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400年來，我所任職的哈佛大學一直以美國超一流大學的地位累積著美名。然而回首過去幾年，哈佛卻都在忙著把這份無形資產一筆筆花掉。多起臭名昭著的取消行為與言論審查事件，造成外界對高等教育機構的信任度大跌。
由此，我與百餘名同事共同於2023年初，新成立了哈佛大學的學術自由委員會（Council on Academic Freedom）。當時哈佛還沒有在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對248所大學的言論自由排名中吊車尾。在該排名裡，哈佛在滿分100中的得分為0分──原本甚至連0分都不到，所幸後來成績有灌水（我是基金會的顧問，但未插手排名）。
哈佛校長蓋伊失言外，更深層的校園危機
2023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在一宗指控哈佛歧視亞裔美籍申請者的案件中裁定哈佛敗訴。同年10月，在哈瑪斯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的大屠殺之後，34個自稱為「哈佛學院巴勒斯坦團結委員會」（Harvard College Palestine Solidarity Committee）的學生組織將這場屠殺「完全」歸咎於受害者所屬的政府。哈佛的新任校長克勞汀．蓋伊（Claudine Gay）發表了一份措詞收斂、試圖兩面討好的聲明。雖然此時輿論一片譁然，連「哈佛的反應駭人聽聞」與「哈佛是美國之恥」等新聞頭條都冒了出來，但她還是接連發了第二份、第三份聲明，但都沒有扭轉哈佛裡外不是人的狀態。
如果說2023年稱得上多事之秋，那麼其收尾就是那年12月，蓋伊在那場創下美國國會史上收視紀錄的炎上聽證會。被問起學生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大學政策，她無意間給出了一個巴特列特語錄等級的回應：「不一定，這要看狀況。」她的其他回應也沒好到哪裡，一概都讓人感覺在迴避問題、套用公式、有律師下過指導棋。
眾怒一時間白熱化。哈佛成了個用錯代名詞就可以送去絞殺，但呼籲復刻大屠殺有沒有問題要看狀況的地方。蓋伊不僅有來自政壇保守派的口誅筆伐，甚至連自由派的校友、捐款人與校內老師，乃至於整片光譜上的名嘴、某白宮發言人，以及美國的「第二先生」，都有志一同地罵了起來。要求她去職的請願在國會、社群平台X，以及哈佛社群的不同分眾間瘋傳，甚至有某預測市場貼出1賠1.2的低賠率賭她會在2023年被炒魷魚（最終她於2024年1月請辭）。
我並不認為解雇蓋伊是對這場亂象的適當回應。在種族滅絕問題上進退失據者，並非只有蓋伊一人，而是還有另外兩位一流大學校長──麻省理工學院（我老東家）的莎莉．科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伊莉莎白．麥吉爾（Elizabeth Magill），其中後者在作證後遞出辭呈──而這就意味著蓋伊有問題的表現只是層面之一，其背後還有著美國大學圈內更深層的弊病。
國會的質詢往往更像是電視直播的伏擊，事實是蓋伊在跨進那條火線之前，早已被腐敗的校園政策掏空了數十年，這樣的她自然毫無招架之力。在那段廣為流傳的交鋒中，紐約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艾莉絲．史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問了蓋伊「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哈佛關於霸凌與騷擾的規定」。
蓋伊並沒有按字面去理解這個問題，而是將之解讀為那些曾把「將人民起義全球化」或「從河流到海洋」這類口號拿在手上揮舞的哈佛學生，是否可以依據哈佛的校規追究責任。須知在很多人的認知中，這些口號就是在號召實質上的種族滅絕。這些過於簡化的口號固然令人反感，但光看這寥寥幾個字，你很難斬釘截鐵地認定他們就是在呼籲種族滅絕。因此即便某所大學有這個機制可以將直接訴求種族滅絕視為一種騷擾而加以懲處，你也很難苛求校方不追究學生的責任，畢竟這樣的解讀超譯了他們本來的意圖。
