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UCLA大幅削減了英語系的經典作品必修課。這樣的發展看似不足為道，事實上並非如此。
直到2011年，UCLA英語系學生還必須修一門喬叟、兩門莎士比亞以及一門彌爾頓的課，這些是英語文學的基石。然而，在年輕教師抗議並控訴莎士比亞是「帝國」的一部分後，UCLA便捨棄這些課程，改而要求學生在以下4個領域課程修滿3門即可。4個領域課程分別是：性別、種族、族群、殘疾和性研究；帝國、跨國和後殖民研究；文學體裁研究、跨學科研究和批判理論；以及創意寫作。換句話說，UCLA現在對英語系學生是否讀過喬叟、彌爾頓或莎士比亞的作品，已正式表示無關緊要了。根據現行課程內容，他們一心想讓學生接觸到「性別、性別認同、種族和階級」等另類評估標準。
UCLA的舉動不啻代表了我們這時代的典型學術特徵：玻璃心、沉溺於受害者心態，以及下定決心要把過去複雜的情況降低至膚淺的身分認同和階級政治。當代學術界坐在整個審美奇蹟的文明之上，卻只想研究被性腺和黑色素簡化定義的壓迫，而且最好是自身經歷過的壓迫。如今系所的課程介紹只單調地談論群體的身分認同，UCLA的學生可以修讀以下課程：美國的女性有色人種、加勒比海的女性與性別、墨裔美國人女性主義、酷兒文學與文化研究，以及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
現今的教授聲稱對「差異」感興趣，或者使用更新的術語「異己」（alterity）；但這是一場騙局。當代學者無論研究什麼，都只求證實自己的世界觀和當下的政治需要。例如，2014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會議是美國文學（而非社會工作）教師的年度聚會，卻在會議中討論「體現、貧窮、氣候、行動主義、賠償，以及受到不平等統治的情況……以揭示脆弱的關鍵處，並評估改變的可能性。」
解放我的不是黑人政治作家，而是作曲家、小說家和詩人
事情並非總是如此。人文主義的傳統不是建立在垂影自憐上，而是建立在全心全力地接觸過去的大師和與過去的極大差異上。過去和現在之間持續而有品味的對話，成為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徵，促使諸如憲政政府的激進思想得以逐步發展，並催生出有如多音交響的混雜藝術和建築。大學的首要任務是要傳播昔日的知識，以及最終，成為新知識的搖籃。
相形之下，一名哥倫比亞的大學生卻因為大一核心課程必修莫札特而心生不滿。她碰巧是名黑人，但她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借用一個說法就是「 跨越性別、性別認同、種族和階級」。
「為什麼在音樂人文課必須聽莫札特的音樂？」她在討論課程時大聲抱怨，大衛．丹比（David Denby）在書中描述哥大的核心課程時，記錄了這件事。「我對核心課程的疑問是，它贊同了白人至上和種族主義的假設。因此，這是種族主義者的核心課程。這個莫札特、這個海頓，這些優越的白人是誰？這裡面沒提到女人，沒提到有色人種。」
儘管把所有的表現形式都歸結為性別或種族政治的荒謬遊戲在論及音樂時尤其可笑，但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指控卻荒唐地指向莫札特；也不想想莫札特在歌劇《後宮誘逃》（The Abduction from the Seraglio）中，讓穆斯林高級官員成為劇中唯一真正高尚的人物，而在《魔笛》中的大祭司薩拉斯托（Sarastro），則訴諸了普遍人性。
黑人作家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已預料到，當代多元文化主義者的自我定義和關注範圍會是膚淺的。艾里森年輕時在阿拉巴馬州梅肯縣（Macon County）讀過馬克思、佛洛伊德、艾略特、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和海明威，他說，這些書「即使有，也很少提到黑人」。但就因為這樣，才讓他「解開原本對人性可能會有的『種族分化』想法」。他說，他不是被理查．萊特（Richard Wright）這樣的黑人政治作家給解放，而是「被作曲家、小說家和詩人所解放，他們向我述說了更有趣、更自由的生活方式」。艾里森總結說，「貧困的想像力，才會認為自我瞭解只能透過其他黑人榜樣來進行。」
是他們的藝術才華，使我們得以進入與自己層次截然不同的世界
那種阻礙人發展的自憐心態現已跳出校園，進入藝術圈。歐洲和美國的藝術總監正強迫可憐又無設防的戲劇演出，來服務他們自己感興趣的話題。這些傲慢的舞台總監將現今狀況強行套入有百年歷史的作品中，迫使這些作品模仿當今文化菁英對政治和性的執迷。觀眾可以期待在舞台上看到很多裸露和淫褻場景，以及劇場內滑手機、啃漢堡及對美國資本主義挖苦貶抑的情節。莫札特劇中的貴族登徒子唐．喬萬尼，絕對是個無趣又毒品成癮的大老粗，在消費文化的垃圾中打滾，身旁盡是蕩婦、心理變態者和邋遢鬼。
