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種語言的三代同堂，看見台灣近代史與國族認同的烙印｜新井一二三／獨評讀好書

生活在日本，很難想像父母、子女、孫子女的國語和母語各不相同，那種情況在20世紀的台灣確實發生。

事情緣起於中日甲午戰爭。明治維新經過20幾年，企圖躋身列強的新興日本和日暮西山的大清帝國為了爭奪朝鮮半島而戰，遠遠浮現在南海上的台灣卻遭到池魚之殃，被迫從清廷手中割讓給日本。

當時台灣的人們跟隨著先祖的傳承，彼此用互不相通的語言生活著。王朝時代的中國只有從中央派遣到各地赴任的官員基於工作需要必須說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官話，一般庶民只會說當地的語言。台灣也是同樣的狀況。

接受我採訪的友人家族早在清朝時代就由福建省遷居到台灣。當時台語被稱為閩南語，他們家說的則是閩南語中的漳州話。他的祖父在台灣成為日本的一部分時，就進入總督府為推廣日語而設立的國語學校就讀，畢業後任台灣兒童就讀的公學校（相當於小學）教師。之後和同校的女老師結婚，生育了12名子女。到了排行12的友人父親出生時，日本年號已改為昭和。對於日本的生活方式也習以為常，日語不但是國語，甚至也成了家庭裡的日常語言。

「所以我父親的母語一開始就是日語。雖然祖父母都是台灣人。據說鄉下老家書架上擺的是祖父母訂購的平價日本文學全集、世界文學全集。不管是家人們嘴裡哼的還是阿姨合唱的也都是日本流行歌曲，像是〈月夜下的沙漠〉。」

看來大正自由主義的摩登社會氛圍也來到了台灣地方都市。地方都市的學校老師屬於當地的知識階級。儘管在薪水等待遇上，和日本人教員享有的仍有明顯的差距，但他們一家人過著幾乎和日本人教員相同的生活方式，大概也有一部分能享受到身為中產階級的樂趣吧。然而這一切都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而全然改變。

「國語家庭」的戰時與戰後

從九一八事變（1931年）到盧溝橋事變（1937年），中國大陸戰火一發不可收拾。為了配合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蔓延步調，殖民地台灣也開始實施促進當地人民同化（日本化）的皇民化運動。

具體而言有：傳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遭到禁止，強制到神社參拜。勸導將姓名改為日本式姓名。鼓勵家庭內使用語言完全變更為日語。所有措施都是為了和當時的日本一樣，製造出為天皇而戰在所不惜的皇國臣民。

一旦被認證為家庭內只使用日語，就能獲頒一塊寫有「國語家庭」的木牌掛在門牌旁邊，可享有配給等方面的優惠。可是朋友忿忿不平表示：

「常常有人說我們家是受到食物吸引而成為『國語家庭』，但其實是家裡本來就只說日語，才不是投機看中配給條件開始的，應該說那只是以前生活方式的集大成結果吧。」

由於戰時友人的父親還是少年，沒有直接涉入戰爭，但因從出生起只聽說日語，生活在日本人較多的環境，讀的是日本人學校，似乎也深信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年紀再大一些、身為軍人或軍夫而上戰場的年輕人們，心情更是複雜。家中學業成績最優秀也長得最英俊的二伯，一向愛好文學，也志願和祖父母一樣擔任教職，但在內心煎熬下仍志願參軍，成為日軍少尉。

「經過幾十年後，我曾經問過二伯，為什麼一個難能可貴的文學青年會想成為日本軍人呢？結果二伯回答說『就是為了不想輸給日本人。要想贏過日本人就只能成為日本人。所以才一心想成為日本人』。可見得生於大日本帝國卻是二等國民的台灣人有多麼的不甘心。」

像這樣台灣人被捲入了日本的戰爭，必須和祖國的中國為敵。最後日本在被撲滅前無條件投降，根據同盟國英美中三國發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決定放棄包含台灣的所有海外領土。

突然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人們總是以後世的高度回顧歷史。所以今天任何人都知道日本統治台灣始於1895年，經過半個世紀後於1945年結束乃不爭的事實。可是生活在該時代的人們對於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結果、台灣的歸屬將產生如何變化，誰也無法料想得到。豈知因為日本的戰敗，讓好不容易當上日本人的自己又得面臨改為中國人的命運。

日本的「投降」帶來台灣的「光復」。究竟台灣人是戰勝還是打了敗仗呢？以日語接受教育，幾乎沒學過任何漢語知識的多數台灣人，似乎一時之間還無法進入狀況。由於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各都市遭到聯軍空襲，戰爭結束當然是大多數人的希望。可是考慮到決定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為正式的國際條約，堅信不移地認為台灣是日本永久領土的人們也不在少數。畢竟殖民地獨立成為世界潮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的事。

