無中生有的，這裡原本沒有蓋任何東西。不過，設計這棟博物館的建築師曾在造船廠工作，知道造船廠的樣子，所以他在設計時也重現了那個氛圍。妳或許有注意到，我們這座博物館和一般的博物館不太一樣？一進來有一座花園，可以讓人休息，然後二樓才開始展覽。這是為了讓大家覺得，『這是一座所有人都可以進來的博物館』。妳開始看展後也會注意到，我們的敘事是非線性的，妳看完就會知道原因。」
列夫先帶我走進一個天花板排滿工人頭盔的展示間。人本基金會的同仁告訴我，他們看到頭盔眼淚就流出來了。我對頭盔本身倒是沒什麼感覺，震撼我的是列夫接下來問我的話：「您知道這些頭盔為什麼要標上姓名嗎？」
「不知道耶……是因為工人發生工殤意外時，可以比較快找出是誰受傷嗎？」
「喔，不是的。這些名字被寫上去的目的，是為了監控工人，這樣當工人罷工時，才可以以最快速度知道搗亂的人是誰，施以懲戒。」
聽到這句話，讓我對自己的天真感到羞愧（奇妙的是，當我回台灣問朋友，有兩個藝術圈的朋友想法和我一樣，但一個在做檔案研究的朋友就猜中正確答案了）。果然，波蘭共產時代是一個我無法了解、無法想像的時代，就像我爸爸多年前對我說的：「妳不可能了解白色恐怖和戒嚴時期，那是妳無法想像的時代。」
一扇有彈孔的門，見證政府如何對工人開火
在頭盔的下方，有一張會動的地圖，顯示當時團結工聯罷工時，工人在龐大工廠的動向。「罷工的肇因，是因為一位工運者安娜．華倫庭諾維奇（Anna Walentynowicz）在退休前被裁員，這代表，她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輩子，卻拿不到任何退休金。在此同時，華勒沙（Lech Wałęsa）也因為他的工運行動被解僱了。妳看這個房間，有安娜．華倫庭諾維奇開的門式起重機，還有這輛電動車象徵的是華勒沙，因為他是電工，這一切都是真跡。我們回來看地圖，因為工廠很大，要動員這麼多工人很不容易，所以工人們印了宣傳單，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告訴大家今天不要上工，而是要到2號門集結，向政府訴說工人的訴求，喔，妳看這些黃色的小球在動……這代表工人往2號門移動了。為什麼是2號門呢？因為1970年12月在波蘭沿海的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亞等地發生了政府血腥鎮壓抗議工人的行動，每年工人都會在2號門悼念他們死去的同伴，所以這個地方成了一個重要地標。」
列夫帶我去看一名17歲的工人被射殺後，屍體被放在門板上，被同伴抬著穿過街道的照片，也帶我看了另一名工人被射穿的外套（是從後心射到前胸，子彈貫穿了外套）。他還帶我看了一扇有彈孔的門，說當時工人受傷被送到醫院時，醫院的門還遭到掃射。現在醫院雖然拆掉了，門也在博物館內，但在當年的事發現場，有一個門框做成的裝置藝術，提醒人們當時的歷史。
另一個很觸動我的裝置是，館內牆上有一排黑色的牌子，打開來後可以看到當時被警察打死的犧牲者的面容，許多面容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列夫說，這是為了保護小孩子，避免讓他們看到，但我覺得，這也是要求參觀的人自己選擇要不要去看血腥的歷史，如果要看，就要為所看到的事物負責。
波蘭人在鐵幕下的反抗
時間來到1975年，鐵幕國家的領導人和西方領導人共同簽署了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中東歐國家人民的人權因而獲得保障。也因為有了這個法律的基礎，在1976年波蘭工人因為抗爭遭到逮補時，以亞采克．庫倫（Jacek Kuroń）為首的一群知識份子才能成立「工人自衛委員會」（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KOR），提供工人法律協助，援助他們的家人。有需要幫助的人，可以打一支電話，而這電話就是亞采克．庫倫家的電話。
現在問題來了，在波蘭境內散播這支電話有困難，那要怎麼做呢？所幸，當時波蘭人家裡都有一台電視用來看共產黨黨新聞，還有一台收音機用來收聽「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這是波蘭人的兩面生活，也是讓他們能在不自由的體制下繼續反抗的原因。「那烏克蘭呢？烏克蘭也有這樣的電話嗎？」我問列夫。「喔，很可惜，烏克蘭的體制比波蘭嚴酷，在烏克蘭的反對運動者能設立這種電話前，他們通通被逮捕下獄了。」
團結工聯從格但斯克的抗爭，延燒到全國，成為全國性的罷工。共產政府妥協了，讓工人成立非政府的正式公會，在1980年代就讓工人立起紀念1970年代屠殺的紀念碑（這真的是反抗者難得的勝利），還讓華倫庭諾維奇和華勒沙回來工作。然而，這段蜜月期沒有持續多久。畢竟，波共政府無法放任團結工聯成為一股強大的反政府力量（團結工聯在最多人時，有1千萬人參加，而且連共產黨員都有加入），也擔心如果情況失去掌控，蘇聯會介入干涉，讓波蘭失去主權。