官方對於這樣殘害作品的演出給出搪塞之詞，表示只有以現代外衣呈現並談論現代問題（不管多前後不一致），現代觀眾才會覺得「跟自己相關」。正如法蘭克福歌劇總監所宣稱的，大家不用關心韓德爾究竟想在他的戲劇中表達什麼，重要的是「我們關注什麼……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實際上，唯一重要的是韓德爾、莫札特和柴可夫斯基想要表達的東西。正是他們的藝術才華，使我們得以進入與自己層次截然不同的世界，擴大我們對身而為人的理解。修正主義的總監跟當代學者一樣，討厭所有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東西，例如貴族、富麗堂皇或貞潔，甚至會恬不知恥地重寫歌劇情節來消除這些內容。但是，在這個扭腰擺臀及酒醉約砲的時代，從戲劇中體驗一下文雅的道德規範，即使只有幾個小時，也有很多益處。在戲劇中，角色稍稍用手示意，或幾乎難以察覺地放低聲音，就能表達欲望。
至於視覺藝術，藝術家從熱心研究並模仿大師作品，學習到數百年的工藝。但情況再也不是這樣。今天的準藝術家只要上演大家心知肚明的自導自演秀，就可以享有藝術家身分。例如在倫敦一所藝術學校公開表演「破處」，或在舊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播放影片，使用水泥製的性暗示物。
一個人擁有的歷史知識越多，就等於多活了好幾千年
儘管人文主義精神在大學之外可以安穩地延續下去，但大學仍是其天然發源地，因此人文主義精神不該被流放至大學之外。我們給予教授們全世界最好的工作環境：他們不必為五斗米折腰，事實上他們每天徜徉在人類最崇高的作品中，還有薪水可以領。我們對他們的要求，只有要他們引導無知的大學生欣賞這些作品。
因此每年秋季開學，這些教授師或系所都應該堅定發聲、表達立場，跟學生說明這些是偉大的作品，而這是你吸收它們的最佳機會。這是古希臘悲劇詩人艾斯奇勒斯（Aeschylus），他那彷彿有催眠力量的合唱，證明了黑暗的力量令人不安，超乎人類所能理解。這是馬克．吐溫、哈布斯堡王朝維也納的璀璨文化遺產，以及巴哈的《馬太受難曲》。這是西方文明的重大事件，在不斷辯證的思想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不可思議的科學進步。
然而，教授們卻默不吭聲。這些享有特權的懦夫甚至無法鼓起勇氣，規定每位學生必須修習一定的課程，才算是完成學業。這還要說嗎？學生什麼都不會，這就是他們上大學的原因。他們當然瞭解的還不夠，沒能力選擇能提供他們文化基礎的課程。教授放棄學術責任後交出的成績單並不漂亮，因為上面全都是塞到爆的電影和影片課程。
難怪我們一直在聽到人文學科處於險境當中。哈佛大學後殖民研究最重要的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2013年一份聯合主持的哈佛大學報告中感嘆，最初想要主修人文學科的哈佛新生中，有57％的人後來改變了主修。為什麼會這樣？想像一下，巴巴教授對一名打算主修文學的學生問了以下問題：「 如果文本性（textuality）有問題的「封閉」（closure）質疑民族文化的總體化（totalization）……」 那麼， 那名學生會多快做出結論，覺得主修心理學更符合他的興趣？
不是的，人文學科存在的唯一正當理由是，它提供了浮士德出賣靈魂時想要得到的東西：知識。這是一種特殊的知識，涉及人類長久以來做的事及所創造的事物。美國開國元勳運用廣泛的歷史知識和對人性的適當觀點，構建出全世界最穩定、最自由的共和國。
事實上，學習人文學科本身就是它的目的。它讓人脫離狹窄瑣碎的自我，進入自己從未經歷過的微妙、寬廣心靈中，變得更加美好。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馬西里奧．菲奇諾（Marsilio Ficino）說，一個人擁有的歷史知識越多，就等於多活了好幾千年。或許還可以這麼說：一個人接觸多少文學、音樂、人文知識和藝術，等於經歷了多種不同的生活。這些表達形式讓我們看到並感受到我們原本不曾體驗的事物，例如19世紀俄羅斯的封建社會，或者田園詩裡清澈的小溪和長滿綠苔的樹蔭，或者蕭邦夜曲的柔情詩意。
歸根結底，我們得到藝術家和思想家極多恩惠，因為他們的作品徹底改變了我們。研究人文學科是我們對那些藝術家和思想家應有的愛護與責任。持續研究他們，既能讓古代大師持續活在大家的記憶裡，也擴展了我們的視野。對美感和高尚無感的學術自戀者，陷入多元化的幻想之中，對此卻一無所知。
好書推薦：
書名：美國多元假象：一味迎合種族和性別議題，使大學沉淪，並逐漸侵蝕我們的文化
作者：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
譯者：黃庭敏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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