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臺灣有個講臺語的電影盛世｜黃秀如／獨評讀好書

致亨第一次到訪，應該是4年前的這個時節，當時坐在左岸隔壁的同學衛城剛出版了若凡的碩士論文《成為他自己》。把具有潛質的碩士論文慢慢打磨，讓研究者的企圖透過出書的形式被看見，是衛城當時正在發展的一條路線。負責致亨的責編是電影咖意寧，她說因為我是國內第一個把臺語片研究寫成論文的人，所以她要致亨來跟我拜碼頭（嗯，這算是某種歷史地位嗎？）致亨非常有禮貌地對著我點頭，送我一本裝訂精美的論文，說請我指教。

我低頭一看，題目是《重寫臺語電影史：黑白底片、彩色技術轉型和黨國文化治理》。黑白底片是電影產業的物質基礎，黨國文化是電影產業的上層結構，這個故事要怎麼講，才能從小見大，呈現臺語片在發展過程中，既受限於物質條件的不足，又受制於意識形態的操控呢？這位解嚴後才出生的年輕人，有辦法欣賞從現在的眼光看來會被說成是「粗製濫造」的老電影嗎？他會怎麼爬梳過去針對臺語片所寫的文獻，又會對前幾代的我們提出什麼樣的批判呢？我感到手裡那本論文的重量，一方面對年輕人有志研究臺灣史萌生敬意，一方面對自己當年倉促寫就的論文心虛無比。

時間刷地過去。衛城的同學們改披春山戰袍已經一年。前些日子莊小瑞在臉書上敲我，說致亨的書要出版了，新書名為《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希望我幫他寫推薦序。從編輯的角度來看，這個新書書名取得好哇，拋棄了硬邦邦的學術語言，改為訴求讀者對臺語片、臺灣電影、臺灣史的好奇心與認同感。一想到我的名字即將留在一本嚴肅出版社所出版的關於臺語片研究的嚴肅出版品書頁上，而不是連同我的碩士論文被埋藏在臺大研究生圖書館的某個角落，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莊小瑞。

我們這一代失去身分的「臺語人」

結果比我想的還要美妙。原本論文是圍繞著底片進口限制了臺語片轉型為彩色這個主題，簡單說，臺語片＝黑白、國語片＝彩色這樣的對比，不只是新開發的彩色底片價格昂貴、進口手續繁複，以致民間的臺語片根本比不上背後有公營片廠支持的國語片，再加上政府以日片配額鼓勵放映國語片，於是臺語片逐漸在大銀幕上「被消失」了。可喜的是，到了成書的階段，這本論文竟然搖身一變，成為一部透過臺語片的身世來確立臺語（臺灣）認同的故事。

致亨提到自己從小跟阿公阿嬤一起看午間的臺語綜藝節目《天天開心》，卻直到大四才看了人生的第一部臺語片，言下之意似乎認為自己對臺語片幾乎一無所知是不行的。但是40幾年前，像我這樣在天龍國長大、深受黨國教育薰陶的五年級生，有很多人在很小的時候就失去「臺語人」身分了。我們在內心深處擔心自己不經意流露出來的臺語腔，會成為老師和同學訕笑的對象。不只是害怕被罰站、罰錢、罰抄寫，也是害怕不講國語、講不好國語，往後的人生就會變成黑白的。

國語政策開始在我身上發揮效用的時候，臺語片已經走下坡了，我連有臺語片這件事也不復記憶。直到上大學之後，第一次在南昌公園聽到黨外的政見發表會。本來應該是臺語人的我，可能有一半的字彙都聽不懂，還要高雄來的同學翻譯給我聽。我同學那「簡直不可思議」的表情，到現在仍然像個槌子那樣不時敲打著我。那種不適感，就是致亨所說的，在故鄉的異鄉人。

這或許也是我無法認真念研究所的心理因素。西方政治思想也好，中國政治思想也好，救不了活在80年代後半的政治所研究生。我跑去立法院當助理，又轉去《首都早報》跑選舉新聞，見證了520農民運動、民進黨地方包圍中央、鄭南榕自焚、詹益樺自焚、89年中正廟的聲援六四以及90年的野百合、「幹！反對軍人干政」，直到覺得自己盲目丟出去的愛臺熱情非得像鉛球那樣掉在某個地方為止。那裡，就是臺語片研究小組。

