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一位移工女孩Yuni加了我臉書，說要跟我語言交換。某個週日，我們約在北車大廳碰面。初次見面的網友免不了尷尬，Yuni帶了她寫滿筆記的中文課本來，希望跟我討論出一個語言交換的方案，不過後來我們很少單獨見面，而每次的北車聚會，也總是不乏新面孔。
那是我第一次在北車大廳坐下來。
Yuni的工作相當繁重，每天得輪流打掃雇主及親戚家的3棟大房子，但她仍勤奮地利用假日去大學進修推廣部上中文課、採訪發稿給台灣本地的印尼文雜誌，偶爾也會去外地旅行。她在台北工作期間，已經一個人去過太魯閣、日月潭了──儘管為了工作，多半只能當日來回。
我書架上有一本由3位印尼看護出版的《女傭旅行者》（Babu Traveler），這本遊記沒有文青咖啡館、沒有網美早午餐，內容則是中正紀念堂、漁人碼頭、台中公園這些對一般台灣民眾來說可能不怎麼特別的景點。但這些地方，就是移工能當日往返的旅遊目的地。想想一個在台北工作的移工，在3年合約期間只能去101，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我跟Yuni的姊妹們也成為了要好的朋友。她們常在北車分享食物的同時，也分享彼此坎坷的情路。有時候某個姊妹會打扮得特別漂亮，說是要跟網友見面；有時候遇到了渣男，也會臨時起意要大家陪她去淡水看夕陽。這群雇主家分散在台北各處的女孩，始終把北車當作聚首的地方，從這裡展開她們的旅程、冒險，回到北車後，再重新出發。
帶著一袋書，我們開始經營「地板圖書館」
在「F24地板圖書館」正式面世以前，我跟當時的同事，已經幾次在北車大廳、站前廣場、宗教集會的市集等地嘗試擺書攤。2015年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我又帶著一袋印尼書去北車，那天北車大廳正在舉辦部落觀光展，因為空間有限，只能往兩側擠，當時我們倚靠的「F24」柱子，成為了地板圖書館的代名詞。
Yuni跟她的姊妹時常來幫忙，後來我找她們一起在北車帶導覽，從曾是金華百貨到微風進駐的大廳、印尼街的小吃店、家具店，到北車地下室那間狹窄得可悲的祈禱室。她們可是比多數台灣民眾還了解怎麼在這座擁擠、動線複雜的北車迷宮中穿梭。
地板圖書館開始規律擺設後的頭幾個月，常被民眾投訴，警察通常什麼也不問就要趕人，我們花了許多時間溝通，前提是在北車大廳打開裝滿書的行李箱是完全正當而不違法的，當然我也相信各家媒體的報導提供了背書。後來曾有位民眾一靠近書攤便是飆罵，內容大概就是佔據公共場所、破壞市容等，我記得很清楚的是，當時是警察合力架開這位失控民眾的。
我在高雄火車站推廣行動圖書館的經驗則不太順利。由留學生、移工組成的志工團成員多不諳中文，時常遭警察或保全驅趕，志工們為了避免麻煩，去年決議移駕到其他公園，放棄擺了3年書攤的高雄火車站。另外，像是台中東協廣場的禁坐令與密集的警力佈署，諸多針對性的現實，讓台北車站顯得格外「友善」。身為北車行動圖書館的發起者，我也希望北車的友善是真誠不假的，而且期待首都的友善，最終能感染其他縣市。
路邊的文學沙龍
在北車擺行動圖書館，其實是模仿印尼許多在公園、廣場、人行道上等公共空間擺設，提供書籍翻閱的書攤，有的來自某個公民團體，有的來自單純想跟大眾分享的個人。這種形式的書攤也常延展成文學討論會、讀詩會。席地而坐，也是再平凡不過的景色。
像雅加達藝術委員會（Dewan Kesenian Jakarta）這種首都層級、歷史悠久、且肩負著印尼藝術生產與推廣重任的藝文機關，在雅加達市中心有附屬經營的藝文園區「Taman Ismail Marzuki」（簡稱TIM），TIM也是舉辦各種全國性、國際性藝文活動的首選場館。每日黃昏至深夜，TIM的廣場上聚集著各種攤販，而在這裡席地而坐的則是各路來覓食、來談事情的藝文人士，除了交通便利，食物也便宜。我在雅加達時常跟朋友約在TIM的廣場上見面，這些朋友不乏撐起雅加達藝術場景的藝術家、編舞家、藝評等。但就算沒有特別約，也總是能在廣場上見到他們，這種感覺常讓我想起北車。
