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四位翻譯人員朗誦四首得獎作品，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一種語言一首。四位翻譯有點緊張，手持原稿，對著麥克風戰戰兢兢地唸。我閉上眼，試著感覺聽不懂的語言裡的韻律與情感。
這是2016年「台北外籍勞工詩影比賽」的決選評審會議。經過整個下午的討論，得獎作品出爐。最後這一輪詩歌朗讀，算是評審們先「聽」為快的紅利。
雖然是以文字作為載體，不過2001年起開辦的這個比賽，自始即以「台北，請聽我說（Taipei, listen to me!）」為號召。聲音來無影去無蹤，隨時可以嘎然而止，既直透人心，又藏著懸念。跳脫文字，用聽的，也許更能接近作者的初心。
諾貝爾文學獎等級的難題
舉辦一個以外文為主、而且是多種外文同場較勁的寫作獎項，最大的挑戰，就是穿透不同語言之間的屏幕。無論是台北市政府辦了十多年的「外籍勞工詩影比賽（從前只有詩和散文，今年加了攝影的獎項）」，或者是我們團隊自己辦了三屆的「移民工文學獎」，目前的程序，都是由參與者以母語投稿，請母語評審挑選入圍作品，再將入圍作品翻譯成中文，由「中文人」決選。
這樣的評選過程很有爭議。
意念從心底浮出，形成一串串上升氣泡般的話語，再凝結成文字安頓於紙面，原本就已是一段晦澀不明的腦內歷程。如今，作品還要藉由另一個人的腦子、翻譯為另一種文字、由不諳原文的評審來決定誰好誰壞，簡直是個不可能的任務。而且，這樣的評選公平嗎？
我們所籌辦移民工文學獎，也屢屢面對類似的質疑。然而，如果一定要在這個獎項裡容納多種語言，並且要讓這些異鄉人的看法與心情在中文社會裡被看見、被聽見，如此曲折的評選過程，似乎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只能苦笑：這樣的難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團同樣無法逃避吧！
多語之島的「國語」
不僅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要面對此一難題，其實，在傳說裡的巴別塔坍塌之後，人類社會就一直面臨這樣的挑戰。
以台灣為例，古早古早有著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不同部族原住民，彼此無論是要交易還是要交戰，都得摸索對方語言。
然後，說著不同語言、有著不同文化的漢人來了。壓縮了原住民生存空間的漢人，被原住民稱作「白浪」，很可能是「壞人」翻譯過來的稱呼。而漢人也不是只有一種，就像閩南、客家同屬漢人，卻不是那麼容易聽懂對方在說啥。
更不用說對當時的台灣來說，簡直像外星人一般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時至今日，雖然這批地球另一端的歐洲人早已遠離，不過他們的語言倒是在台灣留下不少「遺跡」。比如北部海邊的「三貂角」，並不是有三件貂皮大衣掛在海邊，而是來自西班牙文的Santiago。
還有被台灣爭相使用的「福爾摩沙（Formosa）」，我們對這個意為「美麗」的葡萄牙字眼滿意度爆表。不過用google查詢「formasa」，蹦出來的中文翻譯讓我啞然失笑，是「台塑」。殊不知，遨遊各大洋的葡萄牙水手幾乎把「Formosa」當成了口頭禪，結果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美麗所在，也就共用了這個名字。
後來還有一度致力於將台灣「皇民化」的日本帝國，他們沒能讓台灣島上的人都說日語，不過留下的日式字彙多得不勝枚舉。到了號稱承繼道統的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台灣的「國語」從日語換成了以北京話為基底的中文，但也沒能讓大家都練就一口「標準國語」。除了一起從海峽對岸過來的山東國語、四川國語、湖廣江浙國語之外，還衍生了分支：台灣（腔）國語、客家（腔）國語、原住民（腔）國語。
近20年來，分支更多了！當越南、印尼、泰國、柬埔寨、菲律賓的婚姻移民與移工到了台灣、說起「國語」，也不免融入原本的發音咬字或腔調，於是，「報紙」和「包子」混雜、「水餃」和「睡覺」難分。在我曾經任職的《四方報》，報社裡常常有東南亞各國的翻譯人員，彼此用越南腔、泰國腔、印尼腔、台灣腔的「國語」溝通，也頗有樂趣。
「標準」的「國語」很虛妄，一國限定一種國語很暴力，畢竟每個人都不同，每種文化都不同，讓「國語」有自己的腔調，也算是小小的撥亂反正。
在世界末日唱歌
將語言與旋律結合，就成了歌。村上春樹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裡，說了一個關於「歌」故事：
高牆裡的人被剝奪了影子、剝奪了記憶、剝奪了心、也徹底忘記了「歌」。男人初入高牆，失去影子，很不適應。
女人想幫忙，問他：「在你居住過的世界，如果心變僵硬的時候都做些什麼呢？」
男人想不起來。