讓國語片把臺語片打趴的黨國體制

我的臺語不行，而且在進入這個小組之前，也沒看過任何一部臺語片。我每每在訪談老影人時必須臺語轉國語，不然就問不下去；當老影人眉飛色舞臺語暨日語雙聲道全開，我也常常招架不住，必須請他重講（或翻譯）。老實說，小組的夥伴們跟我大概是半斤八兩。這些在臺語片全盛時期名利雙收、人人尊稱為「先生」的創作者，等到我們進行訪談的1990年，早已沉默多年。我們這群連臺語都講不好的年輕人，對臺語片的荊棘之路完全沒有體會，如果不是老前輩們耐著性子，對著錄音機和攝影機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和臺語片的故事說出來，也不會有現在被納入臺灣史研究一環的臺語片研究。

臺語片小組一年的工作成果，後來就成為我的碩士論文《臺語片的興衰起落》最重要的依據。我自知那本論文不是我一個人悶在研究室裡寫成的，那是在井迎瑞館長和李泳泉老師的領頭下，黃庭輔扛著攝影機，帶著薛惠玲、吳俊輝、林文珮、石婉舜、黃書倩、蔡菁菁和我這群小毛頭，用一年的時間所跑出來的訪談寫成的。接下來的幾年，臺語片研究小組經常被讚譽對挖掘、保存臺灣電影史有功，但我認為（我想我的夥伴也會同意），其實是臺語片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從那之後，欣賞臺語片、修復臺語片、尋找臺語片、把臺語片放在更大的電影史甚至更大的臺灣史脈絡來看，儼然成為一項值得投入的工作。但我後來放棄走電影研究這條路，改到出版界工作，就慢慢地沒在注意臺語片研究的發展，直到《毋甘願的電影史》出現。這本書不只是一部涵蓋編、導、演、技術、製片、發行、映演等各環節的臺語片通史，同時也討論到給予臺語片養分的新劇與歌仔戲，臺語片的競爭對手國語片，以及透過國語政策、公營片廠、輔導、配額、補貼、電檢等官方工具，讓國語片把臺語片打趴的黨國體制。

即使面臨挨打的局面，臺語片也曾有過無限風光的年度盛事：1957年由《徵信新聞》主辦的「第一屆臺語片影展」，以及1965年由《臺灣日報》主辦的「國產臺語影片展覽」，這兩個臺灣史上僅有的臺語片影展，在當年受到矚目的程度絕不下於後來由新聞局主辦的「國片」金馬獎。有人說，2019年的金馬獎因為香港的反送中與臺灣大選將屆，使得每年都來、每屆都大有斬獲的中國出品或合拍片拒絕前來，因而星光黯淡。事後發現，在中國因素退去之後，我們自己的陽光還挺燦爛的。

值得一提的是，致亨並沒有從1955年的第一部臺語片《六才子西廂記》講起，他也沒有在1981年最後一部臺語片《陳三五娘》時打住，他從一開始提起，到最後作結的電影，都是把背景設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悲情城市》（1989），全片除少數日語、廣東話、上海話、北京話之外，幾乎都講臺語──讓本來講什麼話的角色就講他會講的話。囿於篇幅，致亨沒辦法多討論對我們這一代失語的臺灣觀影人真正造成震撼的「臺灣新電影」，沒關係，我期待他下一本書就寫這個。

找回童年的語言

最後，講一段當年電資館（今國家電影中心）進行臺語片露天放映的小故事。放映的片目是《康丁遊臺北》（1969），放映地點是北美館的戶外廣場。我當時坐在觀眾之間，想知道這麼老的電影，又是講臺語的，觀眾會不會接受度不高？當銀幕上出現農村來的青年康丁與盲女雪英在河邊互訴衷情的那一段，不少年長的觀眾開始交頭接耳，試圖確認那一條河就是北美館旁邊的基隆河。我身旁坐著一對母女，和我年齡相仿的媽媽，正小聲地操著比我好太多的臺語，跟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解釋劇情。雖然已經是20幾年前的事，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的自己感動地偷偷拭淚，慶幸露天放映只能在黑夜裡。

（作者為左岸文化總編輯、第一代「臺語片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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