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中國女學生蔣雨融的致詞帶來一片爭議。她以「我們共同的人性」為題，分享自己在國際校園中觀察到的文化差異，呼籲大家即使身處不同的政治環境，也應該努力理解彼此，然而也有許多人批評她是「中國權貴二代」，並質疑哈佛讓她代表致詞背後的政治意涵。
在台灣，哈佛大學一向是美式菁英的象徵。台灣人崇拜美國的民主文化、也包括美國教育，然而我們是否真的能夠看懂美國菁英學府中的階級？川普第二任以來對美國高教祭出的一系列打擊措施，又是從何而起？《獨立評論@聽天下》第89集邀請身為哈佛校友的美國杜克大學亞太中心主任周成蔭，為我們解讀川普2.0下的美國高教。
川普打壓美國菁英高教
在哈佛就讀的大學生常開玩笑說：我們從來不承認自己在哈佛，只會說「我在波士頓附近讀大學」。或許是因為我們一方面以哈佛為榮，另一方面卻又覺得大家一聽到哈佛，就會把你定型成某種權貴子弟之類的角色，，或對你的智商或能力期待過高。或許跟台灣一向對台大高材生的想像有點類似吧！
川普第二任針對哈佛等高教學府的一系列政策與管制，我認為的確是對美國菁英高等教育刻意的打壓，會讓我聯想到美國麥卡錫時代、或中國五七幹校反右年代，甚至文化大革命那段歷史。
毛澤東在50年代末，先對很多長期幹部，包括公務員、大學教授等進行了一輪清算。因為他認為中國之所以無法持續真正的革命，就是因為有太多這些社會地位已經穩固的菁英分子。所以儘管這批人可能也信仰社會主義、也認同新中國，他還是認為必須把這群人拉下來。到了60年代，又出現更極端的文化大革命。當然，中國和美國的歷史是不一樣的，但美國當前諸多狀況，的確讓我想到之前的影子。當你想鞏固一個愈來愈極權的社會，就需要先讓這些不聽話的知識份子消音。所以，川普的第二任向菁英學院開刀，並不意外。
不過這也不僅僅是美國的內部問題，而是成為國際共有困境。因為這些菁英學府不只是美國的菁英學府，也同時是全世界的菁英學府。哈佛大學公布統計，有高達25%的學生是國際生。我看到台灣部分人對川普「整」哈佛的評論，讓我很驚訝，因為其實台灣人在哈佛國際生中的比例是相當高的。但某些人對哈佛受到打壓仍表示幸災樂禍，覺得那只是學校跟中共走得太近，或哈佛的教授和學生太「左」，或哈佛收了太多像蔣雨融這類中國權貴學生。我認為這種反應是認知上有錯誤，或許沒有理解到美國當前「教育文革」的背景和歷史。（註：節目錄製後，2025年9月下旬川政府突然宣布新H-1B簽證政策，把高度知識外籍專業人員的申請費提高到10萬美元一年，立即造成國際生更大的不穩定感與焦慮。）
哈佛的學生組成，是一段演變的歷史
哈佛曾經也不是「哈佛」。這是一所一直在演變的學校。開玩笑地說，哈佛是晚明創校的，建立在1636年。你可以想像，從晚明一直到當代，經歷了多少歷史、政治、文化變遷。它從一間只收男性──不用說，當然是白人男性──的新英格蘭地區神學院學校，演變成一間國際學生佔4分之1的世界品牌學府。這之間經歷了幾個重要的蛻變階段。
1870年，美國內戰後經歷了經濟蕭條，股市大崩盤，當時的高教界才發現，原來這間美國最老學校訓練出來的所謂白手套（white glove）紳士學生，其實都不了解經濟，不會炒股，讓大家破產。當時很多社會領導人士開始自我檢討，哈佛也是：怎樣才能重整教育？1870年的美國人，就跟今天一樣的在討論大學生該學什麼新科技。當時的新科技就是電報。當美國西部、南部有工廠倒閉，只看報紙的人是不知道的，可是能收電報的就能迅速獲得最新資訊，從而進行股市操作。所以，當時哈佛大學開始考慮，入學標準是否需要調整？學校可以如何招生，找到適合的人來培育成跟得上時代科技與潮流的人才？考試就這樣應運而生。
結果，光靠考試又出現問題了，因為校方發現數學最好的都不是原先的學生，而是住在如紐約、芝加哥大都會等城市的新移民子弟。哈佛原本就是個為權貴和新英格蘭家族子弟而設的地方學院，突然發現校園竟然因新興入學考試制度放寬了之前的潛規則門檻，出現不少東歐人、猶太人、新移民。入學申請函這個制度因此出現，也同時設置了一些新的條款，比如說申請者要有「領導能力」（leadership）、要參與各種課外活動。這些我們現在很熟悉的要求，都是那時創下的新規範。另一種新入學門檻就是校友面試，確保這些新申請來的人跟舊有的是「同一派人」（one of us）。
