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暑們有機會去德國參加一場學術會議，藉機會從漢堡搭高鐵南下前往瑞士走一走。火車開過哥廷根（Göttingen）的時候，我正低頭看著自己前一晚寫的筆記，一時竟忘記抬頭看窗外。
哥廷根是一座人口不到 13 萬的德國小城，多數乘客大概只當它是車程裡一個不會下車的中途站。但我知道，100 年前，這裡曾經是整個世界的數學首都。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克萊因（Felix Klein），這些印在課本上的名字，都曾在同一條走廊裡，為同一道題爭得面紅耳赤。1920 年代，量子力學在這裡誕生。前前後後，從這所大學走出去的諾貝爾獎得主，有 45 位。當年數學圈流傳一句話：「打包行李，去哥廷根！」
我把這段話寫進這次旅行的筆記本時，只當它是一段旅途中的知識，直到我讀到後面那一段，才真正愣住。
趕走18位數學家，學術帝國怎麼被摧毀的？
1933 年，希特勒上台 2 個月，一紙《公務員恢復法》，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哥廷根大學數學研究所首當其衝：所長柯朗（Richard Courant）被迫離職，逃到英國，後來在紐約大學重新建立了一個以哥廷根為藍本的研究中心；埃米・諾特（Emmy Noether），那位靠著希爾伯特力挺、當上德國第一位女性教授的天才數學家，也被趕走了。短短一年，18 位哥廷根的數學家離開或被解職。
一年後，一場官方宴會上，當時已是公認的數學界祖師爺希爾伯特與納粹教育部長魯斯特（Bernhard Rust）比鄰而坐。魯斯特隨口問他：「哥廷根的數學，擺脫猶太人的影響之後，現在怎麼樣了？」
希爾伯特說：「哥廷根已經沒有數學了。」
我在火車上讀到這句話，愣了一下。不是因為它悲壯，而是因為它太安靜了。哥廷根大學的建築還在，圖書館還在，教職員名單上也還有人簽到。魯斯特以為自己問的是「損失有多大」，希爾伯特回答的卻是另一個層次的事──那個東西，已經不在了。真正讓哥廷根成為哥廷根的，從來不是磚牆和頭銜，是那一群人日日夜夜辯論、質疑、彼此不服氣又彼此成就的活生生的關係。人被連根拔起以後，剩下的只是一個空殼子，還在正常運作，卻已經不是原來那回事了。
我也在想，自己的領域會不會有一天，被人這樣回答？
當 AI 什麼都會了，大學究竟還剩下什麼？
說實話，這幾年我常常在想這個問題。教書快 20 年，這些年幾乎都泡在一個外人覺得冷門的題目裡：計程車司機和偏鄉移動平權。20 多年前，為了完成博士論文，曾經有近 3 年的時間，往返於新加坡和台灣之間進行計程車派遣科技的跨國研究，幾乎每週都進田野裡，跟兩個國家的運將大哥大姐喝茶、聊天、聽他們講故事。
後來，我常說計程車司機是一群「握不住人生方向盤的隱形人」。這句話不是修辭，是我真的看著這群被平台演算法、被派遣系統、被城市規劃一次次往邊緣推的人，一點一滴把他們的處境看進眼裡。
5 年前，AI 來了以後，我更加害怕了。怕的不是這群司機大哥的工作會被自駕車取代──那件事早晚會發生，我心裡有數。我怕的是，有一天，會不會也有人問起我：「你研究了 20 年的東西，現在 AI 都能算得比你精準，你的計程車研究，還剩下什麼？」
如果我誠實面對這個問題，答案跟哥廷根的故事其實是同一個。AI 搶得走的，是我蒐集資料、整理逐字稿、跑分析模型、寫文獻回顧的那些功夫。這些事，它做得比我快、比我博學，24 小時待命。但 AI 搶不走的，是我在司機大哥的計程車後座坐了十幾年、聽他們罵過幾百次幹話之後，才慢慢懂得的那種東西。什麼時候該追問，什麼時候該閉嘴聽；哪一句抱怨底下藏著真正的委屈，哪一句只是說給自己聽的。這種判斷力，是「浸泡出來」的，不是「計算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比較能明白，哥廷根真正教我的是什麼。1933 年殺死哥廷根數學的，不是一個技術，是一場暴力的驅逐；今天 AI 對大學的威脅，不會有人拿著命令把哪個教授趕出校門。它會安靜得多。如果大學心甘情願把「教知識」這件事，整個讓給比人腦更快的 AI，卻沒有同時去顧好那個更根本的東西，那麼有一天，校舍還在、招生還在、學位照樣頒發，但「大學」作為一個活的地方，可能早就悄悄地，不在了。
那所曾經失去一切的大學，這次想做點不一樣的
有一件事我覺得挺動人的，也想留在這篇筆記裡。
哥廷根大學這幾年沒有把 AI 當成一套要防堵或要應付的軟體，反而讓自己站到了德國 AI 基礎建設最核心的位置──由哥廷根主導的「KISSKI」計畫，串連了當地的科學數據中心、漢諾威萊布尼茲大學這些單位，拿到德國聯邦政府 3 年 1,700 萬歐元的支持，專門為能源與醫療這種攸關人命安全的關鍵基礎設施，打造可信賴的 AI 服務系統。校方也開了一整學期「用 AI 工具教學」的培訓課，白紙黑字寫著：目標不是禁止，也不是放任，是「經過反思的、負責任的」使用。
還有一件事，我讀到的時候，心裡莫名酸了一下。德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這幾年推動年輕學者的 AI 研究計畫，掛的名字，是「埃米・諾特計畫」——沒錯，就是那位 1933 年被趕出哥廷根的女數學家。我不覺得這是誰刻意安排的贖罪，德國人大概沒想那麼多，但歷史有時候真的會用很安靜的方式，把一件事還回來一點點。那個曾經被連根拔起的名字，如今變成訓練下一代科學家的招牌。
我坐在火車上，看著外面萊茵河的平原美景，想起自己這些年帶著學生做「設計未來」的課，最常提醒他們的一句話是：不要急著把資料整理漂亮，先把人看清楚。我們去偏鄉，很多時候第一件事不是收數據，是先陪一位長者坐下來，聽他講他家門口那條路，20 年前是什麼樣子。那種慢，AI 幫不了忙，也不該幫忙。
哥廷根留下的警告：大學不是有教室、有學位就算存在
7 個小時的車程，帶我從漢堡一路南下，穿過整個德國，最後停在瑞士邊境的巴塞爾。窗外的景色一直在換，但哥廷根那句話，一路跟著我。
我不知道台灣的大學，現在算不算走在哥廷根 1933 年的那條路上。但我知道，如果我們只把 AI 時代的因應，理解成「幫老師開一門 AI 工具課」，那跟當年那些以為「換一批人繼續教書，學校照樣運作」的哥廷根官員，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他們也曾經以為，只要教室、課表、學位都還在，大學就還在。但希爾伯特那句話，早就說明了這個等式是行不通的。
火車繼續往南開，我把筆記本合上，靠著窗，想著那群坐在我後座、跟我講了十幾年心事的運將大哥大姐們。他們教會我的事，AI 到現在還學不會。我希望，這件事，能一直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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