兩人聊到女人已離開的母親。女人的母親曾經有「心」，所以行為舉止和高牆裡的其他人不太一樣。
「母親常常在家裡自言自語……嗯，好像有什麼很奇怪的腔調，把話拉長縮短的。簡直向被風吹著似的。忽而高亢忽而低沉……」
「是歌。」男人說。
「你也會說這樣的話嗎？」
「歌不是用說的，是用唱的。」
「你唱唱看吧。」女人說。
男人想唱，但是想不起任何一首曲子。
後來，男人覓得一台古老的手風琴。他彈著手風琴，想起《Danny boy》這首歌：
一想起歌名，接下來的旋律跟和弦就自然地從我的手指流出來。我試著彈了好幾次又好幾次。旋律滲透進我整個心，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身體每個角落僵硬的力量逐漸抒解放鬆了。好久沒聽見歌了，一聽到之後，我就可以深切地感覺到我的身體是如何在內心深處尋求著它。由於我失去歌實在太久了，因此甚至無法察覺我對它的飢渴。音樂使被漫長的冬天凍結僵硬起來的我的肌肉和心融解了，帶給我的眼睛溫暖而令人懷念的光。
當我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去KTV，發現自己已經不再像年少時那般渴求歌曲時，我想起村上春樹的這個故事。也在差不多在那個時間點，我和朋友們靠著各方協助，開辦了電視節目《唱四方》，讓異鄉人唱歌，讓台灣主流之外的語言與音樂出現在主流的電視媒體上。
相信歌曲是有力量的。我們帶著攝影機，邀請現場的東南亞移民移工在鏡頭前以母語唱歌。港邊、田間、車站、公園、餐廳、安養院、工業區，台灣各種東南亞移民移工聚集之處，都是KTV。
如果在台北，找印尼人要去台北車站，找菲律賓人要去中山北路、找越南人則可以去越南河粉店。
如果要找泰國人，除了去工業區之外，還可以去捷運工地。
有一回在捷運工地的宿舍錄影，剛剛下工、還穿著反光背心的泰國大叔拿起麥克風，唱起家鄉的歌。他兩眼緊閉，婉轉柔情地吟唱我聽不懂的泰國東北地區小調，在那個時刻，他黝黑面孔上一道一道深深的縐紋，彷彿成了一幅意境悠遠的山水畫。
阿屋拉的眾聲匯聚
「唱四方」團隊最常去的地方，是星期天的台北車站。因為每到星期天，這裡一定有印尼人，也常常能看到一群印尼朋友圍著一把吉他，唱著他們的歌。雖然後來「唱四方」經費用罄，不再出機錄影，不過，我現在有另一個理由繼續來到台北車站。
2016年一月起，每個星期天下午，我所屬的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會拖著一個裝了印尼書籍的透明行李箱，到台北車站大廳與眾人一塊兒席地而坐。行李箱打開，就是一個提供免費借閱書籍的地板圖書館，讓來到此地度過難得假日的印尼朋友，多一個閱讀的選擇。熟識的朋友會約在這裡碰面，路過的印尼人會蹲下來好奇詢問。
印尼朋友口中，「台北車站」的簡稱是「TMS （Taipei Main Station）」，六七層樓挑高的北車大廳，則是「阿屋拉（aula）」，意思是「大廳」。在週日的阿屋拉，說話聲、笑鬧聲、音樂聲、步伐的匆促、行李箱的滾動、電視牆的閃爍、播音系統的迴盪，交融成化不開的濃稠一片。而其中最通行的語言，是印尼語。如果你試著側耳傾聽，不時會聽到周遭的印尼朋友對著手機說：「……阿屋拉……阿屋拉……」
是的，他也許正對著電話另一頭的朋友說：「我在阿屋拉（台北車站大廳），快來這裡碰面唷！」
阿屋拉的地利之便，成了各種語言的最佳匯聚之地。不過在這兒說話頗為吃力。一是因為背景聲音太濃稠，講話必須拉高聲量，甚至貼著對方的耳朵。一是因為雙方未必使用同一種語言。
我學了好幾次印尼文，可惜資質駑鈍，只能撐一兩句。要是遇到在台灣家庭裡工作的印尼朋友，那沒問題，他們的中文通常很流利。但如果說話對象是在工廠工作的印尼朋友，就比較困難了，必須比手畫腳自行腦補對方的意思。有時候也講英文，能講英文的印尼朋友，英文通常比我好得多。
對於離鄉的人來說，脫口而出的母語是無法被剝奪的鄉愁，是看不見的一條線，緊緊牽繫家鄉的土地和親人。這也許才是他們必須前來阿屋拉的原因。
拿下耳機，聽四方之聲
2013年台北詩文比賽詩文組的第一名《海外歌唱》，有如下的句子：
……
海外有千百同胞
只能知道名字，而不能相見
就連他們的消息
也像在稻草堆裡尋找細針
但是他也藉著詩文給自己與大家打氣：
奮鬥總使信念逆轉
我們並不孤獨
靠自己當真正英雄
這20多來，數十萬在台灣生活、工作的東南亞人，已經形成各自的聚落。他們唱歌、說話、讚美、控訴，可惜在已然喧嘩的台灣主流裡，聲音顯得微弱。我們能否更開闊一些，同意不管什麼族群，只要與台灣（台北）相關的任何感情、記憶、文字、聲音，都是台灣（台北）的一部分？希望我們可以。
台北是四方之聲的匯聚之處。下回出門，別戴著耳機只聽自己想聽的，張開耳朵試試看，搜索一下周圍聽不懂、但是能讓你會心一笑的聲音。
（本文收錄於《耳朵的棲息與散步：記憶台北聲音風景》）
書名：《耳朵的棲息與散步：記憶台北聲音風景》
作者：李明璁 統籌策劃
出版：大塊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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