許多人說台北車站是國家的門面，不容許被這些「落後」的移工糟蹋。席地而坐的人「落後」嗎？因為他們席地而坐，就應該是「落後」的嗎？我曾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尋找我的印尼朋友們席地而坐的原因。多數人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就跟我們可能也無法回答為什麼台灣人的餐桌上要有三菜一湯一樣。
直到有一天，在北車，一位移工朋友告訴我，席地而坐給他一種平等的感覺，因為坐著的時候，沒有誰矮誰高的問題。席地而坐是身體經驗，是個人身體回應環境的表現，既然是文化養成，又怎麼能定義優劣？
人的出身各有不同，有高有低，席地而坐之於北車，是平等的練習題，所以後來我常會要求來北車做報告的學生，先坐下來再說。不坐下來，界線很難被打破。就像我看過這麼多在北車兼差，兜售電話卡的留學生，他們通常只是蹲在移工身邊處理手續。許多移工跟我抱怨，那就是看不起他們。
是移工，成就了台北「開放、多元、友善」的國際形象
北車禁坐的新聞一出來，意外也不意外。我訝異的是，台鐵居然在2012年北車紅龍事件的喧囂後，文化敏感度還是如此遲鈍。而在台北市政府從2016年起連續四年找移民、移工拍攝台北開齋節的宣傳影片後，因為新冠肺炎，祭出了如此威權的言論，一如戒嚴時代的套路，欲以禁令約束那些被認為不符秩序的人。雖說沒有永久的瘟疫，但在這場瘟疫中，平等似乎成為了可以捨棄的選項。
許多人看不慣移工在北車享受免費空調、wifi，不想花錢所以賴在那裡。北車能遮風避雨，但不代表冷氣也開得很強，夏天在北車擺書攤多是悶熱難耐的；北車公共的wifi時常連不上，而大部分印尼移工用的是母國與台灣本地電信業者合作的吃到飽網卡；再來是，北車的食物並不便宜，尤其在租金高昂的印尼街，一盤有菜有肉的自助餐常常是兩百元起跳。有些印尼小吃店，平日得兼做便當外送，來支應房租成本。
北車會成為印尼移工聚會的地方，就跟台北地下街鏡牆會變成學生練街舞的場所一樣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哪個團體創造了北車，也不是國家的恩賜。反倒是移工，成就了台北「開放、多元、友善」的國際形象，台北開齋節在2018年的廣告中說：「友善，讓我們更了解世界，也讓世界更接近我們」、2019年說：「不同的文化日常，帶來豐富的生活感動，因為友善，因為開放，這裡就是最友善、最精彩的城市」。與禁坐言論套疊在一起，不免讓人有種消費移工、消費多元文化的意味。
友善，好像只是握有權力的人說了算，這跟「我把你當人看」，有什麼差別呢？沒有對話，何來友善？每年開齋節，都有移工社團自組清潔隊，協助北車清潔工維護環境，有人看見他們嗎？在北車大廳聚餐的移工，多有默契地分一份餐食給街友，他們又有誰會四處宣揚自己很友善呢？
掌權者眼中的多元文化，向來不都是「需要的時候當你是一家人，不需要的時候最好安靜點」嗎？我們對公眾的想像如此扁平，對多元社會的期待只有秩序。難道這就是值得驕傲的台灣民主嗎？
禁令彰顯的偏見
雖然我還是常跟朋友約在北車見面，但我後來沒這麼喜歡去北車了。除了疲於應付越來越多被老師指派作業來北車跟移工交朋友的學生，過去幾年北車還出現了一大堆想把移工拉進下線的直銷團體。北車成為各種人來跟移工交換利益的角力場，這些利益包括成績、業績、也包括首善之都用來吸引商機的多元開放。
移工是人，今天就算北車永久禁坐了，移工還是會找到可以聚會的地方，整建中的高雄火車站就是實例。禁坐犧牲的將不只是對話的機會，也將更彰顯國家的偽善。然而即便禁令撤除，大眾對移工的偏見仍不可能隨之消弭。
北車對我個人而言，有什麼心得？第一，北車不是家，移工沒有義務成為你我的家人，更沒有義務因為在台灣工作就要愛台灣；再者，北車不是我也不是移工永久的靠岸，沒有人打算一輩子耗在這裡；最後，北車是我5年來，與上百位移工相遇、告別、與他們迎接新朋友、歡送舊朋友的地方，我們也常在這裡替朋友慶生，交換八卦，互相傾吐，並在肩並著肩，眼神相視，圍著食物席地而坐的時候，學習平等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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