一所致力於學術自由的大學，也不能禁絕一切主張政治暴力的呼聲。因為此令一出，你就必須要懲處，比方說，那些明知會導致成千上萬平民的死亡，卻仍支持以色列入侵加薩的學生。因此蓋伊其實沒有說錯。按照哈佛對於騷擾與霸凌的相關規定，只要學生沒有跨越恐嚇、人身威脅或直接煽動暴力的那條線，那他們的那些政治口號確實無法可罰。
對於史蒂芬尼克一再追問：「妳對那些在校園騷擾猶太人的學生採取了什麼行動？」蓋伊仍舊給出了正確的答案，那就是她只能先靜候調查完成，而那之前她做不了什麼。哈佛的正義不該草率如《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紅心皇后那般，否則豈不成了未審先判。
蓋伊證詞真正的問題，在於她無法清楚且有力地援引這些原則，因為這些原則要麼從未被哈佛明確採納，要麼（如史蒂芬尼克不留情地指出）曾被赤裸裸違反。哈佛迫害過那些說性別只有兩種的學者，或是在最高法院的審議中簽下法庭意見書，支持保守立場之人。有些學生僅因在青少年時期的社群媒體上使用過種族歧視的垃圾話，遭到眼紅的同儕揭發，就被哈佛撤回了他們的錄取資格。哈佛被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評出的負分，呼應的是其對其他政治不正確之的微小過失，是如何地嚴懲不貸。
因此當這位哈佛校長突然表現得像一位經過重生，對言論自由寸步不讓的絕對主義者，在那兒誓死捍衛她所不認同的種族滅絕者與其言論自由時，旁觀者只會感覺分外的虛偽，而這已經是比較客氣的說法了。
重建大學公信力，守住言論自由的 5 條底線
這場風波過後，一所當代大學最自然的防衛機制，就是擴大遭禁言論的範疇去納入反猶太主義（乃至於天經地義該禁止的仇恨伊斯蘭的言論）。我只能說這錯得可以。過往那段人會因言獲罪的歷史，正是大學校長的公信力會自始不斷式微的原因，而承諾要對此變本加厲，顯然也無法挽救麥吉爾的烏紗帽於萬一。
這些令人厭惡的可悲言論被反駁屬於應該，但被入罪則不然。將仇恨言論定義為非法，只會導致學生把任何他們不想聽到的話語，都一概名之為「仇恨言論」。送分題如禁止呼籲種族滅絕，都可能讓你在想不到的地方吃鱉。跨性別運動者會聲稱反對跨性別女性參與女子體育賽事，無異於倡議種族滅絕；而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則可能拿著雞毛當令箭，喊著種族滅絕阻擋以色列官員在校園裡發言。
各大學若想在其原則的固守上站得住腳，就必須針對自己一手造成的傷害，啟動長期性的修復計畫，而為此他們必須守住5條底線：
1. 言論自由。大學應該制定清晰可見的學術自由政策。該政策的起點可以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須知該修正案不僅約束力及於公立大學，並在數十年間臻於完善，已發展出諸多經過審慎考量後劃設的例外。這些例外主要有勒索、賄賂、誹謗與威脅等本質上就是透過言語實施的犯罪，外加煽動急性非法行動。美國憲法也允許對意見表達的時間、地點與方式進行限制。第一修正案的存在並不等於誰都可以在半夜3點的住宅區裡開著擴音卡車，在那裡肆意播放刺耳的宣傳，或是把演講用的「肥皂箱」擺在車來車往的高速公路中央。
大學既是以研究與教育為己任的機構，他們自然有權基於此一使命，對言論施加必要的控管。具體來講，這些控管會體現為品質與相關性的標準：身為哈佛老師也不等於你可以想教什麼就教什麼，就像在《波士頓環球報》當記者也不能想登什麼就登什麼。再就是保持校內環境在一個有利於學習的狀態，也是言論控管的一個目標。校方儘管不該因為學生舉個牌子就出手懲罰，但若論及不讓某個團體將校園牆面用作政治看板，或是不讓同學每天上學都得穿過一群大呼小叫讓人心生畏懼的人群，那校方確實手握公益的正當性。
2. 機構的中立性。大學不需要有外交政策，也不需要對當代的爭議與事件發表官方立場。大學是論壇，而不是某個辯士。大學一旦公開表態，只會導致兩種結果，要麼它會把話塞進可以自己說話的師生嘴裡，要麼它會有失公平地讓教師與其雇主形成對立。如果是個別系所採取立場時，那就更糟糕了，因為那會讓異議學生與對學生手握生殺大權的教師之間橫亙起利益衝突。
