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哲學諮商室】從婚姻、格陵蘭原住民到白色恐怖,跳一場「轉型正義」的探戈舞

取得相互信任並沒有捷徑,更像是一支阿根廷探戈,這種即興的雙人舞,不僅是動作,哲學核心在於「擁抱」中的連結與對話,而非單純的技術操弄。 取得相互信任並沒有捷徑,更像是一支阿根廷探戈,這種即興的雙人舞,不僅是動作,哲學核心在於「擁抱」中的連結與對話,而非單純的技術操弄。 圖片來源:KinoMasterskaya/Shutterstock

最近我們公布了一個下半年到秘魯馬丘比丘的瑜伽哲學僻靜營活動後,一個哲學踐行的老朋友很期待參加,於是興高采烈地回家取得另一半的同意。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母親,她知道將近兩個禮拜的活動時間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難,包括保母要願意接起照顧小孩的責任,處理三餐的安排、小孩課後活動的調整,還有小孩上下學的接送問題等。

結果隔天她有些沮喪的說:「我只是問老公可不可以去參加兩個禮拜的哲學營,他脫口而出提到9年前,當時他想去大學校友20週年聚會,『當時只是一個週末的聚會你都不讓我去,現在你要我讓妳去兩個禮拜?』一講完他馬上改口:『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覺得兩個禮拜太久了。』 不是這個意思?他根本就是這個意思!」

他甚至考慮,是不是兩個人再也走不下去了,甚至腦海閃過了「離婚」這個念頭。

這不幸的衝突,讓我想到最近引起許多討論的「轉型正義」。我們就趁這一期的哲學諮商專欄,來學習一下怎麼用邏輯思考「轉型正義」這件事吧!

大到國家、小至生活,都有沒被處理好的傷痕

根據行政院公布的定義,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指國家從威權、獨裁或衝突體制過渡到民主和平時期時,針對過去大規模人權侵害行為,進行「調查真相」、「賠償受害者」、「追究加害者」、「建立歷史記憶」及「保證不再發生」的一系列司法與行政工作。此過程旨在重建社會信任、落實人權與鞏固民主,屬「遲來的正義」。

但我認為不只大到國家與人民之間,小至伴侶或家人之間也累積了許多歷史,充滿了各種實質與情感上的犧牲,壓力累積到了一定程度也都需要「轉型正義」。畢竟我們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正義之中,受到公平與善待。但有些人會認為已經過去了的事情,最好不要再提,往前看就好、甚至轉念就好,那麼就永遠不會有遲來的正義,舊的傷口無法得到撫平,並不會像我們想像中的自然消失,而是會不斷醞釀,成為彼此心中永遠走不出去的痛。就像這位朋友的丈夫,那一場9年前缺席的同學會,因為沒有及時好好處理,以至於逐漸擴大成婚姻的裂痕。

「當時我剛生產完不到6個月,或許是新手媽媽的無助,回想起來當時的狀態不太好。所以當他興高采烈地跟我說,要一起帶著不到6個月大的孩子飛去美國參加他的校友會時,我感到很焦慮,我不想去,也不想他去。後來他沒去,但沒想到這件事情卻一直記在他的心裡。現在回想,那真的是他很想要的事情吧!之後每次提起,我都跟他道歉,解釋我當時的狀態。他總是說如果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他一定會支持我、不會像我一樣。結果證明他做不到。」她理性的反思了這個困境的前因後果。

所以這個困境,該怎麼解決呢?

被放進錯誤框架中不當對待的格陵蘭人

我想到英國BBC國家廣播公司製作的一部紀錄片,片名是《住在丹麥的格陵蘭家庭爭取他們被奪走的子女》(The Greenlandic families in Denmark fighting to get their children back),是關於丹麥社會局長年以來使用所謂「育兒能力測試」──涵蓋常識、邏輯、記憶和情感理解能力的一套認知心理評估標準──評估家長的智力和個人能力是否滿足育兒需求,以決定前殖民地格陵蘭的原住民父母是否「合格」。若不合格,他們的小孩可能會被政府強制安排監護、出養,甚至要求孕婦墮胎,造成數百名格陵蘭兒童跟原生家庭分離。一直到2025年5月,這套制度才被宣布停止使用,丹麥首相也為格陵蘭島歷史上的不公義行為公開道歉。但是對這些因此承受悲劇的家庭來說,一切都太遲了。

丹麥社會局長年以來使用所謂「育兒能力測試」──涵蓋常識、邏輯、記憶和情感理解能力的一套認知心理評估標準──評估家長的智力和個人能力是否滿足育兒需求,以決定前殖民地格陵蘭的原住民父母是否「合格」。圖片來源:截取自BBC News YouTube

在紀錄片中,我們可以聽到記者問孩子被帶走的父母:「這些育兒能力測驗是什麼樣的?他們問了你哪些問題?」

「他們問我,德蕾莎修女是誰?」

在另外一個例子中,一個母親說她被評為不適任,因為「他們批評我沒有與人有眼神接觸。」

測驗還有一部分是所謂羅夏克墨跡測驗,是1920 年代發展出來的一種心理測驗,用人們對抽象墨跡的聯想解讀來分析人格特質。一位格陵蘭原住民母親看到圖上兩個對稱的灰色墨漬中間有一道紅色的墨漬,笑著回答:「我看到一位格陵蘭婦女在宰殺海豹並取出腸子。」進行測驗的丹麥心理學家表情大變:「你是認真的嗎?你簡直是個野蠻人!」

