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擔心心理師討厭我嗎？由王力宏離婚風波談心理諮商倫理

「小心，別讓你的心理師太討厭你！」有朋友要去進行婚姻諮商，我開玩笑地跟他說。

這句玩笑話源自於王力宏的離婚大戲，最後女方大獲全勝，其中一錘定音的竟然也包括女方出示心理師對王力宏的個人觀點，包含認為他有「性愛成癮」、「自戀型人格」等診斷，以及「情緒虐待」、「煤氣燈操縱」（gas lighting）等行為模式。

一般大眾熱鬧看得高興，我的那些做婚姻諮商的同事們則看得驚心，紛紛提醒彼此，要留意提供給案主的隻字片語，未來都可以成為呈堂證供，還有，要如何確認來談的人有沒有自行錄音呢？此外，這事鬧這麼大，會不會讓有些人（尤其是男士）對於接受諮商更裹足不前？畢竟殷鑑不遠啊！

身為心理師，我有些擔心這次的事件會讓大眾對心理師／婚姻諮商有所疑慮或誤解，因此嘗試透過此文，跟大家談談伴侶諮商、心理師的專業倫理，以及心理疾病的診斷等議題。

什麼是伴侶諮商的目標？

想像一下伴侶諮商常見的場景，雙方都帶著累積已久的失望甚至是怨恨，一股腦地傾瀉出來，希望治療師能公道地判斷是誰的錯，當然更希望治療師能站在自己這邊，看到對方有多麼不可理喻。

但治療師需要頂住壓力，不宜偏頗任何一方，因為在關係裡頭，問題焦點不在於個人，而是彼此的互動模式，目標在於透過覺察並改變雙方的互動，用以增進關係品質，又或者至少能好聚好散，不再繼續互相傷害。

舉例來說，若夫妻遇到流產這個壓力事件，先生寧願用工作來轉移注意力，而太太則傾向哀悼與情緒表達，衝突就可能因此產生──太太感到孤單，而先生則覺得自己被責怪為何不打開心房。太太越是責怪先生，先生反而用投身工作，透過伴侶諮商，希望能幫助彼此覺察並改變這個負向循環。

要做到這點，治療師需要把焦點放在諮商當下，伴侶是如何互動的（模式也可能正在發生中），同時照顧雙方的需求及感受，不去責怪任何一方。因為雙方都正在受苦，也都需要幫助，他們只是處理情緒的方式太過不同，沒有任何一方是罪人。

而在王力宏的例子裡，或許我們得到的只是一部分有限的資訊，否則把問題的責任都歸屬於男方，其實並非常態。

心理師的專業倫理

心理諮商這個行業對專業倫理有著近乎潔癖的要求，或許是因為信任要建立不容易，摧毀卻很簡單。受苦的案主將自己的脆弱託付給心理師，而我們則時時提醒自己，要以案主的福祉為依歸，最低的限度是不能傷害到案主。

而在王力宏的例子裡，他因為接受了諮商而受到很大的傷害，不僅被貼上許多標籤，最後甚至被公開而眾所週知。這當然不全是這位心理師的責任，從現有的段落研判，這些文字可能只是心理師給案主的諮商摘要或者回饋，並非正式的診斷，更別說是證詞。

然而，身為心理師的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得更好？老師與前輩們都時常提醒我們，給出任何書面資料前都要審慎思考，這些文件可能被誰看到？又會被如何運用？尤其牽涉到法律訴訟的案件時更要小心，這不只是為了保護心理師自己，也是為了保護來談的任何一方案主。或許這位心理師不知道王力宏是公眾人物，沒預料到他寫給案主的回饋有被公諸於世的可能，否則應該會更加謹慎。

心理問題診斷：在這人人有病的時代，誰說了算？

最後，也是我最想談的，是關於這個社會給予我們這些心理工作者越來越多話語權的這件事。

俗話說「知識就是力量」，但傅柯（Michel Foucault）則提醒世人，權力就是知識，是非對錯往往是掌握了話語權的人說了算，對於模糊不清的心理議題來說更是如此。

讓我們來看個可怕的例子，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陌生的孩子》裡，一位單親媽媽的孩子失蹤了，警方為了破案，竟然硬塞了另一個孩子給她，身為母親當然無法接受，但人微言輕，沒有人願意相信她，到後來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醫生把她的控訴看作是嚴重的妄想，歷經幾番波折，在好心人相助下才終於獲釋，最後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其實，心理疾病的診斷從來就不是真理，甚至時常會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修改。例如同性戀原本被視為精神疾病，直到1973才被美國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DSM）系統排除。DSM系統乃精神疾病診斷之聖經，而在王力宏的例子裡，唯一符合的正式診斷只有「自戀型人格疾患」。然而，即便該診斷系統被視為聖經，但精神醫學界內部仍時常有反省爭議之聲，尤其是關於人格疾患的部分。

例如當代影響力最大的精神科醫師之一歐文亞隆（Yalom）就不贊同給病人下人格疾患的診斷，因為時常有害無益，一旦給案主貼上了某個標籤，治療者就產生偏見，難以真的認識眼前活生生、獨一無二的人。

我國《心理師法》通過至今不過20年，而在最近幾年，心理諮商竟漸漸成為顯學。雖然心理疾病的診斷並非心理師所主導，但顯然我們獲得了更寬廣的話語權。人們求知若渴，迫切地想用各種西方心理學理論來理解彼此，像是《情緒勒索》的大賣即是最好的寫照。

身為心理師的我們，更應謹慎看待社會所賦予我們的這些權力，在我們用新穎的詞彙去描述、強調關係中的互動行為時，能否助於改善彼此的關係？亦或只是強化了加害者／受害者的二元角色？這個社會總是歡迎各種標籤，但不代表我們就應該給予。

後記：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有些心理師朋友看完本文後跟我說，他們並不認為該心理師有錯，將諮商內容公開的是女方而非心理師。

我想進一步澄清，其實本文目的並非在指控這位心理師「違反倫理」（相反地，我覺得他被牽連到，有點辛苦），但若我是這位心理師，就算知道責任並非在我身上，但可能還是會很難過。我可能會去想，自己在諮商時所用的這些診斷性術語是否有必要？我是否清楚地讓個案知道這些術語的用意？雙方會視此為人格上的缺陷，進而去攻擊對方嗎？若重來一次，我能否做得更好？

諮商倫理並非法律。若想像一個光譜，最左邊是犯法，而往右靠攏是犯了些專業上的錯誤，而光譜的最右邊則是盡量去維護個案的福祉，那麼或許倫理就是在談這個光譜上大部分的事情。有時該如何做很清楚，有時也有討論的空間。然而，大部分時候心理師們都希望跟倫理撇清關係，因為通常都不是什麼好事情。若對於倫理的思辨僅停留在二分法地討論「有沒有」違反倫理上，其實很可惜。

如果倫理的用處在於幫助我們盡量去做對的事情，那我願意時常審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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