在這過程中，可以說哈佛的確吸收了一些新秀，或許不是WASP（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白種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但都是數學很好，可以輕易學習經濟學、微積分、會計學、理工科。但哈佛同時也要維護自己原來給新英格蘭家族與權貴子弟的名額空間，確保這個品牌的第一遊戲規則就是只有特定的少數人可以拿到哈佛文憑。畢竟如果大家都可以參加俱樂部當會員，那這俱樂部就失去品牌魅力（brand exclusivity）了。
在二戰後，菁英學府又出現和之前不同的新衝擊。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194）讓從歐洲、亞太戰地打仗回來的年輕白人（少數民族軍人未獲得同等福利）進大學念書。他們大多是來自美國中南部農村的小夥子，從來不屬於也沒見識過東岸菁英社會，但經歷戰爭和海外的閱歷後，開始有了想要繼續求學的渴望。政府撥出全額獎學金讓這批年輕退伍軍人去念任何大學。所以當時，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哈佛等老牌長春藤校園又突然出現了一批新面孔。雖然同是所謂的「白人」，可是身分階級和「正牌」哈佛人其實是大大懸殊的。這批新人進入校園之後的10年、20年，就是1960年代中期，美國的移民法令開放，讓全世界各地有資金或文化資本的人能夠到美國念書。台灣早年赴美留學的人多半屬於這個時代。這些從世界各個角落進入菁英學府的國際學生，再次讓校園內的學生成分起了變化。
1970至80年代，篩選入學的方式基本已經定型：考試成績加上申請函，還有高中時期參與優秀的課外活動，就有機會擠進這些菁英學府。這段時期入學的人，我們比較熟知的有兩個例子，就是美國兩位前總統，柯林頓（喬治敦本科，耶魯法學院）和歐巴馬（哥倫比亞本科，哈佛法學院）。柯林頓是阿肯色州小鎮上窮人家的孩子，歐巴馬則是來自夏威夷中產階級單親媽媽的孩子，但兩人都可以憑自己的才智進入這些學校，也因此一步登天改變人生機遇。
我入學哈佛時已經是80年代末期。我在台灣長大，高中出國插班就讀一所很普通的美國公立高中，是當時俗稱的「小留學生」。成績不錯，也有參與課外活動，但我不是什麼特別突出的曠世奇才，只是個用功、有自信的好學生，個性也外向活潑，常常代表學校學區參加作文、演講、知識競賽等等。我申請5所大學（當時我們也只會申請5所）都錄取了。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哈佛面試校友跟我暢談了3個小時，我也就選擇了哈佛。這一小段自傳並不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所以來說我有多厲害，恰恰相反，是要強調那時高等教育的門還滿寬的，只要書念得不錯，有些野心、競爭力，就可以去申請最好的學校。我很多同是X世代念好大學的同學朋友都有相同的經歷，覺得當年入學就是這種感覺，和現在我們自己大多是Z世代的孩子們所面對的申請過程截然不同。相比之下，當年留在台灣的同學那時聯考能考進台大，或許更困難吧。
在我目前任教的杜克大學，還有另外一個大家比較熟知的成功人士，就是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他1970年代申請杜克的時候，自認當時是個小屁孩，有些小聰明可是沒什麼志向，家裡也沒有人曾經上過大學，爸爸是位小鎮上的郵差。但他卻成功被錄取，在杜克念書時才開竅，變得認真，開啟他的金融事業，最後創立了全球私募股群投資公司凱雷集團（The Carlyle Group），在金融界大放異彩。成為億萬富翁的他，對母校和栽培他的高教體制非常心存感激，不僅捐給母校杜克大學巨款資金蓋圖書館、藝術廳，並成立多項獎學金，也慷慨捐贈給美國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Congress）和美國南部諸多學府。我曾和他在杜克校友會一場活動同台討論。他當然是我們學校大咖中的大咖，校長站在一旁也眼睛閃閃發光。可是他開場時卻很謙虛的說：「我很有自知之明，現在的杜克我可是進不來的。」雖然他可以說是「美國夢」的最佳體現，可是在當前的美國菁英學府入學制度下，已經很難想像能有第二個能像他這樣糊裡糊塗混進「 菁英學府」的人。