這位丹麥心理學家完全忽略了在格陵蘭傳統文化中,許多人世世代代以狩獵謀生,看到血是正常的事,但在丹麥卻並非如此。

一位格陵蘭原住民母親看到圖上兩個對稱的灰色墨漬中間有一道紅色的墨漬,笑著回答:「我看到一位格陵蘭婦女在宰殺海豹並取出腸子。」進行測驗的丹麥心理學家表情大變:「你是認真的嗎?你簡直是個野蠻人!」圖片來源:截取自BBC News YouTube

丹麥當局一直認為格陵蘭人茹毛飲血、不文明,未開化,所以在二戰後特別發起了一場殖民地現代化運動,想要讓這些「野蠻、低能」的原住民變得符合丹麥文化價值。他們完全按照丹麥的標準來「翻新」當地住房,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透過只許孩童學習丹麥語、不准教格陵蘭語來「改善」學校制度和教育。這讓許多以傳統狩獵自豪的格陵蘭人生活發生重大變化,並且不知所措。因為他們並沒有充分參與這個決策過程,只感覺到丹麥文化規範佔據了主導地位。

丹麥政府甚至介入他們的家庭、帶走他們的孩子,因為根據丹麥政府制定的標準,原住民被迫在沒有翻譯協助的情況之下進行FKU測驗,因此被判斷為智能不足、心理有問題,不配當父母。這完全沒有考慮原住民的文化,不但令人震驚,而且有辱人格。根據統計,格陵蘭原住民孩子被社會局帶走的可能性比一般丹麥人群高出6倍。就像我們常在哲學課上說的,通常通往地獄的道路都是善意的石頭鋪成的。

覺察權力不對等,把決定權還給彼此

一如創立「Sila 360」挑戰這制度的非政府組織創辦人Tina所說:「這些測試的使用方式簡直是醜聞。原住民並不『笨』,實際上,他們只是缺乏在丹麥社會的『優勢』(priviledge)而已。」

這樣的權力傲慢造成300多起悲劇,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解決。但透過這部紀錄片,我們可以看到「轉型正義」已經開始運作。

無論是丹麥的格陵蘭政策,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還是這對哲學踐行友人的婚姻傷痕,我們都看到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把同意權自願或是被迫交給對方,「當權者」自然會站在權力的制高點,做出他自己認為「善」的決定。這可能沒有惡意,但就像丹麥政府一樣,對於自己帶給格陵蘭家庭的傷害毫無覺察。

「權力」的使用不只是一門技術,更是一門藝術。當說「yes」或「no」變成其中一方的權力時,通常就是不正義的開始。所以請停止說「你幫我決定」這種聽起來很隨和的話,理解其實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也不要對他人說「我幫你決定」這種聽起來好像很man、很有擔當的話,因為這違反了程序正義。

因為在丹麥官僚體系中,要求「轉型正義」過於緩慢,現在已經有人權律師開始為這群格陵蘭原住民的家長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訴訟。我們必須知道,關於「轉型正義」所作的道歉,不僅僅是關於過去,也關乎現在和未來,因此每一個轉型正義的決定,都需要很大的勇氣。希望我這位哲學踐行的朋友和他的丈夫,可以為過去認為自己「有權力可以為對方做決定」道歉,並且進行一切可能的修復,更重要的是記取教訓,知道無論是現在或是未來,都不行使為自己的家人、伴侶做決定的權力,真誠的把做決定的權力還給彼此,而不是把「為對方做決定」當成商業的交易或報復的手段。

探戈的哲學在於「當下」的連結,它教導舞者如何在親密中保持自我,在帶領中學會放手,在跟隨中學會主動。圖片來源:Luis War/Shutterstock

一場當下連結、信任共創的探戈

轉型正義的過程,肯定是漫長的,但取得相互信任並沒有捷徑,更像是一支阿根廷探戈,這種即興的雙人舞,不僅是動作,哲學核心在於「擁抱」(El Abrazo)中的連結與對話,而非單純的技術操弄。帶領者以身體訊號發起意圖,帶領是邀請而非命令,透過非控制的領導,在不控制對方的前提下,提供明確的「方向」和「空間」,讓對方在框架內自由舞動。至於跟隨者並非被動的被移動,而是積極地接收訊號,理解意圖後主動完成舞步,在接收訊息後的「心領神會」,放下自己的預設,全然信任對方並感受帶領者的引導。

轉型正義就是這樣的一支探戈舞,探戈的哲學在於「當下」的連結,它教導舞者如何在親密中保持自我,在帶領中學會放手,在跟隨中學會主動。透過緊密的擁抱,彼此共享一個軸心,傳達體重轉移與行走意圖,並為舞步「畫下驚嘆號」。這是一種深層的非語言溝通,兩人同時保持自由詮釋的權利,形成相互依存、信任與性張力十足的權力互動關係,積極共創。無論是帶領的一方,還是跟隨的一方,都要記得,探戈雖然有明確的領導、跟隨角色,但雙方是權力平等的。若無跟隨者的自由解讀,帶領便無意義。我們可以引導,也可以配合,我們必須擁抱彼此,但我們沒有為別人做決定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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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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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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