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教小孩最有用？兒童實驗告訴你｜安德魯．雷伊（Andrew Leigh）／獨評讀好書

1967年，瓊．庫尼（Joan Cooney）開始策劃一個與眾不同的電視節目：讓充滿創意的構思者與兒童科學專家合作。在那個兒童都收看《樂一通》、《摩登原始人》等節目的年代，這個節目將會採用自己的教學課程。最特別的是，兒童電視工作室（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要使用證據來製作這個節目。庫尼說，將研究與電視製作結合的觀念在當時「無疑是離經叛道」。就這樣，一個由構思者與社會科學家組成的非正統團隊打造出了《芝麻街》。

開播的第一年，《芝麻街》在一項隨機試驗中接受評估；試驗將一個實驗組（受鼓勵收看這個節目的兒童）與一個普通的對照組進行比較。可惜的是，研究者當初並未想到節目會那麼受歡迎。全美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兒童每一集都收看，所以兩個組別的收視率差異不大。

於是研究者在隔年採用了不同的方式，集中研究只能透過有線電視收看《芝麻街》的城市，並且隨機提供有線電視服務給一群低收入戶，這些家庭的孩子受到鼓勵去看大鳥和牠的朋友。這一次，對照組（沒有收看《芝麻街》）與實驗組的收視率差異很大，他們詞彙能力的差異也很顯著。收看《芝麻街》的兒童，其認知技能相當於沒有收看該節目、而且比他們年長一歲的兒童。

《芝麻街》對兒童教育的貢獻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針對《芝麻街》所做的研究有一千個以上，許多研究結果也反饋在節目的發展中。在其中一項實驗裡，節目構思者想知道怎麼教導學齡前兒童他們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功能才是最理想的。兩群幼童分別被隨機指派觀看測試影片，一支影片的內容是高華跟一個名叫雀兒喜的小女孩互動，另一支則是艾蒙在〈蒙娜麗莎〉畫像上指出身體部位。後來進行測試時，被分配到觀看高華影片的幼童比觀看艾蒙影片的孩子更理解身體部位的功能。研究者推斷，〈蒙娜麗莎〉畫像做為教具太抽象了，幼童在同時有布偶與真人演員的影片中認識身體部位，效果才是最好的。

關於教導兒童有生命和無生命物體的概念，一項隨機研究指出學齡前兒童在節目中同時看到植物與動物時會顯得困惑。他們能理解雞為什麼與石頭不同，但是再加一棵樹就會太過混淆。測試過不同版本的「什麼是活的？」影片後，構思者移除了那棵樹，播出的影片只比較動物和無生命的物體。

還有一個問題是每一集應該教幾個字母。《芝麻街》構思者隨機指派學齡前兒童分別觀看介紹一個或兩個「今日字母」的單集節目，結果發現一次教兩個字母的效果並不好。後來被要求正確辨識字母時，一集學兩個字母的孩子認識其中一個字母的比例，比一集只學一個字母的孩子來得低。

研究結果甚至決定了哪些主題可以播出。一集關於商店老闆胡柏先生死去的試播顯示，本集節目讓兒童對死亡有了更好的認識，而且並未出現負面反應。然而一集關於史納菲先生父母離婚的試播則讓試看觀眾裡的部分兒童有了錯誤印象，以為雙親爭吵最後必定會導致離婚。《芝麻街》播出了關於死亡的那集，離婚那集則從未播過。

只要有足夠的教育資源，弱勢兒童一樣聰明有能力

值不值得提早投入幫助兒童的問題，與我們對兒童期的理解密不可分。的確，我們常把焦點放在幼童做不到的事情上。我們不經意地把兒童當成有缺陷的成人。我們認為雙親與教育者的角色就是糾正兒童的錯誤，讓他們不會遇到困難，並且幫助他們長成完美的大人。

心理學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則支持另一種看法。她說，如果一個家是一間公司，小孩就是研發部門，而大人則是製作與行銷部門。「他們〔小孩〕會想出一百萬個新點子，大多數都沒有用，而我們就把那三、四個好點子拿來加以實現。」從這個觀點來看，打造能讓孩子創意玩樂的環境對於確保人類物種的強盛至關重要。同樣的觀點也影響到我們如何看待來自弱勢背景的兒童，以及他們的人生機會是否已經注定了，抑或還有塑造空間。

1958年，另一名心理學家韋卡特（David Weikart）開始擔任密西根州伊普西蘭提市的特殊教育主任。當時學校實施種族隔離，城裡所有非裔美籍學生都上同一所小學──裴瑞小學。韋卡特注意到這所學校非常簡陋，校內沒有操場，只有一片長滿薊草的野地。許多非洲裔學生最後不是留級，就是進入特殊教育課程或輟學。

然而韋卡特針對這些問題對校長們提出口頭報告時，他們做出很有防禦性的反應。當他對校長施壓，要他們採取行動時，他們說自己無能為力。黑人學生天生就是那樣。於是韋卡特想到另一個解決方法：「我無法改變學校……那麼顯然就要從上學前做起。」