原本簽締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滿清政府於1911年被孫文發起的辛亥革命給推翻，翌年成立中華民國。中國經歷五四運動後才開始實施國語（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標準語）教育。不過當時的台灣已屬日本領土，台灣人沒有學習說中文的機會。一切近代化的洗禮都是在日本統治下以日語接受的。

台灣也有廣播昭和天皇親口宣布的終戰詔書。翌月來自中國大陸準備接收台灣的部隊一登陸，人們立刻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表示歡迎。但因登陸時國民黨軍隊的模樣十分狼狽，讓當地民眾感到衝擊的傳言至今仍時有聽聞。相反地，也有證詞說國民黨士兵們對台灣社會的清潔、有秩序留下驚奇的印象。

日本人遣返後留下的職缺和住家，陸續被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民黨相關人士接收。看在來自中國的外省人眼中，日本放棄的台灣是他們的戰利品，所以可隨他們高興瓜分。根據某作家的說法，以國民黨官僚身分登陸台灣的親戚在路上看到喜歡的住家便將名片貼在大門上，那就是接收的意思。看到為所欲為的外省人，台灣本省人知道在新祖國中華民國的台灣省裡，自己再度被打上二等國民的烙印。

朋友說：「祖父花了一生成為日本人。長年任職公學校成為教務主任，最後當到副校長。然而戰後國民黨從中國進來後，卻因不會說中文的理由遭到左遷。」

從小以日語為母語長大的朋友父親，戰爭結束當時是小學生。有一天突然校長換成外省人，教科書也改成中文，國籍也變成中華民國。

語言與認同的代溝

儘管朋友的父親國籍變成中華民國，國語變成了中文，但他和同世代的朋友之後仍繼續使用日語交談。小他3歲的母親戰爭結束時是小學低年級生，固然會說日語，但沒有父親那麼流暢。日本統治台灣50年之久，戰爭結束時對台灣人進行的同化已接近完成。儘管如此，日本撤退後始終持續說日語也只限於1920年代到1930年代前半出生的世代而已。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身為第一位本省籍總統的李登輝。

如今已年過80的父親，最大興趣是閱讀日文警察小說。「聽力越來越差，不管是台語還是國語都聽不清楚了，奇妙的是只有日語還聽得懂。」

1960年代出生的友人對祖母而言，只因是心愛么兒的長子，所以從小到大寵愛有加，備受弟妹們的嫉妒。「從小是祖母教我台語和日語，所以我的母語是台語和日語。開始使用中文是在讀小學以後。」

當時一個班級有50名學童，其中外省人只有5、6人，大多是公務員和警察的小孩，住在日本時代的公家宿舍或駐在所。雖然上課期間使用中文，在學校裡也禁止講日語和台語，但放學後孩子們的世界則是充斥著摻雜日語的台語。

「像是撲克牌的名稱、朋友之間的綽號等還是用日語說，如今回想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說的是日語。儘管日本人已不在台灣了，毋庸置疑日語文化直到1960年代仍然是台灣文化的一環。」

祖母直到過世前都持續用片假名寫日記。朋友從小在那樣的家庭中接受充滿關愛的教育，但是到了小學升上中學時，受到國民黨主導的「黨國教育」感化，便開始確信「中國人應該說中文」。

「那是洗腦教育的結果，為了將台灣人同化成中國人。我是優等生，自然十分想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我又是班級幹部，既然校規禁止說方言，一旦發現有同學說台語就會出聲制止，罰他們在胸口別上『我不說方言』的牌子。有時還會罰錢。結果我太自以為是，居然在家中對父親說了那句讓我永生追悔的話。」

說到這裡，朋友突然止不住嗚咽而沉默。不久才又難掩寂寥地接著說下去：

「我居然說出『不要說方言，身為中國人就要說中文』。結果父親以平靜的口氣回應『我以出生為台灣人而驕傲』。」

戰爭的結果，曾經是國與國之間的領土轉移。看在那些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眼中，則是統治者、居上位的人改變了。新統治者的語言被強制當成國語，過去使用的語言遭到禁止，讓人們個個都承受了莫大的痛苦。日治時代長大的台灣人由於只受過日語教育，要他們改用中文便帶來許多困擾。經過好幾十年書寫能力僅限於日文的人仍屢見不鮮，而他們的子孫輩也只能心情複雜地看待此一事實。

對於從小就接受國民黨政府「黨國教育」的年輕世代而言，其實很難理解父母為何終身守著日本文化不肯放手。就算長年一起生活，彼此說的話南轅北轍，收到來信也不完全看懂。那是語言問題，是文化問題，是時代問題，也是政治問題。語言不同阻礙了親子交流。那種試圖理解卻茫然無措的表情，我也曾多次親眼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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