既前衛又保守的菁英思維
我強烈意識到，90年讀哈佛的我這一代，就是見證了哈佛某種形象的轉捩點。2025年保守派對美國多元性的焦慮，其實是早就潛伏於30年前我們這個世代所開啟的轉型。杜克、哈佛這類學校都有「Old Harvard」、「New Harvard」一說，時間分界線就是1990年後。當時，愈來愈多和以往老校友不同樣貌的學生出現。
念書時，我常為哈佛每年各個班次舉辦的同學會打工、做接待。在1990年代，我接觸到的回校校友，都是帶著太太小孩的老（白）男，畢竟哈佛是到70年代才收女學生。那些校友多半人都很好，也很富裕，會給我們這些打工的年輕學生很多小費。但也有老校友會帶著質疑的眼光看我，「哦，你也在這裡唸書啊？」因為我是亞洲女性。對那些校友來說，他們會直覺懷疑：「你和我都是哈佛人嗎？」言下之意是我們怎麼可能屬於同一個俱樂部呢？當然，那大多是年紀較大的校友，但這樣的想法是真實存在的。
可以想像，川普如果回去參加他的賓州大學（U Penn）同學會，大概也會看著那些不是白人的年輕學生，質疑「你是怎麼擠進來的？」美國現在主流右派論述就是覺得如果你不是白人、不是男人，那就一定是靠什麼DEI旁門左道進來的。這當然相當荒謬，可是卻居然被政府上升成一種國家政策，不能不讓人覺得恐怖與氣餒。
哈佛是一個最象徵性、又最不象徵性的學府。哈佛有很多弊病，它雖然有一些前衛的理念，但多方面其實非常保守。我念書時，因為熱愛人文，選了很多藝術史、文學史、歷史的課。但念別科系的同學選同樣的課，常常動機是不一樣的。他們並不想念研究所，也不想做學問。他們只需要有足夠的知識，在紐約或華府參加雞尾酒會時能辨識牆上掛的畫是誰的、品酒要怎麼品，擁有恰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所說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就好。你在哈佛真正學到的，就是怎麼成為菁英社會的一份子，在美國上等社會俱樂部裡不會顯得格格不入。18歲一進學校我就強烈意識到這一點：我正被規訓成為一個可以融入美國上流社會場合的人。10年後讀完博士回哈佛任教，我還曾經幫學校募款，和很多捐款人打交道，他們也很期待你顯示你的「文化」。我覺得哈佛成功規訓了歷屆俱樂部成員，但那種所謂的文化其實是膚淺的，只是一種遊戲潛規則。在哈佛任教時間越長，我就對這種「菁英文化教育」更有所抗拒。
大一時，有人曾經和我說：進了哈佛，全世界的人都覺得你很聰明，但同時你卻發覺你其實一點都不聰明。我想這種自傲和自卑是很多哈佛學生共有的一種特質。很多常春藤院校都是這樣。入學後你擁有了這個菁英頭銜，但你自己也知道天外有天。
走過菁英人生，反思人類真正需要的溫暖底蘊
哈佛同一屆的同學每5年一會。有人說：畢業後第一次回校參加5年同學宴會真正目的是來找對象的，我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當時彼此搭上線結婚。10年、15年、20年同學會，都是來炫耀我太太多美、我先生多會賺錢、我的小孩唸書唸得多厲害；之後25年、30年的聚會就變得比較真誠溫暖，因為大家都意識到我們從這刻開始就是共同面臨死亡。這次有位同學就開玩笑說：畢業後5年那次我來參加是來約砲的（hook up），這次來參加是求人介紹專科醫師（hook me up with a specialist）！確實如此。這次同學會，大家都好像在談病痛，交換病情。
