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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拉巴哥群島與存在主義相遇

在加拉巴哥群島,我看見了島民如何徹底放下人類的優越感跟競爭意識,和自然萬物合作運行。每個島民都是哲學踐行者,而這是一場我永遠不該忘記的哲學旅行。 在加拉巴哥群島,我看見了島民如何徹底放下人類的優越感跟競爭意識,和自然萬物合作運行。每個島民都是哲學踐行者,而這是一場我永遠不該忘記的哲學旅行。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最近我終於如願去了一趟加拉巴哥群島潛水。

在加拉巴哥群島,我看見了島民如何徹底放下人類的優越感跟競爭意識,和自然萬物合作運行。每個島民都是哲學踐行者,而這是一場我永遠不該忘記的哲學旅行。

在加拉巴哥群島看見的彩虹。

兩種海獅,對待人類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加拉巴哥群島上的生物獨特性,啟發了1835年9月航海前來的達爾文,讓他從一個相信聖經記載的神職人員,對物種可能的真正起源,大膽而謹慎地重新進行反思,在旅程結束20多年後,發表了著名的《物種起源》。加拉巴哥群島也在197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列為世界上第一個世界遺產。

在這人類與大自然共存的世界盡頭,不上船潛水的時候,我住在群島南邊一個叫做San Cristobal的小島上調息,島上住著8,000人,還有4,000隻原生種的加拉巴哥海獅。漸漸的,我觀察到一件事:島上的人類,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順應自然法則的優雅,相對於法國貴族階級華衣美食、人為的優雅。他們走路輕手輕腳,說話輕聲細語,動作緩慢但持續,與外界人事物的態度真誠而和諧,人與人之間,人與動植物之間,都不存在著競爭關係。海獅在路上沒有特別注意人類,人類在海裡也沒有特別注意海獅,彼此沒有期待、沒有傷害,就只是自然的保持距離,自然的共存。

島民與海獅自然的共存。

然而島上的人類跟海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互動關係,不像在城市當中人類與野生動物的互動,往往表現在對野生動物的觸摸,餵食,馴養,收編,或是做出任何可能改變野生動物原本習性的事,反而是表現在人類願意改變自己的習性,去減少動物的生存焦慮。比如島上的住民原本延續南美洲人放煙火慶祝節日的習慣,但發現大批海獅受到噪音跟火光驚嚇紛紛走避海中以後,就自主的停止放煙火。

潛水的時候,我在水下也會遇見海獅們。加拉巴哥國家公園派來的潛水嚮導,教我們分辨兩種不同的海獅。體型比較大的加拉巴哥海獅,原本在岩岸上曬太陽、睡午覺,一看到潛水員下水,就像狗兒般紛紛也跳進水裡,好奇的跟著潛水員一起翻滾、或是玩潛水員吐出來的氣泡。但是稍微遠一些,有另一種體型比較小的非原生種海獅,叫做「南美海獅」(Otaria flavescens),卻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只是遠遠的觀察著潛水員,不會靠近。

經潛水嚮導這麼一提醒,我才意識到在島上隨處都可以看見加拉巴哥海獅,大剌剌的在公園長椅上睡到打呼,對人類毫無警戒,卻從來沒有看過南美海獅上岸。

島上隨處都可以看見加拉巴哥海獅,大剌剌的在公園長椅上睡到打呼,對人類毫無警戒,卻從來沒有看過南美海獅上岸。

為什麼生活在同一片海域的兩種海獅,面對人類的時候,卻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呢?

「南美海獅在直到 1960 年代,在南美洲被人類大量獵殺,獲取皮毛,並且用海獅油來點燈照明,所以即使超過半個世紀之後,牠們對於人類,還是充滿戒心。」來自島上的潛水嚮導說。

儘管幾十年來沒有受到威脅,但曾經被獵殺的物種仍然對我們人類保持著警惕。這是多麼重要的教訓!即使放回到人類之間的親子關係,也是適用的。

島上的人類跟自然萬物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互動關係。

沒有好與不好,只是「不同」的存在

離開加拉巴哥群島前,我跟潛水員出身的旅館主人Harry說:「我比較喜歡San Cristobal島的生活風情,隔壁Santa Cruz大島的商業氣氛我並不那麼喜歡。」