1962年，裴瑞學前計畫開始運作，招收3到4歲的幼童。有28個家庭表示想要讓家中的小孩入學。研究者從這些幼童裡選出13個進入幼兒園，另外15個則留下來擔任對照組。選擇方式是隨機的，其實就是透過擲硬幣決定。接下來的4年，實驗對象增加到123名幼童（58名入學，65人是對照組）。

曾經任教於裴瑞學期計畫的伊芙琳．摩爾（Evelyn Moore）還記得，這個計畫反駁了兒童智力無法改變、以及當地許多孩子「弱智」的普遍認知。她看到了差異──這些孩子知道棒球選手的名字。他們記得歌詞。而且，他們的雙親有了希望。

這個學前計畫的課程高度口語化。孩子們學習繪畫、編故事，以及完成難度逐漸升高的拼圖。老師問他們開放式問題，採用一種稱為「言語轟炸」的教學法。他們造訪農場、消防站與蘋果園，在蘋果園裡面摘蘋果、把蘋果煮成蘋果醬。過了數十年，其中一名參與者「大衛」還記得裴瑞學前計畫把教育融入日常經驗的情形：「就連遊戲時間似乎都帶有學習的成分。我現在知道那就是建立關係，跟別人一起玩遊戲，習慣跟別人互動。」

裴瑞學前計畫只持續2年，但是研究者在往後的數十年中追蹤參與者以及對照組成員的狀況。他們發現在兒童期，上過幼兒園的人智商測驗成績較好，但是這個效果會隨時間消失。到了青少年時期，他們開始注意到其他影響。上過幼兒園的人裡面有77％高中畢業，相較之下對照組的比例是60％。20幾歲時，上過幼兒園的人有車子、房子及穩定工作的機率較高，使用毒品與接受社會救濟的可能性較小。到了40歲，上過幼兒園的人有28％曾經入獄，而對照組的比例則是52％。

這個計畫最重要的經濟學分析估計，每在裴瑞學前計畫上面花費1美分，社會可以回收7到12美分。目前為止最大的利益來自犯罪率降低，這證明如果針對有一半入獄機率的人施以早期介入，可以改變參與者的人生，其成本對地方整體而言很合理。

拯救那些處於高風險中的孩子

韋卡特創立裴瑞學前計畫後過了半個世紀，一群研究者在墨爾本運用一種科學方法來瞭解如何為有風險的兒童設計有效的幼兒期計畫。「幼兒教育計畫」是澳洲第一項針對極度弱勢兒童的高品質學前教育所做的隨機試驗。

走進位於西海德堡的幼教中心，我立刻被那種家的感覺打動。那裡有柔和的燈光、地毯和長沙發。遊戲區看起來很清爽，籠子裡還有雞和天竺鼠。中心裡的教師散發出沉著與自信的氣息。他們大多具有10年以上的幼教經驗。對於最年幼的那群孩子，每個成人只需負責照顧3個幼童。

如同醫院的加護病房，這個中心的目標是修復創傷。濫用藥物、家庭失能等嚴重問題在進入中心的嬰兒與幼童生命中造成了一種「毒性壓力」的氛圍。一個四歲男孩「威爾」曾被兩家托育機構拒絕，因為他會咬人、罵髒話、吐口水、在遊戲室小便。威爾的母親經歷過3段暴力的感情，威爾自己也在3歲時遭到母親的伴侶性侵。他母親經常掌摑他、對他大吼大叫；他到現在還在穿尿布，因為他太害怕用馬桶。

繼續處於這種情況下，威爾極有可能會被送到兒福機構、仰賴社會福利金生活，或者入獄。在他一生中，他可能會極度窮困，也可能讓社會為他付出數萬澳元。不過，西海德堡幼教中心的收費也不低。高度勝任的教師、小團體與一個每天供應兩餐的廚房，都令威爾受惠。初期的跡象很理想：威爾被指派負責照顧雞和收取雞蛋。然而，我們唯有經過嚴謹分析才會知道威爾與其他孩童在幼教中心得到的益處，能否證明這筆花費是值得的。

和參與幼兒教育計畫的家長談話時，我對他們在隨機分派過程中感受到的緊張情緒印象深刻。一個母親告訴我，她是屏氣凝神地聽取從電話那頭傳來的消息。家長報名時都被告知，得到資格的機率是一半一半。對一些人而言，這就像買彩券，只是幼教中心名額有限，沒有被選中的家庭還是能使用一般托育服務。有一個研究者對我說：「50%的機率，還是優於許多家庭一生中在其他方面得到的機會。」

如果沒有隨機分派，必定會出現一種風險，即進入幼教中心的孩子，父母都是最有動機的那群，所以那些孩子可能無論如何都會發展出較好的結果。由於研究者確信他們的比較組很可靠，所以他們希望接下來50年對兩個組別都加以追蹤，以瞭解優良的幼教計畫是否真能改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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