一生中，5年是不長不短的間隔。每5年一會，你發覺你在跟這些人同步長大、同步老去。這就是觸動讓人參加同學會的恐怖動力吧。哈佛每一屆大學生大約1,500至1,600人，我們這一屆竟然有44人已經離世了。當然有些人是20幾歲就過世了（有一位同學是畢業旅行在亞洲騎機車車禍逝世，唉），但近1、2年就有10多人過世，我們也為此在同學會的歡樂行程中安排了一場追思會。死亡是殘酷的，不分貴賤，也無所預料。我這一屆有亞馬遜的CEO Andy Jassy，我們都在開玩笑：你曾想像那個大一跟我們一起喝得爛醉的人，現在是亞馬遜的老闆嗎？另一位則是剛去世的Susan Wojcicki，她生前是YouTube的CEO。在追思會上我們聊起Susan，她的一位好朋友說：雖然Susan可以算是是一個商界大人物，但你真正想起她時，想到的是她這個人與她的熱情，而不是她領導YouTube或她的諸多事業成績。我覺得這是真的。或許到了一個年紀，人生的定義不見得是你賺了多少錢、事業做得多大，而是別的，更微小的人與事。
追思會會上我們緬懷的另一位同學是我的摯友Kate，也是我同窗4年的室友。她來自新罕布夏的世家，媽媽家是建New Hampshire州的大家族, 在他們老家鎮上，幾乎每隔一條街就是以他們姓氏命名的建築物。但Kate人非常樸素，或許是因為她媽媽當年離經叛道的嫁給了一位愛爾蘭水手，也就是Kate的父親（93歲還健在，每早在海裡游泳！），所以她也一生與海、與船有淵源。她念哈佛時，總會跑到波士頓碼頭打工，畢業後也做過多年的航海新聞記者。婚後她和先生兩人自己建了一艘船，開船帶探險家、科學家，從阿根廷到南極、從阿拉斯加到北極，兩個小孩就在船上長大，在船上自學。Kate找不到不以宗教為主的自學教材，所以她乾脆自己編寫了一本教科書。一手調教的兩個女兒，一個從達特茅斯學院畢業，另一個從耶魯畢業、兩人都非常優秀。然而她40歲就罹患癌症，2年前在小女兒大四時過世。
她生命的最後幾年，我一直在想，我在哈佛、史丹佛，杜克這些菁英學府教菁英學生，我提供的這些人文教育，究竟給這些學生帶來什麼？我的這個好朋友，即使癌症復發做化療時，同時還在學韓文。我問她病得這麼重，為什麼還要費力氣背生字？她笑著說，難道那要等死嗎？還不如學些韓劇上聽到的詞彙。過世前6週，她和先生搬回新罕布夏老家，卻還在用遠距視訊繼續指導阿拉斯加當地高中生如何填大學入學申請函。她從40歲罹患乳癌到55歲過世期間，鑽研與嘗試過各種實驗療法。我們和她說她當初應該主修醫學，不是學歷史，但她說：學歷史，讀人文科的收穫，就是學會如何辨別是非，辨別可信與不可信的研究，可以去跟醫生做深入討論，甚至知道如何鼓勵醫生用她作實驗。Kate的人文教育給予她一輩子對知識的無盡好奇心，和擁有想幫助他人的動力，或許也讓她的生命延長了很多年。她過世後我才知道，她在阿拉斯加用自己的切身經歷，為很多罹癌但沒有醫療保險的原住民和少數民族女性作義工，幫她們和保險公司交涉付費，和醫院爭取最好的治療方案。
疫情期間，有2年時間我都在製作一個線上讀書會podcast，定期每週用英文和聽眾談《紅樓夢》。Kate也時時會出現在線上。 每次我看到她的Zoom小方塊冒出來，都很驚喜，因為我知道她癌症又復發了，也開始做化療，問她怎麼會有興致來聽我們談紅樓夢？Kate則說：她認為科學或醫療或許讓人可以生存，但是人文讓人能活著。這些被別人認為次要的、不賺錢的，沒生產力的事情，卻是給她帶來生命力的重要事物。所以即使是清晨6點從阿拉斯加的船上，她也要上線來跟我們討論寶玉黛玉。聽她解釋後我真的非常感動。我做了一輩子老師，但真正的人文教育不是只是讓一些人或許可以去念研究所或升教授，或是能在富翁雞尾酒會上曬文化，而是讓人在自己最脆弱、最悲傷、身體不聽使喚的時候，能有活下去的動力。
Kate在世的最後一個季節，正是2年前的初秋。她說她這一生過得多彩多姿，足夠了。唯一的遺憾就是等不到小女兒春天在耶魯將要完成的海洋生物研究成果發表。小女兒回答她：「You are my thesis, mom. 」媽媽就是我的論文。媽媽是海洋。
這就是人文精神。別的都不重要。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5853