我很意外Harry聽到我對於他的島如此讚美時,並沒有露出高興的樣子。「你同時去了北邊的達爾文島,也去了沃夫島潛水,不是嗎?」他問我。

我點點頭。

「你在沃夫島有看到鯨鯊嗎?」

我搖搖頭。

「是的,一隻都沒有。但是在達爾文島卻看到很多。」

確實,我在達爾文8次潛水的時候,一共與7隻巨大的鯨鯊相遇。巨大的鯨鯊在我身下的海水如航空母艦般優雅的移動,那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經驗。

「鯨鯊會說達爾文島跟沃夫島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嗎?」Harry繼續不慍不火地說。「兩個島,不會有好壞,只是有著不同的性格而已。」

我突然覺得有點明白了。

沒有來到加拉巴哥群島以前,我大概無法理解Harry的意思,島嶼又不是人,怎麼會有哲學上所謂的「人格性」(personhood)呢?但是此刻的我,卻完全同意。

Harry從15年前一個在潛水船上工作的潛水員,成為島上一家家庭雜貨店的老闆,一個父親,一個丈夫,與妻子全心照顧這家店,和剛滿8歲的兒子。並沒有哪種生活方式比較好,哪種比較不好,只是在自然裡,順著時間與際遇,不同性格的自然呈現而已。就像在大海中距離非常接近的達爾文島跟沃夫島,在不同的時候,由海底火山噴發形成,南下與北上四股不同的洋流在赤道交會,帶來兩個島嶼不同的生命樣態,沒有喜歡不喜歡,沒有好與不好,只是「不同」的存在。

我想到專門研究存在主義的政治學家Carmen Lea Dege 曾經在2020年夏天的《波士頓書評》中寫了一篇名為《2020年的存在主義轉向》(2020's Existentialist Turn)的文章,裡面有這麼一句:

……承認「無法擺脫的不確定性」是一種希望的存在,因為不確定性打開了一個想像和建設未來的關鍵空間。

其實所謂的「希望」,就是接受「不確定性」罷了。而所有能夠確定的事,無論好事壞事,都是沒有希望的事。如果接受不確定性,就能開始把追求「結果」的執念放在一旁,享受當下在路上的風景。

達爾文島跟沃夫島都沒有好壞,只是有著不同的性格而已。

「很有希望」,就是「很有不確定性」

我一個在加拿大的哲學思考學生佩佩,問我為什麼總是強調目標是北極星,我們只是在北極星指引的路上,而不是終會有一天達到自己既定的目標?

我問她為什麼突然想到這個問題?佩佩說經過最近一趟去魁北克自我流放之旅回來以後,非常確定自己未來的目標,而且很有希望達成。雖然不肯定是否在三、五年內,但也不至於像追逐北極星般虛無縹緲。

「那不就是北極星嗎?」我笑著說。我們都可能明天就死掉,三年五載世界什麼巨大的變化都有可能,光看新冠疫情對世界帶來的影響就知道了。

而「希望」,就是「不確定性」的同義詞,所謂的「很有希望」,就是「很有不確定性」。重要的不是目標能不能實現,而是在這追尋的路上,我們是否每個當下、分分秒秒都心滿意足。

我感謝在世界盡頭的加拉巴哥群島,每個不確定相遇的人類,動物,海中的生物,天上的飛鳥,在我們相遇的時候所教我的事,就像從南極北上的寒冷洋流,帶著袖珍的企鵝,在赤道與鯨鯊相遇。

這裡的海洋能見度很低,不像馬爾地夫般清澈美麗,卻代表著海水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生命和養分。而微小的我,背著15公升的高氧氧氣筒,穿著7公釐厚的潛水衣,短暫而勉強的努力窺探著在陸地上、在人間難得一見的風景。

鯊魚的牙齒在海裡咀嚼小海獅的身體,自然裡從來沒有是非、對錯、好壞的區分,那些都是關於「道德」的討論,換言之:人類對於「善」的執念,從來無關宇宙混沌的至「真」與至「美」。而「至善」是什麼?或許更接近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至於那些以自我為中心的善念,或是以人類為本位出發的善行,從來就不曾靠近「至善」──南美海獅在加拉巴哥群島對於潛水員保持的距離、懷疑的眼神,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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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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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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