於是，波蘭政府在1981年12月13日凌晨宣布戒嚴，逮補工運參與者（包括華勒沙等人），切斷電話，禁止所有集會遊行。曾是工運勝利象徵的2號門被坦克撞爛了（現場的展品是複製品，不是原件），工人們知道自己無法對抗坦克，只好投降。然而，在南部的煤礦「烏耶克」（kopalni „Wujek”）的工人拒絕投降，他們對戒嚴作出抗議，因此引來了鎮暴警察的鎮壓，造成9名工人死亡，20多人受傷。在團結工聯博物館，有一個紀念他們的裝置，在下方我們可以看見煤礦和投影在煤礦上的死者姓名，而在上方則可以看見到他們的衣服、頭盔懸吊空中，那視覺效果真的很震撼。
展覽可以很動人，民主傳承卻依然困難
波蘭戒嚴時期和戒嚴後，人們依然在地下運作，透過塗鴉、地下刊物、漫畫、文章、藝術行動、國外報紙／雜誌報導、海外波蘭人發聲的方式，讓國際知道波蘭的消息，也為波蘭境內的人加油打氣。終於，在國內外有志之士的努力下，波蘭終於在1989年走到了工運人士和共產黨執政者坐下來談的圓桌會議，投票改變了波蘭的政治體制，開起了民主化的過程。
看到最後，我突然了解，為什麼博物館要以非線性的手法來呈現團結工聯的故事。當然，他們可以以線性敘事，從1956年、1968年、1970年的抗爭一路講到1980年的團結工聯抗爭，再講到1981～1983年的戒嚴，以及之後的地下反抗，還有到1989年民主化時，波蘭人所做的努力。但是，那樣1980年的重要性就會被凸顯，1970、1956、1968年的事件，就會成為1980年的鋪陳／前奏，而變得不那麼重要。現在這樣以1980為中心，環狀式／放射狀的呈現，雖然有點凌亂，但是可以讓每一個事件都顯得重要，可以讓參觀者看到各個時代之間的連結和互文性。
歷史是有交集的，而且互相呼應、影響。台灣的歷史不也是這樣嗎？雖然美麗島事件是一個里程碑，但在那之前，還有白色恐怖時期、中壢事件，橋頭事件，雷震《自由中國》事件，彭明敏事件，殷海光被軟禁事件⋯⋯更遠則有228，這些事件都交錯影響，形成了今天台灣的民主之路。
團結工聯博物館的展覽非常棒，令我印象深刻，展覽的最後也有一面互動牆，讓青少年和其他參觀者可以寫下自己的想法。然而，展覽做得好，並不代表波蘭年輕人就會買帳。我有幸和負責青少年教育的維多利亞．貝鍾斯卡（Wiktoria Bieżuńska）深談，她談到民主傳承的困難。她說雖然他們在波蘭民主的發源地之一格但斯克，但向下傳承民主的教育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根據她10年來和青少年接觸的經驗，青少年有一個14歲的分水嶺。14歲以下的青少年還很願意互動、參與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一點在年紀越小的孩子身上越明顯。然而，當孩子們過了14歲，他們就變得沉默寡言，會隱藏自己真正的想法。女孩子們還是會說出一些進步的思想（如環保、性別平權），但一些男孩子的右派言論則讓人憂心。
她認為，這是波蘭多年來教育失敗的結果，這些孩子身邊沒有大人會和孩子談這些事，而這個年紀的孩子又很容易被煽動性的言論左右，會去崇拜立場極端的政治人物。博物館雖然可以教育這些孩子，「但他們通常只在校外教學的時候來一次，我們能做的有限。」
聽到這些我有點驚訝，但又沒有這麼驚訝（畢竟，我們台灣也有類似的情況）。原來，不是展覽做得好，年輕人就會自動接收啊。國外的月亮也沒有這麼圓，這讓我感到有點安慰，又有點憂心。憂心的是，世界正面臨新冷戰的挑戰，這時候如果大家不能合作對抗獨裁強權，那就真的會變成一盤散沙了。那我們能做什麼呢？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就只能，在還能努力的時候努力，在還能彼此扶持的時候互相扶持吧？
「無論一開始有多小，任何行動都是有意義的」
在有著冬天花園的大廳，有一個藍底黃字的支持烏克蘭的標語，寫這個字的人就是當年寫「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的人。博物館的人告訴我，「只要烏克蘭一天不自由，我們就不會把這標語拿下。」為了表示「我們台灣也和你們站在一起，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我送了他們兩本1982年出版的黨外雜誌《80年代》，裡面有關於團結工聯運動的報導。館內的員工看到書中的2號門都開心地大叫，不敢相信那時候台灣就如此關心團結工聯運動。這又是一個對話、建立連結的點。當時的波蘭人，對台灣有什麼想法呢？是否也知道台灣人在爭取民主？這是否可以成為我們未來合作、團結抵抗強權的基石？這就要靠大家的努力了。
參訪結束，列夫送了我一個烏克蘭的鑰匙圈，我對他說：「Slava Ukraini! （榮光歸於烏克蘭）」他也對我說：「Slava Ukraini!」。我告訴他，有一個台灣女生正在波蘭參訪，研究波蘭的烏克蘭婦女運動，希望建立起和台灣的橋樑。雖然很多人笑她這樣做一點用都沒有，但我覺得她做的事很有意義。「無論一開始有多小，任何行動都是有意義的。」列夫意味深長地說。是啊，團結工聯也是從很小的事開始，然後逐漸壯大。就讓我們不要忘記那些重要卻有價值的小事，並且為保護它而努力。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