2023年秋的事件也顯示大學的公開聲明往往會導致齟齬與失焦。話只要說出去，就一定會有某群人覺得校方的話說得不夠軟、不夠硬、不夠早，或不夠正確。隨之而來的道歉與反覆不僅有損校譽，同時對其治校的任務也是一種干擾。由此把機構的中立性政策講明對大學管理者而言，將會是一大福音。這類政策並不妨礙學校高層對直接影響校務的議題發言，這一點與其他機構並無二致。
3. 非暴力。在某些同學的眼中，正當的政治表達形式包括不擇手段去干擾他人發言，包括以音量淹沒講者的聲音、用布幕遮擋觀眾視線、阻斷大眾通行、以大聲公複誦口號並硬闖講堂、將行政人員逐出辦公室並占領建物，或是以逼近身體的方式對其他同學施壓。
大學不應縱容破壞公物、非法侵入和勒索等行為。言論自由並不包括「鬧場者的否決權」（heckler’s veto），即以叫囂鬧場的方式阻止他人發言。這些耍流氓的奧步同樣違背了大學最深刻的核心價值，亦即相對於訴諸暴力，我們應該透過理性的論述與說服去傳遞觀點。此外這類行為也進一步毀損了機構（學校）的名譽：家長與納稅人會質疑他們何以要當這個冤大頭，何以高昂學費換來的是自家子弟在這兒聆聽其他同學的政治宣傳，而不是向教授學習數學與歷史。
4. 觀點的多元性。大學已然成為智識與政治上的單一文化。哈佛大學文理學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中有77%的教授自認是自由派，保守派不到3%。不少大學課程已遭極端意識形態壟斷，像是有陰謀論認為舉世的各種問題，其背後的始作俑者皆為一個由白人異性戀男性構成的殖民壓迫階級（橫行在大學校園中那令人頭皮發麻的反猶主義，正是源於這樣一種推論，殊不知這群人認為以色列人，乃至於支持以色列的猶太人，都屬於這個陰謀論的一部分）。思想地貌上有廣大的區域已然淪為了無人可踏足的禁區，等待著非主流想法的不外乎三樣東西，那就是誤解、憤怒跟審查。
有些政策在人員的雇用與晉升上，依循的是以同儕評價打底的「老師們說了算」，而這會帶來一種風險，那就是教條的固化。這些政策的本意或許是要保護各系所免於外部干預，但誰也說不準這些政策，最終會不會演變成由臭氣相投的自己人所構建的網絡，相互在聲望上吹捧拉抬。
大學應該提供誘因，讓各系所著手促進意識形態的多元，並讓他們願意將學程鬆綁，由外界檢查看看其內容正不正常。
5. 削權DEI。學術自由（更不用說常識）受到的眾多襲擊，來自一個正迅速如日中天的官僚體系。該體系自詡多元、平等與共融包容，卻在實際上落實了意見的統一、受害者群體的分級，以及對想法不羈者的排擠。這些官員能三兩下就獲得任命，往往是得益於學院院長在某種失言或引發公憤後給出的彌補。上任後的這些官員在那兒偷偷摸摸實施的政策，要麼從未經過師資審議的把關，要麼並沒有校方高層願意為其負責。
有個不堪聞問的例子，是新生訓練裡為了嚇唬同學而舉出五花八門的例子（像是問人「你老家在哪兒？」），然後跟他們說你會在哪些方面涉及種族歧視。還有一個例子是要應聘者發表強制性的多元性聲明，藉此從下一個世代的學者中清洗掉所有覺醒程度未達鐵桿意識形態之人或不擅長說謊的人。而由於在菁英大學中，大剌剌的公開偏見其實相當罕見，因此那些職責所在要根除這類案例的校務人員，就會在誘因驅動下去琢磨自己的「羅夏式」解讀能力，藉此來辨識出日益細微的所謂「系統性」或「隱性」偏見。
大學理應去遏制DEI官僚的氾濫成災，讓他們的政策被攤在陽光下受檢，並廢除他們那些無法開誠布公自圓其說的措施。
即便讓言論自由、機構中立、非暴力、多元觀點，以及削權DEI這幾大底線「五」管齊下，我們也無法期待大學院校能藥到病除。但這是扭轉其公信力持續下探的必要之舉，並且也強過「炒掉教練（校長）」或「讓他們在自己挖的坑裡愈陷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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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
作者：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
譯者：鄭煥昇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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